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发展，“于变局中开新局”成为破局的关键一招，要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推动形成“以我为主”新发展格局，就要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推动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的高水平平衡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创新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党中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世界发展大势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才能抓住机遇，战胜挑战，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立足本国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势在必行。目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5G等技术的出现和使用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本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成果改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形成依靠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格局，这既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为世界共同发展创造新机遇。

第二，经济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重塑经济全球化新动力势在必行。随着冷战结束，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并达到了高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得以形成，世界贸易的增速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也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逆全球化沉渣泛起，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兴风作浪，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安全，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的产物，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是动力必须转换。

第三，西方国家整体陷入经济持续停滞状态。进入20世纪，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五六十年代的发展黄金期后，从70年代开始整体滑向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的轨道。西方发达经济体整体性陷入发展持续停滞状态，严重恶化了国际循环的质量和环境，导致传统国际大循环停顿或失灵。

第四，美国的霸权地位日渐式微。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经历了500多年的发展历史，英国、美国等相继成为世界霸权国家。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逐步走向衰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现在的美国经济增速低迷、两极分化加剧，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

第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势在必行。2018年，以汇率法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约为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约为80%。以目前增长速度，这些国家十年后的经济总量将达世界总量一半。根据联合国数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约100亿，其中85亿将来自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经济实力提升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却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由少数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各国要求全球治理民主化呼声不断高涨，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第六，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势在必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一些国家借口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和实现经济复苏，提出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以政府提供资金补偿的方式帮助制造业回流，个别国家利用极限施压手段打压别国，甚至以全面脱钩相威胁，这些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威胁。我国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经济增长实现由负转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提振信心。

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其主要特征如下：

科技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创新引领增长动能快速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升至第17位，中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这表明，积极贯彻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培育产业竞争力，我国正一步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目标迈进，新产业快速涌现，新动能加快成长，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及由此形成的新动能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形成世界最大规模制造业体系。我国实体经济具有强大支撑，经济韧性好。判断经济状况要看大趋势，而决定经济大势的基础性因素是产业结构形态。与西方国家相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215亿美元。同期，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692亿美元。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是美国的6.04倍。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4倍。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占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这是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之所在。

形成富有独特制度优势的发展模式。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取决于是否拥有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私人资本的垄断权力过度膨胀，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政治分化，经济停滞，发展失去方向。我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既能够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首创精神，释放经济活力和创新潜力，又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伟大创举，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优点的有机结合，具有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能力，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发挥了保驾护航作用。

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调整发展战略势在必行。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大大减弱；土地、水、电、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攀升，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空间越来越小。要素价格低廉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的不可持续性使我国经济风险不断加大，要求我国必须尽快转变发展思路，调整发展战略，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我为主”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

在新的世界发展大趋势和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背景下，以融入、跟随、追赶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格局已难以为继，构建以引领、创新、超越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

第一，强化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经济体系韧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根本的是要抢占科技创新高地，建立创新驱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新机制。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国就不可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依靠引进外国技术实现发展，短期看不失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捷径，但从长期看只会使我们与国外的技术差距越拉越大，始终难以超越，会将我们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竞争力低下。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第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根本任务来抓。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就必须摆脱以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轨道为主要特征的旧发展格局，建立以超越西方发展模式和西方主导的国际循环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意味着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避免经济虚拟化，大力提升经济竞争力，是实现超越的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形成新动能。

第三，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不断畅通流通渠道。交换和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建立高质量的国内流通体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第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收入是内需的基础，扩大内需，必须增加收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在建设增进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逐步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下功夫。

第五，提升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更好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环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着力扩大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质量，加快消费升级。目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2020年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100%；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到2030年，我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达到16%，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我国拥有中等收入群体4亿多人口，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着力提升消费质量和消费水平，更好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

从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出发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格局的形态和样式在根本上取决于该发展格局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格局。西方国家的发展格局建立在私人垄断资本支配和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导致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经济和社会危机四伏；该格局延伸到国际上，便形成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的国际经济格局，相应地其国内矛盾延伸扩大到全球范围，造成国际垄断资本与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发展鸿沟和矛盾冲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旧的国际经济循环已经难以为继，严重制约世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这是确保新发展格局得以建立并行稳致远的根本制度保证。

第二，坚持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新发展格局归根结底是靠市场主体运行的，必须通过改革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努力激发市场活力。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好做实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等工作，在建设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或创造新产业链；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第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的高水平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要优化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使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平衡。为此，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安全，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创新力。我国用6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制造能力很强的制造业体系，但是我国制造业体系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挑战和风险，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势在必行。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产业链质量和效率，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为此，要加快最新科技的产业转化能力，大力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塑造产业体系新格局，产业竞争新优势；建立严格的产业保护体系；要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持续增强新能源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

第五，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循环为主，不是要搞闭关锁国，而是为了更好推动对外开放，畅通国际大循环。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是不可能终结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潮流，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时代世界发展潮流，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主动作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步骤，中国要以自身开放来促进世界各国相互开放、共同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推动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主动扩大进口，通过举办世界进口博览会形式扩大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力；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促进形成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

【参考文献】

①《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