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了一容以鲜明民族文化、多舛流浪生涯、新奇审美体验，建构多元共生意象审美世界。粗粝质朴是其外部基调，坚韧顽强是精神内核。论文从生存苦难、精神苦难两个向度对小说苦难叙事进行解读;分流浪者，残疾人，传统女性三类边缘群体展开探悉。作者苍凉悲郁笔触下，蕴含沧桑厚重悲悯情怀;对人性洞察极其犀利，呈现奇异审美张扬，残酷美学表征引发另类审美体验，独特苦难叙事为西部文学增添异样情调。作者对个体苦难叙事，上升到对民族文化、伦理道德与社会人性的终极反思，流露深层次人文关怀。
关键词：传统女性;生存苦难;精神苦难
作者简介：张一博（1995.6-），汉族，河南新乡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3
了一容祖籍甘肃，生在西海固，童年开始流浪生涯。过早经受历练的他，在文本中呈现透视人心质地感与悲怆感。张贤亮侧重政治苦难对灵魂重创;马金莲关注匍匐男权体制下女性苦难;火仲舫关注市井生活中人性险恶;李进祥注意到城镇化进程中人格异化引发的人性倾轧;张学东倾心书写各色女人命运苦难;季栋梁深刻剖析封建家长制下，人们精神超负荷状态引发道德失范;南台描摹基层官场极具丑态众生相;而了一容更关注底层人物生存困境，把目光投放到被命运推到生死边缘的另类群体，用近乎绝望笔调对其命运走向进行人文观照。
了一容特殊经历决定小说整体基调—冷暗阴鸷，赋予苍凉悲怆西域风貌。他对底层社会烛照异常透彻，在文本中建构不同宁夏其他作家书写的西部世界。小说叙事变形与荒诞;意识流穿插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深层流露，明显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直接影响，呈现内蕴审美张力。了一容用新奇艺术构思架构晦暗意象与生存空间，生存苦难与精神苦难双重压迫让主人公深感窒息，人性倾轧如此惨烈，得益了一容绝望生存体验与新奇审美视角。
笔者从生存苦难下的隐忍与抗争、精神苦难中伦理的异化、“文化寻根”对苦难的超越三个维度架构论文，为开掘文本深层文化蕴涵提供思考。了一容对伦理异化隐忧、对民族文化寻根、对传统文化回望，彰显优秀文化凝聚共识功效，对民族伟大精神继承与弘扬具有显性时代意义，从中折射作者鲜明创作主题倾向与普世人文情怀。
一、生存苦难下的隐忍与抗争
了一容是流浪作家，接触社会底层群体，诸如流浪汉、淘金工、手艺人、乞讨者、牧马人、残疾人等，熟稔其生存困境。文本始终透露悲悯情怀，他们在生存苦难下匍匐前行，隐忍成为对抗命运苦难唯一途径。
《绝境》中，章哈与虎牛被骗青海淘金。严酷自然环境，老板动辄打罵，两人反复被推到死亡边缘。他们在出逃还是忍受现状两极之间徘徊，心里矛盾刻画在文本中构成显性二元对立，即将喷发出来，呈现一种内在紧张文本张力与异样审美体验。第一次出逃以失败告终，面对广袤戈壁，肃杀夜晚与嘶吼野兽，他们认为人起码比动物有温情，宁愿挨打也不出逃。回来后老板变本加厉惩罚，被寒冷与饥饿裹挟意识的两人再次出逃，最终虎牛惨死荒漠，章哈带着严重身体与心理创伤度过余生，小说具有极强现实批判力量。了一容用近乎绝望笔触，对主人公命运走向进行心理观照。人生已深陷绝境泥沼，试图抗争只加重深陷，虎牛死亡是作者向毫无人性淘金老板的沉痛控诉，但作者无停留对苦难表层叙事，而致力挖掘深层民族文化内涵。章哈与虎牛性格迥异，虎牛生性懦弱，优柔寡断;章哈坚韧果敢，顽强拼搏。虎牛结局注定必然，懦弱者在生存前没有出路，只有对命运持以抗争，才能顽强存活，最终章哈逃了出来，他对生存强烈渴望与对厄运顽强抗争也是作者本人投射，只有经历苦难，才能理解信念在人生困境中伟大支撑力量。
了一容隐忍不同马金莲笔下隐忍，马金莲书写荒凉感与苦涩饥饿体验，在这种苦难观照下，女性被迫隐忍;了一容笔下人物本身多悲剧色彩。《独臂》中的独臂少年因残疾倍受苦难，他人嘲讽加剧精神重负;《废弃的园子里》展示苦难下求生画面，厄运接踵而来，仿佛是为考验主人公而存在;《大姐》中，出嫁前善良叛逆大姐，对知识与艺术极度痴迷，想嫁知识分子愿望被现实击败，婚后苦痛不幸，大姐仍隐忍度过一生;《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母亲与残疾儿子相互扶持，支撑他们捱过一个个冬天，即使无人救济，儿子对母亲百般刁难，母亲仍坚强活下去。“了一容小说中各类人物，社会身份有别，个人遭际不同，但都面对着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怎样生存下去的共有课题，从中发掘出底层人民所特有与苦难相抗争的隐忍之美。”[1]这种抗争不屈精神贯穿其作品主人公，文本涉及大量死亡书写，用死亡意象构造完整死亡美学艺术，试图达到感官刺激极致审美体验，产生阅读陌生化效果。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美好与残酷的绝对化冲突在文本中一直呈显性存在，环境愈加艰难变相激励主人公生存斗志，体现作者对失落民族精神深切追寻，对家园意识深层呼唤，彰显作者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身份认同;这种顽强抗争精神也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脱胎而来，显示作者对中华民族精神极强归属感，从本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伟大精神力量，体现作者致力民族命运共同体书写，为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展现国家文化魅力起到促进作用，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正确抉择。
二、精神苦难中伦理的异化
“伦理关系指人伦关系，人与人之间能体现并反应伦理规定关系，是指导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他人等关系的道德规范。”[2]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生物，人与他人，群体必然产生联系。现代化浪潮下，社会伦理价值体系逐步解体，人与其他群体伦理关系呈全新态势，构建新型生态伦理是急需解决难题。生态伦理蕴藏人与人关系，凸显特定时期伦理理念。了一容用饱含讽刺笔触，批判现代社会由利益诱导而道德滑坡群体;用饱含深情笔触，歌颂遭人性之恶仍顽强反抗群体。了一容深刻揭示这类群体，在现实苦难前找不到出路，内心长期压抑痛苦，产生精神危机与违法犯罪等社会伦理问题。
《独臂》《废弃的园子》中，主人公不仅面临身体伤痛，更多是心理创伤，人性异化导致社会伦理解体;《去尕楞的路上》中，撒拉族老人与东乡族青年结伴同行，老人无意瞥见青年钱袋，引发贪欲的人性之恶转瞬即逝，隐喻民族信仰对现代异化人格救赎，作者对新型生态伦理深情呼唤;《出走》中，窝蛋与伊斯哈进城流浪，遭城里人侮辱打骂。城乡差异鸿沟被揭示，歧视引发矛盾皆为人性之恶，赋予到底层人物的是伤痛与折磨。作者隐忧社会伦理异化，渴望健康伦理重塑;《板客》中，主人公反复遭遇不幸，沦为板客，骗人为生，悲剧收场。社会比自然的残酷在于人性之恶，它吞噬良知，让人麻木堕落，无可挽回，揭示作者对利益主导下伦理关系异化嘲讽，研究者发现：“中国伦理道德总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主导状态。”[3]
西部社会背景下，了一容借流浪往事展开文学再现，营造具有强烈批判社会现实性精神空间。在回忆与想象建构叙事空间中，作者以大开大阖叙事模式，展开时空联想，打破时空限制，昭示记忆空间宏大。人性之恶挖掘得淋漓尽致，上层人物骄奢淫逸与底层人物步履维艰构成二元对立，人性倾轧对精神束缚被尽情开掘，这是对社会伦理不断解构的意象空间。作者对生态伦理给予关注，本质上说，是对人类自身道德关怀，欲望引发的道德失范、人性倾轧、伦理解构都是人格异化产物，终导致人类自我否定。了一容深刻认识到，浅层欲望会掩盖人本质需求，就是作为种的形式，类的存在物延续下去的必要。所以，了一容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对现代社会进行人文关照，呼唤传统美德回归，实现对异化人性救赎。对现代生存空间下生态伦理意识深情呼唤，最大限度实现“共生”现象，表明强烈人道主义精神。
三、“文化寻根”中对苦难的超越
流浪生活使了一容长期浸淫在苦难中。东乡族民族身份让他更有胆识与底气面对苦难。作者对苦难无一味情感宣泄，而开掘震撼人心精神力量，通过对苦难诗意书写，达到对苦难深度超越，彰显浪漫主义情怀。苦难叙事下隐忍抗争精神深层意蕴，彰显民族，乃至国家深层意识形态。通过对民族文化寻根，了一容加深对民族文化認同感与中国文化强烈归属感。“根应该深植传统文化土壤，”[4]“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与现实看，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基础。”[5]
无论身体流浪，还是精神流浪，了一容执拗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肥沃精神养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一再回望与坚守，彰显作家人文主义情怀。《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的老奶奶，《绝境》中的少年章哈，《大姐》中的叛逆大姐，《妈妈》中的隐忍后妈，《猴戏》中的母猴，《去尕楞的路上》中的东乡族少年，《出门》中的伊斯哈。主人公都在濒临绝望边缘挣扎，虚妄无助死亡气息充斥文本，他们仍执拗抵制人生附加苦难，试图与苦难和解，了一容对中华民族精神书写响应时代号召，走在时代前列，这也是作者精神写照。东乡族人口相对较少，族源不确定性让了一容对民族归属产生质疑。《根基》中，主人公“我”说：“啊，我是一个失去根基的东乡族人，我们民族是苦难民族。”主人公就是了一容缩影，东乡族历经命运沉浮，民族苦难史深深刺激作者，民族苦难是作者苦难;同时，民族苦难史又是奋斗史，东乡族在苦难中成长，向幸福走去，拼搏不息民族精神对了一容极大激励，他选择把自我命运与民族命运绑定一起;把自我精神与民族精神深深契合。通过对民族文化寻根，了一容不仅充实小说容量，也让自我境界得到提升，灵魂得到升华，与苦难抗争时多了笃定与从容，彰显民族精神时代意义。民族优秀文化对个体审美心理，性格养成，人格塑造具备无可替代价值。
了一容流浪身份向作家身份转换;乡村身份向都市身份转变，身份不确定性让其深陷痛苦。流浪经历虽使其积累丰富创作素材;但也让他人对其作家身份产生质疑。同时，都市身份不适应与乡下身份留恋让其精神饱受压抑。身份认同尴尬让了一容产生错位，精神流浪不亚于身体流浪。《静土》中，主人公哈儿回乡探亲，却被误解，昔日家园不复存在，城市生活充满压抑，这种城乡边缘状态也是作者本人写照。城乡身份转换尴尬，更激励作者试图寻根。强烈归属感在流浪者形象上体现更明显，流浪者群像塑造是了一容成功尝试，带极强自叙传色彩。民族精神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下形成的价值取向，具强有力指导作用。东乡族一直与恶劣环境作斗争，迁徙流浪是常态，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坚韧不拔精神品质，对生活坚定信念深刻影响东乡族族民。所以，了一容无一味展示苦难，而在苦难底色中，透视底层人物坚韧民族精神;同时，作者对国民劣根性批判也见诸笔端，体现作者对民族文化滞后性忧虑与反思。笔者认为了一容小说此层面精神寻根与韩少功不谋而合，有论者认为：“韩少功所关注的决不仅是中国作家精神寻根问题，而是现代中国全体国民精神寻根问题。韩少功将寻根方向与目标从传统生活转向现实生活，这或许是他觉得现实精神寻根问题比传统文化寻根问题更迫切。”[6]
结语：
了一容是东乡族当代文坛特色鲜明作家，特异流浪经历让其审美观照对象趋于多元，建构容量丰富叙事空间，在多元话语空间中，异质文化不断碰撞，在文本中形成极大张力，表现作者对文字超强控制力;小说囊括社会十几种职业，对其细致描摹彰显作者对底层社会洞悉，对不同阶层人物情感取向形成内蕴审美张力，给读者造成紧张阅读体验;他的语言粗粝化，对苦难书写极尽真实，营造感官刺激达到极致审美意象空间，形成咀嚼趣味。
主人公内心世界丰盈与外部环境恶劣形成强烈反差，民族精神得到最大程度彰显，民族精神让小说焕发蓬勃生机，这是作者文化寻根结果，民族精神在新型话语环境下得以弘扬。了一容以细腻平民视角关注社会伦理变化，表达内心隐忧，身体苦痛尚能容忍，人性之恶带来精神创伤却难以弥补，人性倾轧终导致传统伦理瓦解，对社会与国家稳定产生威胁，了一容站在人文立场上审视异化伦理，对人性异化提出批判。对民族文化回望与坚守;对传统美德呼唤与回归，暗含作者渴望重构生态伦理社会诉求。了一容执拗回归民族传统文化，借民族精神实现对苦难高度超越，不仅表明了一容对民族身份认同，也表明作者民族自信意识，对民族文化强烈归属让其小说极具力量。
参考文献：
[1]了一容：《手掬你直到天亮》，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6页。
[2]龚群：《社会伦理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樊浩：《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4]韩少功：《文学的根》，《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5]王福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文化认同研究》，《学术探索》2019 年4 月版，第148页。
[6]陈仲庚：《韩少功：从“文化寻根”到“精神寻根”》，《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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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一容小说的苦难书写
2020-09-17 来源:青年文学家 作者：张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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