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舞剧《花界人间》从壮族“花”文化中提炼出舞剧立意与人物形象，从稻作文明中凝练出动作语汇与民族精神，以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广西文化符号构筑出古朴浪漫的舞台诗篇。文章以舞剧《花界人间》为例，探讨文化符号与舞剧的关系，分析文化符号在舞剧中的成因与条件，对舞剧中文化符号的舞台表达进行探索研究，总结文化符号在舞剧中的功能和意义。希望能够引发当下舞剧创作上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文化符号;广西舞剧创作研究;舞剧《花界人间》
一、符号与舞剧
（一）“符号”缘起
符号学的研究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模式、皮尔斯的逻辑-修辞学模式、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的设想、苏珊·朗格的“艺术意味”、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直到中国符号学学者赵毅衡认为“符号学即意义学”，强调符号必须有意义。符号学与艺术、语境及功能意义之间的研究愈加紧密。
（二）文化符号与舞剧的关系
文化符号学是对各种文化对象的符号学研究，社会文化中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和行为的现象都可以纳入这一研究范围内。[1]舞剧中的文化符号指能体现出文化特点的事物、形象及观念等要素，它是从自然环境、文化遗产、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中优化、汲取而成。地域环境是孵化文化符号的养料，历史是延续文化符号的纽带，前人所创造之物是文化符号的存在形式。舞剧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典型化提炼（typical refining）、抽象化（abstraction）和重构（restructure）进行舞台呈现。广西大型民族舞剧《花界人间》以花神信仰为题材，用多元的广西文化符号进行表意创作，用丰富的广西文化符号构造出蕴含独特的神话气息和东方意味的民族舞剧。剧中主题、情节、人物、动作及舞美道具都饱含广西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二、“花”——舞剧人物形象中广西壮族的花神信仰
舞蹈是以非自然语言为材料的第二语言。舞蹈语汇往往会打破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关系，表意过程超越了“所指之事物”直接指向“思想或提示”，使文化符号超越本身所隐喻的内容，从而包含无尽的意蕴。正如于平教授在《舞剧构思及其文学表达》一文中提出，舞剧构思的“基本要求”“故事要素和情节要素”“人物设定及其关系构成”“结构层次与结构骨架”以及“文学表达与场刊‘本事’”是舞剧文学台本写作的重要前提、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舞剧《花界人间》的四个主要人物借助壮族“花”文化符号确定了各自不同又相互映照的艺术形象，诠释了花神信仰这一舞剧的核心主题。
（一）生命轮回——姆六甲花园中“花界”与“人间”的转换
花神信仰是壮族的原始信仰。在壮族神话传说中始祖姆六甲由花所生，并由其创造出人类万物。舞剧抓住“花”这个重要意象，将花神姆六甲作为主要人物。舞剧中“花”文化不仅与个体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与形态密切对应，而且是生死转换的媒介。舞剧以姆六甲花园作为首尾相互映照，由“花幻化为人”开始，至“人回归于花”结束，创造出无限回旋的浪漫世界，体现了壮族人民生命轮回、流转不息的生命观和哲学观，隐喻着“花界”与“人间”的联结、生与死、人与花的周而复始。
（二）人之善——达棉与布壮的形象塑造
《南越笔记》云：“越人祈子，必于花王圣母，有祝词云：‘白花男，红花女’”。舞剧《花界人间》的故事就是由达棉（红花）与布壮（白花）从花婆姆六甲的花园走向“人间”的场景展开。舞剧借助神话中虚幻的形象，将其人格化，完成了艺术语境的建立并寄托了这个民族现实的理想和生命观。剧中达棉和布壮降临人间，隐喻了人间的“善”。故事围绕二人的人生经历展开，勤劳、朴实、虔诚的达棉和布壮真心相爱，一心向善，最终战胜困难与邪恶，得以在花界再次相遇。舞剧用动人的爱情故事充分诠释了壮族人民善良的品性以及“花即是人，人即是花”的花神信仰。
（三）人之欲望——天坑蜘蛛形象中的隐喻
在故事中，反面人物的塑造，是一条最重要而又最不被理解的定理。主人公及其故事的智慧魅力和情感魄力，必须与对抗力量相适应。[2]舞剧中塑造地界蜘蛛这一艺术形象的幻象作为善的反向，隐喻了善恶本源的哲学思考。首先，天坑蜘蛛的幽暗神秘与人间热烈欢畅的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在采药舞段，蜘蛛伪装成一朵盛开的花诱惑并咬伤达棉，以致达棉意识紊乱，进而出现在祭祀中的莲花灯舞环节，控制达棉并扰乱仪式，使达棉被众人视为不祥。最后，一向柔弱的达棉为了拯救乡亲和心爱的布壮，勇敢地战胜了蜘蛛，而布壮最终也选择陪伴达棉重回花界。蜘蛛作为“善”的反面符号，发展了舞剧的情节转折，为剧情带来冲突，完成了完整的壮族花信仰的构建与认同，即花人合一的生命观。
三、“万物有灵”——舞剧动作语汇中广西壮族的自然崇拜
广西民间民俗舞蹈动作语汇充满原始意味及巫傩风格。舞剧《花界人间》以越文化符号和楚文化符号将情節结构分为上下两个篇章，第一篇章是壮族稻作文明下的壮族民族民间舞蹈语汇（打谷舞段、打榔舞段、采花舞段），第二篇章为广西各少数民族祭祀仪式中的舞蹈语汇（壮族师公舞、毛南傩舞、京族莲花灯舞）。
（一）稻作文化符号中敬畏生命的舞台表达
在历史长期演化过程中，壮族逐渐形成并确立了最具民族代表性的文化体系，即以“那[nuo]”文化为特征的稻作文明。舞剧第一篇章以欢快热烈的打谷舞段将观者从“花界”拉进“人间”。稻作民族敬畏生命、热爱生活的浓烈情怀在空中飞舞的稻谷中油然而生。接下来的壮族打榔舞段，作为稻作文化符号的劳作工具化身为舞者手中的长杵，整个舞段是对劳作动作和劳作过程的模拟。打榔舞段没有音乐伴奏，由舞者边击打道具边舞而形成特有的古朴的节奏型及粗犷的动作。舞段充分展现了“那”文化习俗下的劳动与生活气息，体现了壮族人民顺应自然的稻作文化信仰。女子采花舞段则以壮族舞蹈动律为基础，展现出壮族女人活泼单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至此达棉与蜘蛛两个人物形象形成强烈反差，预示舞剧情节将发生重大转变。
（二）楚文化符号中巫的舞台表达
舞剧第二篇章中铜鼓、师公舞、傩舞、莲花灯舞都是广西文化中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符号。壮族师公舞文化起源于壮族先民的巫术信仰，在发展中吸收和整合了中原汉族古巫傩、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因子和儒家的孝道观念。[3]舞剧祭祀舞段由师公主持，师公舞语汇以广西左江花山壁画中具有浓烈的蛙崇拜象征意味的“蛙形”元素为基础。祭祀目的是祈求五风十雨，稻谷丰收。随后出现的傩舞舞段中七位舞者所戴的傩面是毛南族具有代表性的祭祀文化符号，傩面不仅在仪式中作为师公与“神”沟通的桥梁，而且在生活中成为族人怀念祖先、敬畏神明的精神载体。舞剧通过七位傩面师公起伏碎步、吸腿跳蹲、绕手朝拜、跳小步和剧烈粗狂的胯部摆动等具有生殖崇拜的巫术意味的仪式动作，表达族人对生育与生命渴望。
（三）莲文化符号中儒道的舞台表达
改编于京族宗教舞蹈天灯舞的莲花灯舞段，兼有儒道思想的色彩。首先，在道教中，莲花与神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莲花是道教求道升仙，获得永生的标志符号。其次，莲花是重要的佛教概念。达棉手持莲花再次印证达棉是姆六甲善良淳朴的“红花”形象。最后，莲花是光明的象征，是代表光明的文化符号。笔者认为舞剧中“莲花”符号有两层“明”之意，其一为驱逐黑暗，敬畏神灵及祖先之生命之光（如丧葬儀式中的天灯舞），体现了族人对神灵的崇敬，以及敬畏生命的民族精神。其二为内心光明，如王阳明所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舞剧中天灯舞的动作语汇虽发生变化，但流转于舞者双手之间的莲花灯，其“明”的深层内涵与蜘蛛的幽暗形成鲜明对比，舞剧的矛盾冲突也就此正式展开。
四、“为善去恶”——舞剧意境中人性本初的符号象征
（一）花瓣形棱镜符号的舞台呈现
关于决定符号意义的各种因素，语境可能是最重要的。语境，就是符号的使用环境，有的符号学家称为“情景”。[4]在舞剧开场姆六甲花园场景中，舞台上空的棱镜成花瓣形并与姆六甲花园的“万花”相映。笔者认为棱镜符号在剧中塑造了三层意境：第一层为花界虚幻浪漫的生命意境想象。此意境为花界的基调;第二层为“褪去浮华”“不染尘世”的花界本质体现，众人在花园完成“回归花界”与“走向人间”的身份转化;第三层为生命之镜，镜子“照见”了众人生命历程中的所作所为，最终通过镜中所记录的言行判断善恶。此层意境正与舞剧“为善去恶”的主题不约而合。
（二）铜鼓符号的舞台呈现
在稻作文明之下，壮族形成了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体系。舞剧中，铜鼓作为祭祀仪式中的神器符号出现在祭祀舞段，与以往舞剧用铜鼓作为手持道具不同，舞剧创造性地将铜鼓符号放大，设计成“一分为三”的形态（分别隐喻达棉、布壮、蜘蛛）吊挂在舞台之上。祭祀时铜鼓三部分合为一体。当蜘蛛出现，铜鼓破裂，隐喻灾难的降临。
五、文化符号在广西舞剧创作中的功能与意义
回溯广西舞剧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广西地区的舞剧创作一直围绕着文化符号进行探索，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文化内涵及审美意象。尤其对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瑶族、毛南族和仫佬族来说，文化符号是展现情节、将族群故事最简化传播的形式，可以说文化符号成为了其历史记忆的物化符号，是民族史诗的承载物，同时，文化符号也在广西舞剧中获得新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符号的当代诠释
在广西舞剧中，太阳、月亮的此类宗教符号;龙、凤、鸟、蛙、鱼、蜘蛛、蛇等动物符号;山、水、树、花诸多植物符号，与各民族生命起源、神话传说和生命崇拜密切相关。这些文化符号通过凝练、抽象或重构，不仅作为视觉符号，成为舞剧叙事的一部分，而且隐喻了人物性格、象征了民族信仰，是广西各少数民族的自然观、哲学观和生命观的直接体现。广西舞剧尤其尊重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始形态和意味，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不断探索传统文化符号物象化及形象化的新形式，力求赋予文化符号时代性的意义。
如取材于壮族古老神话的舞剧《妈勒访天边》，使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壮族绣球舞、板鞋舞、铜鼓舞，侗族的多耶舞、苗族芦笙舞和瑶族的长鼓舞等舞段抒发出壮乡大地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舞剧以妈、勒、藤妹三人为主线，创新性地运用现代舞技法，使其更加符合不断“行走”的形式，而且还在于民族时代精神的凝练。舞剧以民族精神贯穿全剧完成了民族史诗的舞台表达，完成了寻找光明的主题以及永不言弃的精神表达。《妈勒访天边》将民族传说题材注入了时代精神，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民族文化符号的舞台重构与文化认同
广西舞剧非常注重通过民族文化符号的再运用来建构文化认同。一方面能唤醒符号所象征的意义，将符号所隐藏的深层民族记忆视觉化。另一方面，符号的舞台重构使符号拥有比自身符号意义更广泛的意象。例如在舞剧《花界人间》中，表征族群文化特质的“花”“铜鼓”和“巫傩”等传统文化符号被舞剧编导抽取出来，赋予意义，并有意识地运用于人物形象塑造、仪式场景中，完成文化认同的建构。拥有传统文化符号则意味着能够获得大众的文化认同。民族文化符号在舞剧中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形式，突破时间的束缚，既携带着过去、包含着现在又蕴含着未来。
（三）舞剧作品对文化符号的提炼与创意转化
广西文化符号在广西舞剧中或幻化为人物，或因其是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符号，成为展现情节、故事最简化的交代方式，以此完成语境的确立。多种文化符号交互的形式构成舞剧的审美意象，从而缔造出广西舞剧独特的舞台表达。如在舞剧《刘三姐》中，鸡、鱼、板凳等生活化的道具给“歌仙刘三姐”身上增添了不少人间的烟火气息。舞剧动作语汇紧紧围绕铜鼓、花山壁画、三月三等文化符号，构成广西舞剧特有的动作与情景。舞剧中这些物象化与形象化的文化符号，能够引发观者新的联想和想象。每个观者所产生的不同的想象，造就了文化符号不同的意象与意味。
结 语
广西舞剧的文化符号是由广西壮族传承下来的，是其他民族没有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广西舞剧的舞台表达主体是广西文化符号，内容是广西民族传说、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和民族文化精神等，形式是舞蹈语汇、人物性格塑造及舞剧意境等，核心是以多元的观念和形式再现广西文化符号，价值是传承传统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及彰显时代价值观。分析文化符号视域下的广西舞剧创作对当今的舞剧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注释：
[1]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4.
[2]罗伯特·麦基.故事[M].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343.
[3]钟 宁.壮族师公舞及其文化特征研究[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3（03）：68.
[4]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78.
[收稿日期]2020-07-17
[作者简介]高 旭（1991— ），女，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唐 雯（1989— ），女，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桂林 5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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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论文：文化符号视域下的广西舞剧创作研究
2021-01-26 来源:当代音乐 作者：高旭; 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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