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受疫情的影响经济短期停摆，许多行业供需两端遭受严重冲击。本文从当前经济发展的背景和逻辑切入，深层次探讨了疫情对国内经济的短期、长期影响，未来要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以及疫情冲击下带来的机遇，并对此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应对措施。 
　　关键词：新冠疫情  经济影响  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9（a）--03 
　　1 当前经济发展的背景和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过程取得众多瞩目的成就。很难想象在短短40多年时间，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增加近35倍，约8亿人摆脱贫困。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拥有44个大类，666个小类的全球唯一齐全的工业体系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通过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市场化进程，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前国内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状态。第一期为经济增速的换挡期，2001—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速约10.8%，2008—2014年降至8.8%，到2019年GDP增速已降至6.1%。处于工业化后期中“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宏观杠杆率高企，使得我们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期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长期的高速增长和信贷扩张积累了许多结构性问题。如房地产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发展不协调、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平衡等矛盾。第三期为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台著名的“10+4”刺激计划提振经济，10万亿的信贷加4万亿财政支出，投资大多依赖工业和建筑业提供产品，进一步加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使得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更加严重。为了强行扩大内需，投资了许多低效率甚至不过审批的项目，这些高成本、低收益的项目也将逐步退出市场。 
　　整体来看，近几年持续以基建继续逆周期调节，名义消费增速略有回升，外需持续承压，贸易摩擦和弱补库存周期的开启使得制造业投资回稳。从索罗模型来看中国过去40年经济增长的背景，大致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大量的要素投入，并不断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经济预测部门根据SFA模型对国内TFP测算中表示，2001—2013年我国TFP年均增长率为2.03%，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2.25%，而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年均为77.75%。这表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是要素驱动型。工业化进程临近尾声，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速是将要面临的难题。 
　　2 多角度考量疫情的影响 
　　2.1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2.1.1 宏观层面 
　　新冠疫情爆发在2020年春节期间，居民普遍居家隔离，造成短期经济停摆，供需双落。消费方面，1—4月份，社会消费额106758亿元，同比累计增长-16.2%。期间餐饮、娱乐、住宿、旅游等服务业遭受重创，随后住房、汽车、家具等产业消费也受到影响。居民收入的减少对后期消费有着很大影响，疫情造成恐慌性情绪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增大，同时长期的隔离也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倾向，报复性消费的可能性较低。 
　　从投资来看，疫情期间人流的严格管控使得国内投资者的资金募集能力下降，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带来的恐慌性情绪使得大部分投资者选择避险，流动性需求上升。部分投资活动也因受到阻碍而延迟。 
　　从进出口来看，海外疫情的蔓延，各个国家纷纷采取入境限制，导致出口受到严重打击。1—2月份，以美元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增速跌至-17.2%，远低于2019年0.5%的增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鉴于前期遗留的较高的宏观杠杆率、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新的逆周期政策空间被挤压，对政策执行层面提出了新要求。 
　　2.1.2 中观层面 
　　疫情的隔离使得生活性服务业中餐饮、零售、电影、旅游業等受直接影响较为严重。房地产、汽车行业的销售也大幅度下滑。疫情后大规模消费反弹可能性较低，全年恢复较为乏力。 
　　相对于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受影响更大。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链较长且复杂，环环相扣，一旦受到外部冲击后会被放大。此外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疫情影响下将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新构建，中长期来看价值链的转移和国际替代将会发生。在全球分工体系下，制造业供应链某些环节的断裂将造成“长鞭效应”，供应链需求信号向上游传递的同时波动不断放大。对于中国这种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国家，对国内经济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2.1.3 微观层面 
　　中小微企业占国家企业总数的99.7%，吸纳劳动力占80%以上，其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约占GDP的60%，而此次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最大。受到疫情的影响，第一季度中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不及2019年的50%，超80%的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极为紧张。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规模较小也没有足够的抵押品使得融资较为困难，长时间的经济停摆使得现金流更为紧张，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产业链的断裂、生产要素流通受阻，企业的原材料、物流、人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疫情的冲击容易造成两极分化。对于实力雄厚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其财力雄厚又有政府支持，生产要素、市场份额向大企业、垄断企业集中，在市场上对中小微企业存在挤出效应。 
　　2.2 疫情冲击下带来的挑战 
　　2.2.1 消费不振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比重最大。受到疫情冲击，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达到6%，在大量中小微企业减薪裁员的背景下，国民收入在下滑。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居民得知有关于自己一生收入预期的信息下会据此改变自己的消费。截至4月，我国居民存款累计增加56704亿元，而与此相反第一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却下降19%。坚持住房不炒的政策下，房地产需求侧必然难有起色，而第二大市场汽车市场的需求在近几年也持续下滑。如何刺激消费、升级消费成为一大难题。
另外，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政府赤字率提升到3.6%。一方面，政府的支出会带来产业的發展，从而增加居民的收入，拉动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增加导致税负增加通过财富负效应减少居民收入从而会挤出消费。目前我国政府的支出已临近正负效应的最优值，长期来看，依靠财政支出带动消费的空间并不大。 
　　2.2.2 全球产业链面临挑战 
　　短期来看，跨国企业重建生产线、配套供应链、培训工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不利于尽快恢复。中国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度体系和管理能力，短期产业链的转移替代可能性并不大。但从中长期来看，疫情的冲击下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飙升、民粹主义抬头等因素会加剧政治的不稳定，坠入逆全球化的恶性循环。如果美、日商讨的产业链回流计划实施，将深度影响全球产业链。对我国来说，加紧完善自身产业链，推进需求结构转型，是未来面临的难题。 
　　2.2.3 宏观杠杆率高企 
　　据社科院数据显示，2019年底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5.4%，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5.8%，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51.3%，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8.3%。2020年第一季度宏观杠杆率为259.3%，同比增长13.9个百分点，居民、企业、政府分别贡献了9.8、1.9、2.2个百分点。中长期来看，宏观杠杆率会进一步上升。杠杆率的增加一部分原因是宽松的信贷和融资环境下各部门债务的增加，另一部分原因是GDP的下滑。在经济下行时期，高企的杠杆率容易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放大损失，结构错配的杠杆也容易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放松信贷和融资条件刺激内需的同时，要循序渐进地纠正杠杆的错配，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精准发力。 
　　3 疫情带来的机遇 
　　3.1 线上行业蓬勃发展 
　　新冠疫情爆发正处于2020年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出门不便，大量居民宅在家消磨时间会选择线上游戏，导致需求激增。手游用户量、视频影音、在线阅读等软件用户量激增。 
　　超1000万家企业试用钉钉线上办公。中国移动云资讯、腾讯会议、华为WELINK等都向用户提供线上打卡、视频会议等服务。阿里健康、微信、京东健康、百度等都开通了在线问诊服务。中国大学MOOC平台、有道、好未来等都相继提供免费在线教育。各大平台疫情期间积累的新用户规模效应将进一步带动在线产业的发展。 
　　3.2 医疗卫生行业需求激增 
　　新冠疫情期间，医用防护用品、增强免疫力药品、抗病毒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等需求剧增，医疗健康等行业在短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疫情结束后，人们会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更加关心，从需求层面上推动医疗的发展，为医疗相关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外，国家的综合医改中确立了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新型生产关系，必定会为新一轮医疗生产力提升带来动力。 
　　3.3 新基建迎来窗口期 
　　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2016年以来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飞速上升，2018年数字经济比值达到13.16%，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25.20%，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线上需求激增，为新基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绝佳机遇。 
　　大力发展5G基建、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充电桩、城际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七大领域，可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同时迎合创新、绿色环保理念，有效带动消费升级。长期来看这些产业对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 
　　4 政策建议 
　　4.1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灵活的财政政策 
　　为了对冲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货币、财政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进一步配合财政政策，为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进一步下调MLF、OMO等政策性利率以引导LPR下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设立转向贷款，向中小微企业、出口企业释放更多的流动性。最重要的是要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和贷款的用途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金融脱实向虚，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通过更加灵活精准的财政政策，规范推进PPP，提高私人资本的投资效率，创新投资模式，以实现稳“六保”“六稳”目标。 
　　4.2 大力发放消费券和补贴 
　　根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蚂蚁集团的研究报告测算，按3.5倍的拉动效应，对10亿的移动用户发放5000亿元的消费券可以拉动4.25%的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长。从杭州4月10日和3月27日的消费券发放效果看来，新增的社会消费额并没有衰减，可以看出短期多次频繁的发放消费券其效果并不会打折扣。 
　　通过发放消费券和补贴，改善民生并通过乘数效应拉动消费，是短期内刺激需求的一剂良方，应该大力推广。 
　　4.3 加快推进新基建和公募REITs建设 
　　推动新基建是短期扩内需、长期注入新动能的有效手段，应建立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规划，配套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和意见，避免出现过去旧基建产能过剩的状况。加大专项债、专项贷款支持力度，丰富为新基建服务的金融产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渠道方式扶持新基建企业。 
　　我国不动产存量过大，通过公募REITs的建设将存量盘活并进行有效配置，化解债务风险。另外，从长期来看REITs可以帮助解决国内不动产投资、融资的结构性问题，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投资产品。接下来还需要加快制定针对REITs的合理税收政策，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审批流程。对投资者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明确设立准入标准，以及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 
　　4.4 稳就业，积累人力资本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就业的关键在于扶持中小微企业。加快落实社保减免、就业补贴等优惠政策，加强市场监督，确保专项债、专项贷款等流向中小微企业。对农名工、毕业大学生等当前就业困难群体重点帮扶，通过适当基建、公益性岗位开发、国有企业扩招、高校扩招等方式吸纳一批就业。积极引导企业创新，催生新的岗位。
另外，在职培训则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员工的经验和技能，有效避免正式教育时滞性缺陷。但在职培训投资风险大，对企业的资金基础和风险承担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为员工提供在职培训。这就要求政府从资源、政策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另外，高等教育在教学方面作出改革后需要进行一定扩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后续增长提供动能。 
　　4.5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我国城镇化率有60%，但离发达国家的80%还有较大差距。资本、信息、劳动力等高端要素必然要流入未来大都市圈，财政及货币政策可以短期拉动内需，提振国内经济。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推动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有效需求。 
　　另外，户籍壁垒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阻碍，农名工流动性强的特点不利于通过持续在职培训、连续就业提升人力资本。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人力资本存量，释放流动人口的消费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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