第二，减负提质，重构“在地化”社区工作队伍。重构社区工作队伍必须嵌入到城乡基层中来。杜赞奇认为19世纪末政府对农村基层的赋税征收和政治统治是通过“双重经纪”来实现的，一方面是从赋税征收中收取一定浮收和佣金的“赢利型经纪”，另一方面是“赢利型经纪”相对应的“保护型经纪”，它是由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作为掠夺者的赢利型经纪打交道。如果国家政权向农村下沉过多，正式官僚机构对农村地方精英破坏严重，摊派摊款征收过头，“在地化”的保护型经纪人就会蜕变消失，赢利型经纪人就会大行其道。当前社区干部越来越正规化和行政化，部分程度上与基层群众的距离有所疏远；加之上级布置的各项考核达标任务过重，客观上引起和社区干部的职业倦怠情绪和内卷化倾向。因此，重构一支素质优良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必须坚持减负提质，坚持“在地化”和“保护型”培育模式。这就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社区减负，建立城乡社区权责清单和基层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要把村（居）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居委会等干部队伍抓好抓实，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知心人和暖心人的作用。

第三，增效联动，重塑“信息化”社区治理新格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是引导社会变迁的两大动力，并且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相互影响和促进，每一次生产关系的巨大飞跃，都和生产力的发展或重大技术创新有关。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融合，互促发展，我们要善于利用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先机，用信息化改造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社区干部从繁重的统计报表任务中解脱出来，通过联动增效重塑社区治理新格局。这就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切实帮基层组织和干部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成效；要让城乡基层治理联动起来，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向农村延伸和衔接。

（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9FKSB04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