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要回顾改革开放进程中新闻发布工作和制度建设的历程，并从改革开放、信息公开和媒体改革的角度来阐述新闻发布与这三个维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就新闻发布工作如何助力改革开放、服务于国家治理提出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包括：其一，以新闻发布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互动沟通而非单向传播，促进问题解决而非只是阐释问题；其二，以新闻发布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的模式，不仅满足事实披露层面，而且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认同；其三，以新闻发布来构建公共沟通体系和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注重实效而非只是强化过程或创新形式。

【关键词】新闻发布 改革开放 国家治理现代化 信息公开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9.004

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变迁的过程，从制度建立到制度完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事业发展同步，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同步，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节奏同步。回顾中国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关键节点，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布助力改革开放事业”这两条线索。新闻发布，既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本文简要回顾改革开放进程中新闻发布工作和制度建设的历程，并从改革开放、信息公开和媒体改革的角度来阐述新闻发布与这三个维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就新闻发布工作如何助力改革开放、服务于国家治理提出一些方向性的建议。

40年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回顾

回顾新闻发布工作的40年，经历了“从内向外”和“从外向内”的两个转变，而新闻发布工作在这两个重要转变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内外一致”“内外互促”的统一关系。

第一阶段：从内向外，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助推改革开放和对外传播。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是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最初尝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发布制度不断完善，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展示方式。改革开放之初，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走向世界，外交部率先实施新闻发布，可谓领风气之先。

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外宣传小组，专责协调国际以及港澳台侨宣传方面的重要事务。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该意见与《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主导了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改革。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任命为第一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并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后，新华通讯社虽然继续承担部分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但已不再是政府新闻发布的唯一途径。[1]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折射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强化和对外传播的思想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中国加快走向世界，需要向世界介绍开放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和发展的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发布的“启动”节奏看，其最初使命主要是对外传播，由内向外地讲好中国故事，以增进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和文化认同。

第二阶段：由外向内，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扩大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信力。2003年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年初，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区人民政府三个层次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要求。同年，“非典”的发生，暴露出一些行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在收集、发布信息过程中存在的漏洞与问题。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与敦促下，国家各部委、各级政府机构纷纷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由此，2003年成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年。

此后，新闻发布制度不断健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党委机构，逐渐实现全覆盖和常态化。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对外公布了62个部委和75位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2006年，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率先开始进行新闻发言人定时、定点、自主新闻发布。同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对新闻发布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该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2010年6月，中央宣传部等中央部委的11位党委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同时，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对新闻发言人的业务培训，一年一度的发言人培训班成为常规安排，促使新闻发言人队伍日趋专业化和职业化。2011年2月，全国首次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13个党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的200多人参加了培训。与此同时，国资委直属121家大型中央企业通过新华网将各自新闻发言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等资料向社会公布。至此，各级政府、党委新闻发言人基本到位，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系逐渐成形。

新闻发布工作机制的建立，离不开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了给新闻发布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多项通知和文件，不断细化信息公开的重点领域和具体要求。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明确提出，“争取2015年之前全面实现全国市、县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发布，提出国务院各部门要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2016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既明确了信息公开的具体要求，也规定了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意见》要求，地方政府要加强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对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热点问题，“按照程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政策措施以及处置结果等”。此外，“负责处置的地方和部门是信息发布第一责任人，要快速反应、及时发声，根据处置进展动态发布信息”。有研究指出，通过2013年以来的这些政策保障，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提升到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战略层面，伴随新闻发言人队伍的壮大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的效果获得极大提升。[2]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新闻发布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平台选择和传播渠道紧跟技术变革的趋势，越来越移动化和智能化。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全部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纷纷开通微博，利用微博进行信息发布，这一年因此成为“微博政务元年”。目前，微博、微信、微头条、客户端等“三微一端”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在互联网新闻发布和信息公开上的标配，发展势头迅猛的抖音政务号亦开辟了政务信息传播的新载体。此外，新闻发布的形态也在持续创新，从过去单一的文本信息逐渐拓展到图文、数据、短视频等融合形态。有观点预测，由于短视频符合碎片化的阅读场景和公众高效获取信息的习惯，也更加符合新生代网民群体的媒介使用偏好，短视频将成为未来新闻发布的主要方式。[3]

改革开放与新闻发布的关系特征

纵观过去40年的新闻发布工作和改革开放事业，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总结其内在关系特征：

新闻发布与改革开放同步：既见证改革开放又助力改革开放。从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的历程看，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公众面对启蒙浪潮，90年代市场化快速推进、社会监督热潮兴起，新世纪以来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闻发布工作的制度化推进过程，始终与改革开放同步，既真实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又以不同方式助力改革开放的推进，不同时代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均得到有效贯彻。

新闻发布与信息公开同步：既依赖于信息公开又促进信息公开。新闻发布制度在建立、完善和实施过程中，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新闻发布工作既有效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制度也从机制上确保了新闻发布工作的顺利开展，由此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传播和风险沟通的新观念和新体系。比如，2003年非典发生初期，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瞒报非典感染人数的情况，经媒体曝光后，各级和各地卫生部门快速响应，开始进行每日疫情发布，重新赢得公众信赖，有利地恢复和提升了政府公信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发布工作在探索中也出现了“隐性新闻发布”的特殊现象。作为传统官方新闻发布的补充或替代，政府部门还会通过其他非官方或半官方渠道来发布官方信息，即所谓的隐性发布。但由于隐性发布没有做到足够的信息公开，没有向社会充分告知发布主体的身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布效果有所制约。[4]

新闻发布与媒体改革同步：依托媒体变革又引领媒体业发展。新闻发布工作必须紧跟媒体行业发展和变革趋势。在传统媒体占据主导的时代，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是政府部门做好新闻发布工作的主要形式。而伴随微博、微信、头条号、抖音等社交媒体传播手段的兴起，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建设了数十万个政务机构号，由此大大提升了新闻发布的自主权和影响力。微博发布、微信发布等，逐渐成为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发布的主要形式。从线下新闻发布走向线上新闻发布，从以传统媒体为主要信息中介的新闻发布走向多元利益主体协同的新闻发布，从“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式的新闻发布走向“你问我答”的双向交流式的新闻发布，媒体变革成为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助推器。

面向未来的新闻发布实践创新

尽管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取得了巨大成绩，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仍然没有回避当前新闻发布工作存在的挑战和问题，比如：一些部门和地区新闻发布议题设置能力和发布效果亟待提高；在新闻发布会上讲成绩进展过多，但回应社会关切不够；一些部门和地区发布活动数量过少，有些依然没有建立定时定点的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回应公众信息需求不及时，等等。[5]

面向未来，新闻发布工作要继续探索、持续创新，就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信息工作制度的完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以新闻发布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互动沟通而非单向传播，促进问题解决而非只是阐释问题。纵观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新闻发布制度从探索到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40年。未来新闻发布要产生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实效，必须从舆情发展和沟通过程中把握重要问题，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以新闻发布来服务和推动国家治理。

首先，从塑造政党认同的角度来看，新闻发布制度有利于公众及时了解事实真相，避免不实消息的流传，维护社会稳定。同时，通过议程设置，有利于加强舆论引导，放大社会正能量。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为我国政府、政党形象在公众心中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从服务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新闻发布制度为政府、公众的沟通与公众参与搭建了有效平台，有利于建立透明的、有公信力的地方政府形象。政府权威信息的发布为公众正确认识现实问题、参与意见、献计献策提供了可能，也使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及社会治理成为可能。

最后，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来看，新闻发布为各国媒体提供了有关中国事务的权威信息，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助推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满足了国内公众对外交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践行了中国外交是人民外交的理念，培育了政府与民众的密切关系。比如，外交部发言人扮演着中国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角色，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对外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以新闻发布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的模式：不满足事实披露层面，而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认同。过去的新闻发布，主要传播方式是及时披露事实，而未来，比事实传播更重要的是表达价值。以深圳市罗湖区在全国率先开展的基层政府“双周发布”的新闻实践为例，自启动以来，一系列反映罗湖产业、消费、交通、医疗、教育、街区等发展成效的亮点和话题，逐步勾勒出罗湖的全息画像，塑造了一个“具体、形象、有厚度、有温度”的城区形象。[6]有学者认为，罗湖“双周发布”可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对区域发展价值转化和提升，也有评论员指出，罗湖将面临一场全国性的价值再发现。[7]

总体上，传统新闻发布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主流舆论时，多通过正面事实和积极信息的披露，从“历史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两个维度来强化国家的制度认同和政党认同。而未来，以“绩效正当性”为主的新闻发布话语，要不断走向“价值正当性”和“文化正当性”为主的新闻发布话语。这方面，需要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议题，不断探索具有说服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阐释话语和主导框架，才能追求公众更高层面的价值认同。

以新闻发布来构建公共沟通体系和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注重实效而非只是强化过程或创新形式。总体上，网络化社会形态下的信息传播，正经历深层次的技术革命和业态重塑。新闻发布工作对构建政府的公共传播体系、创新宣传思想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充分借鉴传播学的政治传播、社会心理学的心态调适和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等跨学科理论资源，不断提高新闻发布工作者的舆论观和心态观，提高新闻发布工作对“时、度、效”目标的追求和把握。

伴随智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成本更低，网络监督的主体、渠道和范围也将更为广泛。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8]2010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相继开通政务微博、微信，搭建政府与公众与沟通的新机制和新平台，推进可沟通型政府的建设。一项以关于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主管的政务新媒体“上海发布”为案例的研究发现，把公共服务与政治沟通有机结合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9]“上海发布”推送的信息丰富全面、贴近性强，提供了政府和公众直接沟通、互动的平台。可见，依托互联网、新媒体和移动传播的新载体，政府新闻发布正努力做到更及时、更公开、更透明，以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10]

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已经在实践中逐渐明确了“谁来说”的制度性安排和“怎么说”的技术性问题，接下来，重点要解决的是“说得怎样”，即新闻发布的实效评估。[11]归根结底，检验新闻发布工作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准在于：公众的质疑是否减少了，各种流言是否被澄清了，目标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感是否提升了。新闻发布工作是政府公共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只有与信息公开、对外传播、宣传思想等工作保持高度协同，中国的新闻发布工作才能实现满足公众知情权、促进公众表达权、发挥媒体监督权的多重功能。

（本文系2016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JZD006）

注释

[1]闫雨辰：《论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因及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影响》，《新闻世界》，2012年第2期。

[2]刘笑盈：《当前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进展与挑战》，《对外传播》，2016年第12期。

[3]陈溯：《专家：短视频将成未来新闻发布主要方式来源》，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8/10-10/8646613.shtml。

[4]张志安、李春凤：《隐性新闻发布的类型、动因及反思》，《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2期。

[5]吴姗：《全国新闻发布考核结果首次公布 新闻发布哪家强？》，人民网，2017年5月24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524/c14677-29295404.html。

[6]吉学方：《框架中的“舞者”——深圳罗湖区“双周发布”新闻实践的场域理论分析》，《特区经济》，2018年第11期。

[7]严圣禾：《大数据显示深圳罗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光明网，2018年1月20日，http://difang.gmw.cn/sz/2018-01/20/content_27401612.htm。

[8]金江军：《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网，2016年5月24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524/c1003-28376417.html。

[9]张涛甫、徐亦舒：《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基于“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0]张志安、罗雪圆：《中国互联网20年与新闻发布变迁》，《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6期。

[11]张志安、李春凤：《新闻发布评估机制变迁与构建研究》，《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0期。

责 编／周于琬

Press Release Helps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view and Prospect

Zhang Zhian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work of press release and it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release and other three dimension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media reform.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some directional suggestions on how news release can help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erve na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1) press release helps to modernize national governance, realiz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one-way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problem solving rather than just explain problems; 2) innovating the mode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by news release not only meets the need of fact disclosure, but also pursues a higher level of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3)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nstructing public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innovating the publicity and ideological work by news release, and to focusing on practical results instead of the processes or innovative forms.

Keywords: press releas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dernize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张志安，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新闻业、新闻社会学、大数据与互联网治理。主要著作有《深度报道：理论、实践与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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