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交通强国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和历史使命。从历史逻辑来看,交通发展是我国国家统一和繁荣的基础,交通落后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屈辱的重要原因。从理论逻辑来看,交通强国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交通发展与国家强盛相互促进。从实践逻辑来看,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要推动交通适度超前发展,推动交通运输方式多样化发展,推动区域和城乡之间交通运输的协调发展,推动交通运输数量与质量的均衡发展,推动交通运输设施和交通工具的协调发展,推动交通经济、社会和国防效益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交通强国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F552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决策。为了推进交通强国建设,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交通强国建设之路是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之路。交通强国战略必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科学的理论指引和扎实的实践基础。新时代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必须准确把握交通强国建设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交通强国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历史中汲取交通强国建设的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确立交通强国建设之路、科学定位交通建设的战略、制定交通建设的战略任务,需要梳理交通发展的历史,从交通发展与国家兴衰的历史中汲取智慧。
交通发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繁荣稳定的基础。历史学家白寿彝说,“民族融合发展的程度,往往表示交通已达到某一阶段,同样,交通的一种新进展,有时也可以表示出民族融合的新趋向”。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交通就推动着华夏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汉书》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商朝时不仅有“车马”“步辇”和“舟船”等交通工具,还建立了邮传制度。商代青铜铸造业发达,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石,由江入海然后再入淮,再经由泗水、济水到达中原地区;或溯江而上进入汉水,再浮涢水、澴水或滠水,北上转陆路,穿越“三关”最后抵达商都。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秦始皇大力修筑以咸阳为中心面向全国的驰道,在驰道上实行“车同轨”制度。驰道的修筑使战争前线的补给更加方便,也有利于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管理,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时开凿了灵渠,“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岭南)地,为桂林、象、南海郡,以适遣戍”,将岭南地区的“百越”拉入华夏民族共同体。交通路线像一条条血脉将中国的各个地方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有赖于交通事业的不断发展,各自分散的部落最终融合孕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交通落后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屈辱的重要原因。近代以降西方现代化的轮船、火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相继兴起,航线、铁路和公路随之不断开辟。相形之下,中国以畜力和人力车为主要工具的陆路运输和以帆船为主要工具的水上运输,显得非常落后。早在明代中国就实行海禁,导致海上交通衰落,无法有效巩固海防。至清代清政府彻底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一大根源。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清政府发布禁令,不许民间打造大船。这些限制使中国造船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而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造船业获得了迅猛发展。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以钢铁为船壳、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式轮船问世,世界航海业揭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在鸦片战争前,东西方航海力量形成此消彼长的鲜明对比。知古鉴今,承古开新。中国传统社会交通发展与国家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应性。交通发展是中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乃至边疆稳定的前提。交通强国建设需要以历史为镜鉴,在历史中汲取交通强国建设的智慧。
科学把握交通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交通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是在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交通强国建设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交通发展推动国家强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一切改善,以交通改善最为有实效”。交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系统中的不同要素与联结机制不断重组优化,从而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交通发展会推动地缘经济联系的加强,提升国家在地缘经济中的地位。发达的交通是打破地域限制,提高行政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交通越快越能及时采取措施,降低突发事件的破坏力度和影响程度,提升国家的应急管理能力。同时,交通发展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边疆治理鞭长莫及的难题,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减少与内地的差异,促进边疆治理的内地化。交通发展可拓展地缘政治角逐的空间,提升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交通发展可促进文化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交通是一项“惠民生、顺民意、赢民心”的民生工程,交通发展可更好地服务居民的出行需求,促进社会发展。此外,交通运输能力是衡量国防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古代形容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就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称。时空是决定战争持久、速决、阶段、时机的重要因素,交通发展可压缩军事行动的时空。
国家强盛为交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现代交通运输具有高度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这决定了国家政策作为指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顶层设计对于充分发挥国家政策作用,加快培育发展交通运输业,推进交通运输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需求是交通发展的基础动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决定交通发展的规模和发展的方向。一个国家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为增强交通力量和维护国家交通安全提供条件,为交通发展奠定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还能为交通发展培养骨干力量。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保证一个国家交通独立发展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发展工业需要多种因素支持。在英国建立工业体系的历程中,发展交通运输业和银行业,与发展工业是同步进行的。”
在实践中开拓交通强国建设的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交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中国是交通大国,但还不是真正的交通强国。当前中国需要把握交通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交通发展之路,在实践中不断开拓交通强国建设的新境界。
推动交通适度超前发展。交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交通发展一定要具有超前的意识,超前的意识就是用超越当前的思想意识来研判交通发展的前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交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这样作出的交通发展规划才能更具前瞻性,而不至于造成交通发展的资源浪费。当然,交通发展也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太过于超前。
推动交通运输方式多样化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方式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有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等,各有优缺点,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交通运输网络,从而适合现代社会的客货运输的多样化需求。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方式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中国要立足国情,推动交通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和协调发展,实现交通运输的合理化。
推动区域和城乡之间交通运输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统筹区域、城乡之间的交通运输的协调发展,推进区域和城乡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一体化。立足新时代中国交通发展的实践,实现区域和城乡交通运输的衔接,优化区域和城乡交通运输网络,提升区域和城乡交通运输的服务水平。建设区域和城乡内联外通的交通干道,强化不同区域市县乡村间的交通联系。构建完善的区域和城乡之间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推动区域和城乡之间交通运输的均衡发展。
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机制对交通发展的调节作用。交通发展中既有市场失灵又有政府失灵问题,这既需要发挥好市场对交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好政府在交通资源配置中的调控作用。自主地发挥市场在交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优化。政府在交通发展中要正确履行其职能,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主要职能是实施对交通发展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既不能扩大化,也不能频繁地施行。政府要减少管制价格的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最好交给市场来完成。
推动交通运输数量与质量的均衡发展。交通发展的数量与质量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交通发展包含交通数量的增长,但交通数量的增长并不等同于交通发展,如果只有交通数量的增长,没有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升级,没有交通质量的提升,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交通发展。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通常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在质和量两方面都会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交通发展的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不断创新现代交通发展模式,推动绿色、安全、高效交通的发展,进而提高交通发展的质量。
推动交通运输设施和交通工具的协调发展。中国交通强国建设要大力发展各种固定设施,还要大力发展交通工具,重点要推动汽车、船舶和航空等核心领域及技术的发展。这些领域一些核心技术当前中国还不掌握。无论从研发投入总量还是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看,当前中国与汽车强国、航海强国、航空强国相比均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中国要大力发展以汽车、航空母舰和飞机为代表的重型工业,为建设交通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推动交通经济、社会和国防效益的协调发展。交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从整体上看是相互促进的,但并不总是统一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企业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完全以企业的经济效益为目标推动交通发展,不仅不会带来交通运输的均衡发展,甚至会损害社会效益和国防效益。尽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军事效益三者各自的实现形式大不相同,衡量标准和尺度也不完全一样,但从交通强国的内在逻辑上看,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国家应坚持融合发展的战略,推动交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防效益的协调统一。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交通强国教育基地”副主任,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交通强国教育基地”主任,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金项目“发达国家交通发展与国家强盛关系研究”(项目编号:310811170218)成果】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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