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金融霸权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然而，美国滥用金融武器也导致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同时使美国债务负担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美国谋求利润日趋转向制造“可控混乱”，作为转嫁其国内危机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促使美国金融霸权加速衰落，同时也增大了美国加大对外转嫁危机的可能性。

【关键词】美国金融霸权 金融武器 可控混乱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日趋将金融武器作为掠夺他国财富的战略工具，由此使世界各国深受其害。与此同时，美国滥用金融垄断地位获利也促使其经济日趋走上金融化道路，并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刺破了美国金融泡沫，并极大动摇了美元霸权根基。

美国长期占据金融垄断地位，是其一直作为超级大国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全球霸权争夺战中，金融主导权如同“王冠上的明珠”，既是确立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终结果，反过来也会成为支撑全球霸主地位的强有力工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说：“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控制了世界。”

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之所以长盛不衰，与美国长期占据金融垄断地位直接相关。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凭借世界50%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70%的黄金储备，最终在金融领域赢得了梦寐以求的主导权。1944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并最终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使原本是美国主权货币的美元，一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由此奠定了世界金融霸主地位。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倒影。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原本与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直接相连。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世界经济日趋形成美日欧三足鼎立之势。美国经济不再像二战结束初期那样独占鳌头。美国经济比重持续下滑，已不足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提供物质基础。美国黄金储备日渐减少，并多次爆发美元危机。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越来越难以维系。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由此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日趋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元失去了最重要的物质支撑，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

在此关键时刻，中东产油国拯救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1973年，美国以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上涨油价为条件，换取中东产油国同意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由此使美元与石油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大宗商品直接挂钩，最终挽救了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权。在美元计价中东石油的新背景下，国际油价越高，石油进口国支出的美元就越多，因而不得不增加美元储备，由此使美元作为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不降反升。美国可以通过不断印刷美钞，换取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向外转嫁危机。有学者指出：“美国的霸权体系就像一柄巨大的钳子，石油与美元是钳子的两个齿端，紧紧咬住了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命脉。”

美国将金融武器当作转嫁危机的利器，甚至导致“穷国借钱给富国”的吊诡现象

通常来说，以华尔街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先让美元指数持续走低，由此使廉价美元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投资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大量资本涌入使相关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乃至深陷债务危机。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最初爆发在美国，根源是美国经济金融化过度膨胀导致的金融泡沫破灭。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滥发美元，推出多轮量化宽松政策，由此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统计，2010-2012年，新兴国家资本净流入连续三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金融资本大量涌入导致这些国家资产价格、投资额和收入水平均明显上升，新兴国家“财富效应”凸显。但随着2013年5月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在2015年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资本获利回流，由此导致新兴国家出现投资减少、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严重后果。尤其是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印度等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土耳其一年期短期外债超过1200亿美元，外汇账户赤字1700亿美元，超过央行外汇储备6倍。南非的主权债务占GDP的44%，巴西和印度公共债务达到GDP的2/3。

为保住外汇，土耳其于2018年9月14日将利率提高到24%。埃及也通过高利率吸引投资者。埃及存款利率高达16.75%，贷款利率高达17.75%（2018年11月数字），由此使埃及外汇储备从2016年10月的19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18年的445亿美元。但用高利息吸引资金无异于“饮鸩止渴”。埃及外汇储备激增，但埃及外债已从2010年12月的350亿美元，增至2018年6月的926亿美元。有分析人士认为，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

这些国家为了防止外汇短缺和金融危机，不得不饮鸩止渴，大量存储美元。同时为防止美元贬值，这些国家不得不将美元储备重新投资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由此出现“穷国借钱给富国”的吊诡现象。

金融危机的祸端是美国，但美国借助金融体系的传导机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受害者。面对美元霸权对世界各国造成的巨大损害，美国却毫无歉意，甚至得意洋洋。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就曾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美国这种“稳赚不赔”的金融敲诈游戏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经济金融化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使美国金融霸权的脆弱性日渐凸显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美国全球霸权看似不可战胜，但美国对金融武器的“路径依赖”，使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国际收支状况日趋恶化，由此使美国金融霸权日趋走下坡路，经济的脆弱性日趋凸显。

第一，从国内看，美国对金融霸权的倚重使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金融垄断地位使美国可以轻轻松松地从世界各国赚大钱，由此使金融领域几乎成了点石成金的“摇钱树”和“聚宝盆”。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一心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资本，一门心思想去“赚快钱”，而越来越不甘于从事工业制造这种十分辛苦且利润回笼缓慢的产业。正是这种内在驱动力，促使美国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

美国经济金融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为缓解经济滞胀问题，英美不约而同地倡导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去管制化等有利于资本全球增值的经济政策。1980年，里根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强力打压工会、压低工人工资，甚至不惜牺牲本国实体产业，将产业资本转移到国外，再通过海外生产的廉价商品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美国的工业企业也“顺水推舟”，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要么选择将企业外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要么将过剩资本从工业领域转向金融领域，目的都是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但美国经济的这种转型，无形中加快了经济空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步伐。

在金融领域，美国政府则致力于放松金融管制，将资本从“制度的笼子里放出来”。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的金融利益集团雇佣3000多人，花费50亿美元，致力于“将资本从制度的笼子里放出来”。1999年，美国正式废除了实行了66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取而代之的是1999年11月12日生效的《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亦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金融资本可以不受限制、不受监管地自由转移资产，随意创造金融衍生产品。

所有这些变化，导致美国经济金融化步伐日趋加快，并由此加速美国实体经济衰落进程。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位置。美国制造业在GDP中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降至目前的12%左右。与此同时，金融业占比则持续攀升。1947-2012年，美国GDP增长63倍，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倍，金融业增加值却增长了212倍。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蕴含着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大、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金融化导致美国实体经济萎缩、失业率剧增、政府税收大幅减少，并使美国整体经济日渐脆弱。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指出，经济金融化的现实使美国的GDP数据不再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今天，我们面临两种经济：一种是以生产和消费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以纸面财富为代表的金融化经济。前者情况日趋糟糕，后者则风生水起。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事实上，实体经济可能根本没有增长。”换言之，经济空心化导致美国作为世界金融霸主已经外强中干，越来越虚弱和脆弱。

第二，经济金融化使美国日渐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提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必然面临所谓“特里芬难题”：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必将导致美元外流，这要求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就是美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简言之，美元无法既充当国内货币，又充当世界货币。

美国将美元的这一主权国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流通，相当于美国在国际上发行债务，必然导致美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尤其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发展，实际就成了“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只有不断增加外部资金流入，美国的经济繁荣假象才能维系，而这一过程客观上加剧了美国的国际债务负担。

美国从债权国转为债务国，始于里根政府时期（1980-1988年）。里根政府推崇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并基于这一理论开启了经济金融化大门。1981年，美国还维持着国际债权国地位，对外净资产为1409亿美元，但到1985年美国就已转化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净外债已经高达1114亿美元。难怪里根的竞争对手将供给学派称为“巫术经济学”。此后，美国的政府债务一路上扬。到2001年乔治·布什上台时，美国国家债务已经高达5.6万亿美元，到他2009年离任时，债务额高达10万亿美元。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美国公共债务到其2016年底离任时已达19.6万亿美元。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大力推行减税政策，使美国财政赤字急剧增加。2017财年，美国财政赤字为5190亿美元，2018财年达到9550亿美元，2019财年将达1万亿美元，预计2028财年将达1.5万亿美元。照此推算，到2028年，美国债务总量将从2018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34万亿美元。截至2020年4月9日，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量已达到24万亿美元，且规模仍在增长。美国政府每年仅支付的公共债务利息就超过7000亿美元。此外，美国企业的债务也高达6.5万亿美元。中国学者何新认为：“美国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本质上是债务经济，美国用债务维持着繁荣富强的假象。实质上早就是一个依靠长期借贷而濒临破产的国家。”

美国经济金融化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互为因果，最终使看似强大无比的美国金融霸权日趋成为一只“纸老虎”。

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的流入，美国热衷于制造“可控混乱”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参与财富的重新分配。金融资本占主导，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赃，平均利润率因金融泡沫急剧摊薄，并趋近于零。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本要想获取高额利润，日趋退化到依靠经济投机牟利的“赌场资本主义”阶段，乃至变成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灾难资本主义”。

对金融资本来说，稳定发展带来的金融收益已不能满足其日益贪婪的胃口，制造“可控混乱”反而成了其谋求暴利的终南捷径。据2018年12月《霍芬顿邮报》报道，11名索马里海盗在美国法庭承认，他们实际是为投资银行高盛工作，其主要工作就是攻击那些高盛已经做空的交易有关的船只，以从中获利。他们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金融操作。这则消息看似荒诞，实则恰恰说明了金融资本牟利的惯用手段，即通过制造波动乃至可控混乱，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对美国来说，实现经济繁荣必然要求持续增大资本投入力度，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国际资本保值增值的本性，使之天性喜欢更加投资环境更加安全的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要想确保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前提就是使世界其他地方陷入动荡。只有当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比美国更不安全时，国际资本才会顺利回流美国。

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喜欢制造“可控混乱”。与当年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不同，金融资本驱动的战争不再是扩大销售市场、获取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陷入混乱的方式，实现自身繁荣。对外部资金的渴望，使美国对外政策日趋将制造“可控混乱”作为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其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美国作为当代最大金融化国家，从政客到华尔街高管，都善于通过制造波动从中渔利。例如，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俄政策反复无常，但美国的金融寡头从这种波动性政策中获益匪浅。据社科院学者杨斌观察，特朗普政府多次作出改善美俄关系举动期间，美俄相关公司、银行的股价一般出现上涨，美国政府高官很可能自己利用并出售相关内幕信息，帮助华尔街提前获取股票筹码，并进行做空股市布局，然后突然推出对俄严厉制裁，促使股价暴跌，这种行为不符合外交逻辑，却完全符合金融资本利用股市暴涨暴跌谋求暴利的投机逻辑。

面对美国的金融霸权，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应做好充分准备

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这次疫情来势之猛，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破坏之惨烈，不亚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此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每次都能“坐山观虎斗”，并最终坐收渔翁之利。但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本身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杀手”，它对整个世界进行跨国界、跨种族、跨阶级的无差别杀伤。美国非但未能置身事外，反而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基辛格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戳穿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泡沫，美国的金融繁荣需要源源不断的外部资金流入才能维系，但这次美国是疫情重灾区，不再是全球资金避险的“安全岛”，因而难以像过去那样借助灾难大发其财。资本外流使美国“借了新钱还旧钱”的虚假繁荣局面难以维系。2020年以来，美国股市多次熔断，道琼斯股价跌幅超过总市值1/3，巨额财富由此凭空蒸发。与此同时，疫情还造成美国经济停摆，公共卫生支出大幅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债务危机。所有这些，都极大加速了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可能滥用金融武器（美联储推出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是典型做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能制造“可控混乱”乃至对外战争。特朗普的施政纲领深受班农影响，而班农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通过对外军事威胁乃至发动全面战争来重振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来说，既要做好迎接美国金融霸权衰落的准备，也要做好应对美国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转嫁危机的准备。

（作者分别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研三部主任）

【参考文献】

①[美]加里·贝克尔著，贾拥民译：《经济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②何帆：《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

③徐鸿：《货币政治：美元霸权的式微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兴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

④[美]迈克尔·赫德森著，杨成果、林小芳等译：《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⑤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

⑥[加]娜奥米·克莱恩著，吴国卿、王柏鸿译：《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