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践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中央考虑全局、审慎选择、应对世界经济新格局的战略举措。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应以制度集成创新为牵引力，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其他国家战略实现联动共振，形成合力，稳步推进。

【关键词】自由贸易港  对外开放  制度优势  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时隔两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关键一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践行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部署。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是逐步演化、不断完善、最终确立的。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不断演进和成熟的过程中，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战略部署也在逐渐形成。从时间轴来看，2013年9月29日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此后2015年、2017年又设立第二批、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基本上形成了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1+3+7”自贸试验区“雁阵”格局。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不难发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不断演进的结晶，既有科学的理论根基又有坚实的实践支撑；是新时代新思想的伟大践行，承担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历史使命。

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键枢纽。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自由贸易港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首要的任务就是联动和融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连通的先决条件是，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和自由化。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目标就是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往来自由便利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可以讲，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计不仅考虑了传统国际经贸往来的特点，更兼具数字经济时代的思维和视野。在全球经济网络中，某一个网络节点要素流动效率高于周边其他地区，资源便会向这个网络节点集聚从而获得更高的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其结果就是，该网络节点成为连接国内资源、市场与国际资源、市场的关键枢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谋划和部署，海南自由贸易港无疑要在新时代担当这一重要角色。

引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先行“头雁”。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审慎部署和实施的。因此，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5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自由贸易港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对外开放，而且还要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体系。从战略目标来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就是要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从政策延续性来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精华的汲取与凝练，但在实现路径上不再是渐进式地趋同国际先进水平，而是开放力度一举达到（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从角色定位来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以传统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是以发展国际旅游、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这与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货物贸易便利化的定位是有显著差别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制度集成创新，是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实践过程中逐渐显现的最大诉求。通过自贸试验区摸索出改革创新的方向，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落地并不断丰满，实现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有效连通，从而建立起以自由贸易港作为“头雁”的中国全面开放平台“雁阵”格局。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之后，社会各界关于在哪里建设自由贸易港开展了诸多讨论和推断，最终中央选择了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最开放的平台，必须要兼具区位、制度和发展优势，但也要考虑风险防控。因此，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权衡各种条件和因素之后的最优选择。

一是区位优势。离岛资源，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天然优势。党的十九大之后，汪洋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建设自由贸易港要充分利用我国离岛资源丰富的优势。纵观国际著名的自由贸易港，海南兼具香港和迪拜的特点和优势。海南，类似香港，是天然的离岛，全岛为自由贸易港，即具备天然的优势实现“一线放开”“岛内自由”。同时，海南与迪拜有相同的特点，即均需要与母体经济进行明确的分割，即“二线管住”。根据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实践经验以及保护母体经济体系不被冲击的需求，离岛优势可以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既便于封关运作实现“一线放开”“岛内自由”，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二线管住”提供天然屏障。背靠粤港澳大湾区，是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另一个重要的区位优势。海南省与广东省一衣带水，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习性共通，完全具备协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2017年末，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接近7000万，GDP超过10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17%，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级的港口群、机场群，发达的高铁以及高速路网络，是全球物流枢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集群，是全球制造业中心；集聚了众多国际领先的互联网及信息技术企业，是互联网新技术、新兴产业的发源地。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所需的母体经济支撑，可以从大湾区源源不断地输入。另外，海南与香港地理位置接近，既便于从香港借鉴先进的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经验，又可以打造“中国特色范本”的自由贸易港，与近在咫尺的香港的自由贸易港交相辉映，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兼容并包、全面开放的决心。还有，海南位于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要冲之地，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广和实施的绝佳之地。因此，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可以充分衔接“一带一路”沿线资源，让沿线各国广泛受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制度优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优势包括国家体制、海南经济特区以及自由贸易港自身三个层面。国家体制层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上依然是成功的关键。海南是党中央部署的唯一一个我国内地的自由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并作出重要指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支持海南大胆改革创新，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举国之力，支持海南，任用国内先进地区的领导干部，选派国家部委及上海、广东等地自贸试验区骨干人员挂职，加快自由贸易港立法，政策支持力度超乎想象。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歇，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的决心就是最大的战斗力，集中优势力量的动员能力会极大弥补海南经济基础薄弱、建设经验不足的弱势。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成功的最大保障。当然，海南作为经济特区，自身也有突出的优势。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阵地，是最早的体制机制“试验田”、最具有影响力的对外开放“窗口”。经济特区通过40多年的运转，在国际市场上和跨国企业间形成了很高的认可度。中国的经济特区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代名词。在海南经济特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对外开放的政策“叠加效果”会最大限度释放。而且，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也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创新经验，加之又是我国唯一的全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经验和平台是具备的。此外，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自身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与之配套的政策体系无疑蕴藏着巨大的政策红利。中央用“看得见的手”让海南“独享”这份政策红利，从而弥补现阶段海南吸引集聚市场资源的弱势，并通过高质量高标准的市场开放逐渐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增长极效应。

三是后发优势。相比邻近省份或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海南的经济规模、产业基础确是短板。但正因如此，反而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反向优势”。首先是“白地优势”。考虑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最高水平的开放，传统的经济发展因素和特质越少，新的政策体系和开放格局就越少碰到阻碍。之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就是传统利益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相对而言，“白地”有利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通过制度变迁直接跨过初级阶段，进入高起点高标准的制度规划和设计，而且有利于对冲高度开放衍生的风险，将对原有经济体系的冲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就是很好的例证，通过诸多政策突破，带动国际国内的医疗健康企业集聚，但并不会对我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带来冲击和混乱。其次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后发优势”。产业发展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当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格局形成之后，要实现转型升级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究其原因是本地企业通过之前产业分工获利的成本和风险要低的多，缺乏动力去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产业转型升级是存在后发超越路径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明确提出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是重点发展国际旅游、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就是典型的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激发后发优势的案例。还有就是制度集成创新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可以这样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而自由贸易港的核心任务就是制度集成创新。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形态，需要更高质量更高标准的制度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经验表明，区块分割，没有整体连片，是阻碍制度集成创新的因素之一。尽管海南设立自贸试验区比较晚，但是起点高、谋划远，是我国现阶段唯一的全域自贸试验区。空间上的整体连片为制度集成创新提供了必需的物理载体。这是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所不具备的。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现实路径

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任重而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行稳致远，久久为功”。可见，自由贸易港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非海南一省之任务，必须统筹全局资源，调动举国力量。因此，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现实路径可以总结为，以制度集成创新为牵引力，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其他国家战略实现联动共振，形成合力，稳步推进。

一是与自贸试验区联动。从现实条件来看，海南全域既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又是自由贸易港；从发展历程和开放程度来看，自由贸易港是比自贸试验区更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两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不可割裂，其联动关节就是制度创新。实现路径就是，建立自由贸易港和自贸试验区之间制度创新成果的“双向复制”机制，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模式向平行双向模式转变。之前，商务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了适用于海南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的制度创新政策。联合商务部等18部门，将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经验“组合式”批复给海南自贸试验区，有利于缩短审批时间、节约行政成本。同时，若可以进一步打通自贸试验区之间制度创新经验的“双向复制”，将更有利于提高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的效用和效率。而且，“双向复制”机制除了可以在自贸试验区之间进行，也可以拓展到自由贸易港和自贸试验区之间。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改革过程中率先形成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成果，也可以共享给其它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双向复制”机制，打通了自由贸易港和自贸试验区之间的联动，必然会促进更多制度集成创新成果的产生。

二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最便捷、最可靠的支撑。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最接近，香港国际领先的自由贸易港运行经验，广东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首先，实现基础设施连通。海南与粤西的湛江一海之隔，只需打通琼州海峡通道，就可以实现海南与大湾区的地理连通，便可以接入大湾区的资源网络。同时，加快布局两地之间的海上及空中交通网络，将海南的海运及空运体系纳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运输体系一并规划，形成整体性、系统化的海南—大湾区基础设施共通格局，有利于要素资源高效流动，推动两地互济共进。其次，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海南岛内可以高起点布局更高层级的产业，但是不能缺少基础产业的给养。海南在基础产业上的短板，完全可以由粤港澳大湾区来补齐。两地联动，大湾区的基础产业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最便利自由的大通道实现成本降低和效能提高，海南自由贸易港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本、技术、人才及管理制度的支持，为价值链更高层级的产业发展提供营养，稳步推进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目标。最后，形成港口组合联动。在全国范围内，惟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拥有优质的港口群资源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经验。海南可以通过“虚拟组合港”的形式实现与大湾区港口群的功能互补与对接，优化港口群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两地港口服务一体化，数据共建共享，打造琼—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群。

三是与“一带一路”倡议联动。自由贸易港是连接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关键枢纽。海南与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可以视为内部连通，而与“一带一路”倡议联动则是外部协同。自由贸易港要成为国际经贸的核心网络节点，就必须实现便捷自由地“引进来”和“走出去”。从地缘优势来看，海南“引进来”的方向首先考虑东南亚国家。我国已经和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完全具备条件成为对接海外各类自贸园区，服务我国与东盟经贸自由化的理想平台。从策略上分析，不仅要“引进来”跨国企业，更应重视国际组织、国际劳工及国际标准的引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合作文件。海南应利用博鳌论坛的影响力，推动重要的“一带一路”国际组织落户。向东南亚国家开放劳工标准，引入“菲佣”等生活服务类劳工，引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标准，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社区，吸引全球商旅人士来海南旅居。与此同时，大胆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打造“走出去”的产业园。自由贸易港的税收税制国际化以及跨境资金流动便利自由化等优势完全有条件让海南成为企业“走出去”理想地。大胆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提供特定区域打造“走出去”产业园，采用“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经济管理职能交与国际知名企业执行，教育、医疗、人才、国际化社区等社会治理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管理，真正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国际产业园，将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优势发挥到极致，打造全国企业“走出去”最便利的环境和平台。

（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微观管理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JY18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13日。

②《习近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新华网，2020年6月1日。

③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④符正平、王海平等：《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国港口》，2018年第5期。

⑤《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新华社，2020年6月1日。

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0日。

⑦史欣向：《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海口日报》，2018年12月4日。

⑧李善民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2018—201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⑨《推进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再添动力》，《经济参考报》，201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