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职业具有分布领域新兴产业化、工作内容数字化、工作标准专业化、从业者需求较大和年龄较轻等特点。新职业的不断涌现是社会消费新需求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大众化以及职业选择多元化三个要素叠加的结果，能够为新职业从业者、服务对象和社会创造增量价值。作为新兴事物，新职业的不断出现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一些挑战。因此，新职业的发展既需要规范和监管，也需要服务和赋能，还需要引导和自律，三管齐下，确保其始终聚焦社会价值的创造和实现。

【关键词】新职业 动力机制 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新职业是指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成熟的职业技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的职业。1999年，我国颁布了首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共收录了1838个职业。进入21世纪，为适应新职业不断出现和发展的新情况，我国于2015年修订并颁布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首次对127个绿色职业进行了标识。继新版职业分类大典颁布后，2019年4月、2020年2月、2020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3批共38个新职业。与传统职业相比，国家发布的新职业有什么特点？新职业集中涌现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是什么？新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如何？

新职业集中在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个领域，要求具备一定的数字化能力，“90后”“00后”是主流人群

通过对近两年国家发布的新职业类别（如图）进行整体观察和深入分析发现，新职业在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专业能力、工作关系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从岗位性质和行业分布来看，新职业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个领域。大致来说，新职业的类别呈现出三个1/3的分布特点。其中，1/3是与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工程技术类岗位，1/3是与互联网和信息化相关的数字化管理和服务类岗位，另外1/3是与健康养老咨询和服务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类岗位。

第二，从工作能力构成来看，大部分新职业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数字化能力。与传统职业相比，数字化能力是大多数新职业能力要素的基本构成（经过三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由过去的小众化、研究型转变为大众化、应用型）。不管是与区块链、物联网等相关的工程技术类岗位，还是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社群健康助理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等现代服务业类岗位，都或多或少需要一定的数字化能力。

第三，从工作产出来看，无形性的专业咨询服务成为新职业的普遍性工作内容。现代服务业类的新职业同样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如连锁经营管理师、健康照护师、呼吸治疗师、出生缺陷防控咨询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新职业，主要是向客户提供专业咨询和专业建议，供客户决策参考。这在客观上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由传统工业经济向智能制造、服务经济以及知识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第四，从工作联系来看，新职业越来越凸显“连接最后一公里”的特点。这种连接是指在人与机器、传统IT与影子IT、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商业与道德之间搭建的“最后一公里”的连接网络。其一方面体现为“硬”的物理连接，如区块链、物联网、互联网等行业的新职业，偏重从硬件上建立连接；另一方面表现为“软”的服务连接，如健康照护师、网约配送员等新职业，偏重于建立柔性连接。硬件的物理连接为柔性的服务连接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不仅帮助人们获得了专业产品和服务，也提升了人们的体验度和幸福感。

第五，从需求规模来看，新职业的未来市场需求非常大。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钉钉发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未来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预计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近150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近500万、无人机驾驶员近100万、电子竞技员近200万、电子竞技运营师近150万、农业经理人近150万、人工智能人才近500万、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近130万、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均达到125万、数字化管理师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才缺口近千万。

第六，从从业人群来看，“90后”“00后”是新职业的主流人群。在年龄维度上，“80后”“90后”是新职业的主力军，占比达83%。新职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全新职业，是指由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组织方式变革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性工作；另一类是更新职业，是指职业活动内容因科学技术更新和劳动组织方式变革而发生质的变化的社会群体性工作。新职业大部分是全新职业。一方面，“职业自由”成为年轻人追求的工作方式，其掌握多种职业技能，可以选择的职业超过两种以上，具有自主择业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职业不仅是谋生的重要手段，也逐渐成为体验不同生命历程和感受不同工作状态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全新职业的出现与“90后”“00后”“网生代”的成长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出生开始，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90后”“00后”都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新职业产生的动力机制可以归纳为社会消费新需求的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众化以及职业选择的多元化

新职业的产生是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市场规模的形成是推动新职业出现的两个关键要素。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新职业集中涌现的动力机制可以归纳为社会消费新需求的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众化以及职业选择的多元化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消费新需求的推动。新职业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社会有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也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切入点应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即推进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宏观层面的产业和企业改革，造就新行业、新业态；另一个是微观层面的人才支撑和保证，发展新就业、新职业。因此，供给侧改革落到基础层面就是要求实现新职业充分就业，新职业的集中涌现归根结底是源于对社会消费新需求的不断满足。

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市场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好生活需求亟待获得满足，更多的新职业将会诞生。这些形式各异的新职业，正在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新职业更加强调社会需求导向下的、社会分工细化下的专业能力，新职业的从业者不仅是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也扮演着咨询顾问、协助辅导等角色，需要提供相关服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具备与专业机构有效连接的特点，以便更及时、更精准地契合社会消费新需求的高质量发展趋势。

第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大众化。如果说新时代的社会消费新需求只是为新职业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则为新职业的出现提供了充分条件。职业是劳动分工的产物，新职业是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化服务，提高着人们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但只有劳动分工的细化并不必然带来新职业，只有社会需求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也就是细化的劳动分工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才能够支撑新的劳动分工的生产和自身再生产的成本，即两者叠加才会催生新职业。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之前，新职业的产生局限于特定的空间范围。一旦超过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的空间边界，劳动分工的细化和市场规模就无法达到平衡，新职业便很难出现。随着近些年互联网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有能够与他人建立便捷连接的移动互联能力，再加上高铁和物流等行业的大规模发展，劳动分工的细化逐渐跨越城市空间甚至国家边界，从而生成更为巨大的有效市场，形成巨大的市场规模，最终促使新职业不断出现。

第三，职业选择的多元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职业价值的认知和选择呈现出多元化趋势。“80后”之前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作为优先甚至唯一的选择，这固然有其他领域就业机会较少等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缘于职业和就业价值观具有唯一性。从“80后”到“90后”“00后”，人们关于职业价值的认知和选择越来越多元化，体制内就业只是新生代的一个选择。随着独生子女新生代的到来，多数青年人拥有父母一代以及祖父母一代的代际财富积累保障，因而职业选择更多是根根自己的兴趣，而越来越少考虑社会的评价以及别人的看法，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职业选择多元化以及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趋势，为人们特别是新生代选择和从事新职业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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