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上京路是女真族发祥地。女真族姓氏的分化、婚姻家庭的演变，以及人口的生产与迁移，都对金朝社会发展与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京路的自然经济环境、女真族发动伐辽灭宋战争以及人口迁移，对金代上京路姓氏、婚姻家庭与人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代上京路姓氏、婚姻家庭及人口，在金朝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金上京路;姓氏;婚姻家庭;人口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4 — 0005 — 05
上京路是女真族的发祥地，女真人的姓氏，大多源于上京路各部所居之地。“金有天下，诸部各以居地为姓。”①上京路姓氏、婚姻家庭与人口的变化，对女真族社会发展，特别是灭辽伐宋、入主中原，建立大金帝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对金代上京路姓氏、婚姻家庭与人口，简要考述。
一、金代上京路女真族的姓氏
女真族姓氏的产生，是从金代上京路开始的。随着女真族政权的建立，姓氏逐渐分化。女真族姓氏的分化，与女真人自觉汉化，及其民族融合是分不开的。女真人姓氏的分化，是完颜部逐渐接纳渤海、契丹等部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女真文字制定之前，没有女真姓氏记载。早在隋唐时期，始见“渤海粟末靺鞨附高丽，姓大氏。”②这是女真人最早的姓氏记载，后来随着女真族的扩张，姓氏也逐渐增多，这是女真人姓氏分化演变的一个特色。
（一）女真族的姓氏基础
女真人原先没有姓氏，女真人的姓氏源于渤海人的姓氏。据洪皓《松漠纪闻》记：“其王旧以大为姓，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③在金代，入女真的渤海人有三大家族，分别为大氏、李氏、张氏。大氏是渤海国皇族，辽灭渤海以后，大氏仍为豪门显贵。金代“大氏”曾出大药师奴、大家奴、大皋等人物，其代表人物大皋（挞不野），其先辽阳人，金攻破宁江州，他被金太祖收养，授猛安，兼同知东京留守事。后以军功起家，在伐辽战争中，面对二十万辽军，他以“丈夫不得一决胜负尚何为，”④率领本部兵马，英勇善战，杀敌数百人。天会四年（1126年），挞不野被任命为都统领渤海八猛安，到海陵王时期，官至太傅，领三省事。他的三个女儿都是皇妃。
李氏的代表是李石，他不仅是世宗母亲贞懿皇后的弟弟，又是世宗元妃的父亲，既是世宗的亲舅舅也是世宗的岳父。张氏的代表人物是张浩及其子张汝弼和侄汝霖。张浩，字浩然，渤海人，天辅中，为承应御前文字。天会八年（1130年），赐进士及第。天眷二年（1139年），参预详定内外仪式，迁礼部尚书，行六部事。海陵王继位后，为参知政事，后来提升为尚书右丞。天德三年（1151年），主持扩建燕京及宫殿。贞元元年（1153年）金迁都燕京，改平章政事，寻改左丞相。正隆三年（1158年），又主持营建汴京，拜太傅、尚书令，进封秦国公。正隆元年，海陵王南侵，留治尚书省事。大定二年（1162年），为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这些渤海贵族姓氏，对后来女真人姓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有一些女真人，效仿渤海人，以大、李、高、张、王等为姓氏。
（二）女真人的姓氏分化
女真族姓氏主要分为“白号”与“黑号”两种，也就是《金史》中，最初的两大氏族集团。随着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姓氏逐渐分化、组合为完颜、徒单、乌古论、蒲察四个大支系，共四十七部。《金史·百官志》记载：“凡白号之姓，完颜、温迪罕、夹谷、陁满（驰满）、僕散、术虎、移剌答、斡勒、斡准、把、阿不罕、卓鲁、回特、黑罕、会兰、氿谷、塞蒲里、吾古孙、石敦、卓陀、阿斯准、匹独思、潘术古、谙石剌、石古苦、缀罕、光吉剌，皆封金源郡;裴满、徒单、温敦、兀林塔、阿典、纥石烈、纳兰、孛术鲁、阿勒根、纳合、石盏、蒲鲜、古里甲、阿迭、聂摸栾、抹然、纳坦、兀撒惹、阿鲜、把古、温古孙、耨盌、撒合烈、吾塞、和速嘉、能偃、阿里班、兀里坦、聂散、蒲速烈，皆封广平郡;吾古论（乌古伦）、兀颜（乌延）、女奚烈、独吉、黄掴、颜盏、尼厖窟（泥庞古）、拓特、盍散、撒荅牙、阿速、撒划、准土谷、纳谋鲁、业速布、安煦烈、爱申、拿可、贵益昆、温撒、梭罕、霍域，皆封陇西群。”①白号之姓中的完颜氏，因是皇族的缘故而成为国姓。女真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在确定姓氏上自觉汉化，根据汉字音韵反切法，“完颜”二字急读可为“王”，这样既符合“帝王之王”，又符合音韵习惯，因此有很多完颜氏后来改姓“王”。《金史·百官志》记载：“黑号之姓，唐括、（旧作同古）、蒲察、术甲、蒙古、蒲速、粘割、奥屯、斜卯、准葛、谙蛰、独虎、术鲁、磨辇、益辇、帖暖、苏孛辇皆封彭城郡。”②黑号之姓多不是女真本姓，是逐渐融入到女真中的其他姓氏。如唐括氏是遼朝迁西夏党项人于辽国东边，为了防御女真西侵，安排党项人与女真人杂居，以监视女真人的活动。由于东迁的党项人，与女真人生活在一个区域内，使得党项人逐渐融入到女真社会之中，党项融入到女真社会，姓氏即为女真唐括部。
《金史》记载的女真姓氏，总共有99个，后人在金代碑刻墓志中又发现10个，至今可知金代女真人姓氏有109个姓。研究发现，女真人改汉姓者有59个。例如完颜氏改汉姓王之外，还有改汪、完、鄢、宛;徒单氏改汉姓杜、单;乌古伦改汉姓刘、商;蒲察氏改汉姓李;乌林答氏改汉姓蔡;奥屯氏改汉姓曹;乌延氏改汉姓朱;温敦氏改汉姓空;夹古，辽代称“加古”、明代称“夹温”，清称“觉罗氏”，后改汉姓仝、佟、童。金启孮《爱新觉罗姓氏之迷》说：“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吟觉罗氏，实即金代的交鲁氏。”③赵阿平认为，满族钮祜禄氏起源于对狼的图腾崇拜，此为狩猎生计的印证。各个时期，这一姓氏的发音有所变化，辽代称“敌烈氏”，金代称“女奚烈氏”，元代称“亦乞烈氏”，明代称“钮祜禄氏”。后受汉文化影响，改汉姓为“钮”、“郎”二姓。④
在金代女真姓氏中，往往是在女真姓氏后边，将原先的女真名改成汉名。姓是女真姓名字是汉名。如完颜宗敏，是金太祖阿骨打元妃乌古论氏所生，女真名阿鲁补，后改汉名宗敏;完颜兖，女真名梧桐，后改汉名兖。完颜昂女真族名奔睹后取汉名昂。夹谷清臣，金上京胡里改路桓笃人，女真名阿不沙，汉名清臣;仆散忠义，上京路人，女真名乌者，汉名忠义;仆散揆，上京路人，女真名临喜，改汉名揆;徒单镒，上京路人，原名按出，改汉名镒;仆散安贞，上京路人。原名阿海，改汉名安贞。
金代上京路女真姓氏，有很多是以所在的部为姓氏。如裴满达女真名忽挞，就是以裴满部为姓氏的。裴满，亦作裴磨中、排磨中、排蛮、排门异、婆由懑，是金代女真重要部落和姓氏之一，属金代贵族白号之姓，入中原后，译汉姓为麻。其旧居婆多退水（阿什河东北蜚克图河）。徒单恭女真名斜也，以徒单部为姓。徒单，亦作徒丹，是金代女真重要部落之一，分布地域很广，主要分布于活刺温水（今呼兰河）、按出虎（今阿什河）、速苏海水（今黑龙江尚志马延镇东南苇河、亮河一带）等地域，属于金代贵族白号之姓。徒单部因部众庞大分散，乃分两大体系，入中原后，译汉姓杜氏、单氏。唐括辩，女真名斡骨剌，唐括部人，以部为姓，后改汉名辩。唐括，亦作唐古、唐适、同古等。女真重要部落和姓氏之一，属于金朝贵族黑号之姓。
二、金代上京路女真人的婚姻与家庭
上京路女真人的婚姻家庭很有特色。婚姻家庭，经过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建国前女真族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婚姻家庭习俗保留了许多原始氏族时期的婚俗。建国后，女真贵族自觉汉化，使女真族婚姻家庭，改变了原有的传统习俗。一方面由于家庭成员发生变化，使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解体，另一方面，由于婚姻对象扩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发展。
（一）上京路女真人的婚姻
金朝建国前女真人的婚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保留了许多原始氏族婚姻习俗，如同姓不能通婚的习俗。自昭祖石鲁以后，完颜氏贵族皆与异姓通婚。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旧俗的影响，完颜部与外族通婚，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联姻部族。对于女真人的婚姻关系，史籍记载最多的是皇室贵族婚姻。《金史·后妃传》记载：“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弩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⑤金朝皇室贵族联姻即使有这样稳固的联姻部族，还是有所限制的，即所谓“婚姻有恒族，后不娶庶族”⑥。到了金朝入主中原以后，才逐渐突破了这些联姻限制。渤海人的大氏、契丹人的耶律氏、汉人的刘氏等都有人被纳入后宫。等到后来女真人嫁给汉人，汉人嫁给女真人的也就逐渐增多了，在客观上促进了女真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
女真人的婚姻较多地保留金朝建国前原始氏族制残余，在婚姻缔结方面姑舅表亲相当普遍。择偶方式既可青年男女自行恋爱，也可长辈代为选择。一般来说贵族子弟的婚姻与政治财产关系密切，多由长辈决定，贫苦人家的子女，在配偶的选择上则享有较多的自主权。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者，即携而归之。后方具礼谐女来家，以告父母。”⑦这则史料是对女真人婚姻缔结生动的描写，分别介绍了贫富不同家庭，青年男女求偶的方式。
洪皓在《松漠纪闻》说：“婿纳币，皆先期拜门，亲属偕行，以酒饮往，少者十余车，多者十倍。……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塞痕（好）则留，辣辣（不好）则退也。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者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親迎。既成婚，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牛马十数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遗之。”①这是洪皓对熟女真婚姻的描述。洪皓还在《松漠纪闻》中，记载了乌惹女子择偶的生动场面：“契丹、女真贵族子弟及富家儿，月夕备酒，则相率携尊驰马欢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欢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歌讴以侑觞者。邂逅相契，调谑皆不问。留数月，有子，始具荣食、酒数车归宁，谓之拜门，因执子婿之礼。其俗谓男女自谋胜于纳币婚者。”②
在女真人的婚约中，指腹婚的现象比较常见。《松漠纪闻》记载：“金国旧俗，多指腹为婚姻。”③双方父母在子女出生之前，就决定结成亲家。小孩降生后，如果为异性，即结为夫妇，如果为同性，则拜为义兄弟或姐妹。《大金国志》记载：“虽贵贱殊隔，亦不可谕”④。指腹为婚这种缔结婚约方式，往往成为两个家庭之间，为了加强友情的一种方式。
女真人婚姻中存在聘礼，这种聘礼与后来的买卖婚姻，以及婚姻中的彩礼是有区别的。金初，女真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女真婚姻关系，带有奴隶社会色彩。上京路女真人的婚姻，处在从妻居向从夫居的过渡。聘礼是作为赔偿女方氏族损失的一种代价，一般是男子成婚后，需住在女方家侍奉岳父岳母，从事各种劳作，甚至“行酒进食皆躬亲之”。⑤结婚满三年后，男方携妻回到男方家里，女方则以奴隶、牛马相赠。这种从妻居的形式，在女真族婚姻关系当中，时有出现，被保留下来。女真人婚姻的聘礼与回赠，除了男女双方经济原因外，也是双方显示财富的方式。金朝后期，这种攀比财富、讲究排场的现象愈演愈烈，以致朝廷用行政手段加以约束。到了晚期，受汉文化影响，从妻居的婚姻方式，基本不存在了。
在女真人婚姻中，有收继婚、偷婚和抢婚等形式。收继婚是女真人原始婚姻习俗残余的表现，金初上京路这种婚姻现象普遍存在。《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⑥《金史·后妃传》记载：“旧俗，妇女寡居，家族接继之。”⑦这种婚姻习俗，其目的是保证家庭财产不外流。因此，女真这种收继后母、寡嫂、抚养父兄的遗孤，是族中男子的权利和义务。入主中原后，与汉族杂居，随着女真人的汉化，收继婚现象逐渐少了。
在女真人的婚姻中，有偷婚和抢婚传统婚姻习俗。婚姻自主的男女，“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⑧这种偷婚形式，反映了女真人原始婚姻残余的存在。抢婚是女真贵族，暴力获取女子的行为。例如金灭北宋后，强纳宋皇室妃嫔和宗室女子，就属于抢婚形式。金朝统治者为了减少民族间的矛盾与隔阂，曾经鼓励女真人与契丹人、渤海人、汉人通婚，这种择偶对象的改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二）金代上京路女真人的家庭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最基本生产生活单位。家庭的基本成员，是由一对夫妇及其子女组成。一般的情况下，家庭有二代家庭和三代人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二代家庭和祖孙三代组成的三代家庭，也有四代家庭，五代家庭很少。金建国前，主要是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庭类型。《金史·世纪》记载：“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⑨女真族男子长大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开独居。《金史·世纪》载：“金之始祖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曰：后世子孙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独与弟保活里俱。始祖居完颜部仆干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懒。其后胡土门以曷苏馆归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别而去，盖自谓阿古乃之后。”？輥？輮？訛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也有兄弟同居构成的家庭。同书还记载：“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劾者，次世祖，次劾孙，次肃宗，次穆宗。及当异居，景祖曰：劾者柔和，可治家务。劾里钵有器量智识，何事不成。劾孙亦柔善人耳。乃命劾者与世祖同居，劾孙与肃宗同居。”？輥？輯？訛女真族这种小家庭，随着女真族建国发生了变化，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家庭逐渐解体。金朝统治者为了提高女真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女真族300户，设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这样就使女真族家庭，以部族的形式存在。金灭辽和北宋后，把俘获的契丹人、汉人分配女真家庭担任奴隶，这些被俘获的契丹人、汉人成为女真人家庭的附属，这样就使女真族家庭成分复杂了，打破了原先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家庭成员中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同居大家庭。
金朝统治者根据每个家庭田地、房舍以及牲畜和人丁多少，把家庭划分为户等。金朝家庭的户等制度，是延续辽朝户等制度，实质是根据每个家庭的贫富差距来确定户等。金朝采取通检推排的方法，按每个家庭财产的多少和人口数量划等级。《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年），止验财产多寡，分为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輥？輰？訛金朝对家庭划分的户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了变化。《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二年）推贫富、验土地、牛具 、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輥？輱？訛由原来划分的四等改为三等。尽管制定了以财产和人口多少这一标准来划分，但是对女真族还是有特权的。金世宗认为“猛安谋克户差发不均，皆自谋克内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从，轻重不一。自窝斡叛后，贫富反复，今当籍其夹户，推其家赀，傥有军役庶可均也。”右丞相克宁、平章政事安礼，枢密副使宗尹等都说：“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使，余无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数目，止验产业科差为便。”？輥？輲？訛从此，女真族家庭的特权阶层就不那么明显了，对“汉人家庭和女真人家庭划分户等都要按照家资”？輥？輳？訛来划分。汉人家庭主要依据“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藏镪多寡”①来划分。女真人家庭主要是以土地、牛具和奴婢的多少来划分的。《金史·食货志》记载：“括其奴婢之数，则贫富自见，缓急有事科差，与一例科差者不同。请俟农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数。”②金朝以家资多少来划分户等，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税收。到了金世宗后期，有的家庭贫富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金朝采取分地区、分民族省份，来确定户等了。原有的户等制度，逐渐被新的通检推排制度所代替，《金史·食货志》记载：“止随物推收，析户异居者许令别籍，户绝及困若者减免，新强者详审增之，止当从实，不必敷足元数。”③这样到了金后期，户等制度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了。
上京路女真族家庭中，父亲或丈夫是家长，家庭成员有妻妾、子女。父亲或丈夫是一家之长，具有一定的特权。首先表现在对妻子的特权，《金史》载：“辽使同幹来伐五国蒲聂部，景祖使后与劾孙为质于拔乙门。”可见妇女在家庭成员中，绝对听从丈夫的。其次表现在父亲对子女和族人的监护权。世祖病重间，嘱咐穆宗照顾好阿骨打。《金史·太祖纪》记载：“乌雅束柔善，唯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远出而归，穆宗必亲迓之。”④女真族是一夫多妻制，《松漠纪闻》载：“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⑤。《大金国志》載：“无论贵贱，人有数妻。”⑥这就造成了妇女的地位较为低下。《金史·世宗纪》记载：“自古兄弟之际，多音妻妾离间，以致相违。且妻者乃外属耳，可比兄弟之亲呼。若妻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非理也。”⑦不把妻妾当家里人看待，认为妻妾是外人，可见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孩子的出生有所变化。妇女成为母亲、婆婆之后，地位开始逐渐高起来，年长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特别高。如金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在完颜家族中的地位就特别高。《金史·后妃传》记载：“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⑧在家庭中，妻的地位高于妾。这一点，从妻妾生子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妻子生子称嫡子，侧室和妾生子称庶子。嫡子与庶子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嫡子有绝对的继承权，而庶子相对没有继承权。《松漠纪闻》记载：“自固碖以下，皆为奴婢。”⑨“固碖即宗干，太祖庶长子，海陵王完颜亮的生父。”？輥？輮？訛金太宗吴乞买卒时，完颜宗干虽是太祖长子，但因为是庶子而没能继承皇位，而由太祖嫡孙完颜亶即皇帝位。从正妻所生嫡子和非正妻所生庶子的社会地位来看，女真族正妻与非正妻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金史·后妃传》记载：“徒单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为寿。徒单方与坐客语，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诸公主宗妇与太后语者皆杖之。大氏以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岂能尙如前日邪。”？輥？輯？訛由此可见，在女真人的传统观念里，嫡庶地位差异是很大的。在家庭子女成员中，一般的也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长子继承父亲担任家长，对兄妹有监护的责任。
三、金代上京路人口的变化
上京路是金源内地、女真族发祥地。金初，女真族人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金朝建国前，上京路很多地方没有正式建置，没有户籍，人口资料很少，致使金初上京路人口情况难以了解。金代上京路到底有多少人？人口分布情况如何？这些问题目前靠仅有的史料很难清楚，研究者只是大概地推测。金朝在伐辽灭宋战争中，不断迁移猛安谋克户，到新占领的辽宋地区，使上京路人口减少。与此同时，金朝也将在战争中俘获的辽宋人口，迁往上京路，以实金源内地。金初统治者在上京路实行双向人口迁移，也没能使上京路人口增加。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上京路人口急剧减少。世宗、金章宗时，上京路人口虽有所恢复，但总量还是发展缓慢。金朝末年，蒙古军入侵及耶律留哥起义，蒲鲜万奴割据自立等，上京路处于战乱，许多城镇成为废墟，人口发展遭到严重破坏。
（一）金初上京路人口分布
上京路地域辽阔，是金十九路中最大、最北的一个路，辖境除今黑龙江省全境外，还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今俄罗斯广大土地，以及今吉林大部地区和朝鲜咸镜南道部分地区。《金史·地理志》载：“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天眷元年（1138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今北京），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大定十三年（1173年）七月，复为上京。……府一，领节镇四，防御一，县六，镇一。”？輥？輰？訛这则史料记载的领四节镇，与历史事实不太一致。有学者对其提出疑问，认为“上京路条下的5路1个统军司不符合这个条件，一府三州也不完全符合这个条件。”？輥？輱？訛这属于历史地理研究范畴，此处存疑待以后研究。这里只对上京路条下所列府、路、州、县人口进行介绍。上京路地域辽阔，境内有生女真居住地，如蒲与路、胡里改路、合懒路、恤品路，居住猛安谋克户。也有灭辽战争中获得的新国土，如肇州、隆州、信州，这里女真人与渤海人、契丹人、汉人杂居。金朝根据这样一个人口居住状况，在女真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实行猛安谋克制，在新占领辽国地方和女真人与渤海、契丹、汉人杂居的地方实行府州县制。实行猛安谋克制的地方户籍称猛安谋克户，实行州县制的地方户籍称府州县户。
会宁府是金初国都，是金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居着女真、渤海、契丹、汉人等大量人口，《金史·地理志》载：“会宁府……，户三万一千二百七十。”？輥？輲？訛在会宁府条下列的会宁县（倚）、曲江、宜春，这三个县没有人口数量记载，看来会宁府条所记载的户数，当包括这三个县的户数。《金史·地理志》记载：“肇州……，户五千三百七十五。”《金史·地理志》记载：“隆州……，户一万一百八十。”①《金史·地理志》记载：“信州……，户七千三百五十九。县一：武昌，……，镇一，八十户。”②以上《金史·地理志》记载的上京路府州县总计府州县户为54，264户，从《金史·地理志》内容来看，应该是金世宗大定以后，金宣宗贞祐二年以前的户数。至于金代上京路所辖的蒲与、胡里改、合懒、恤品、曷苏馆等5路户数，《金史·地理志》没有记载，但在《金史·食货志》里记载了金代上京路猛安谋克户数。《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③虽然《金史·地理志》和《金史·食货志》记载前后时间相差15年，但从章宗明昌四年到宣宗二年，金代上京路没有象金初那样，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迁移，因此，金代上京路人口的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从《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元年，……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泰和七年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④这一记载来看，明昌元年到泰和七年，前后18年里人口增长745 438户，平均每年增长41 413户，增长率为5.55%。如果按照这个增长比例算，《金史·食货志》记载的金代上京路猛安谋克176 000余户，从明昌四年到贞祐二年，平均每年增长9 768户，前后15年时间里，人口户数增长了146 520户，到《金史·地理志》记载贞祐二年府州县户数时，金代上京路猛安谋克户大致应该为322 520户。如果把府州县54 264户，与猛安謀克户合在一起，金代上京路人口宗总户数应为376 784户。
以明昌元年正月“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⑤可知每户平均人口为6.549人;以泰和七年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⑥可知平均每户人口为5.692人。两次金代家庭人口平均数应为6.12人，一般是六七口之家。这样也就可以算出金代上京路猛安谋克户的总人口约为1973 822人;府州县户的总人口约为332 096人，合计总人口2305 918人。从以上所得金代上京路人口分布情况来看，金代上京路女真猛安谋克户人口，占金代上京路总人口的85.6%。从中可以看出，金代上京路作为女真族发祥地，虽然金朝采用双向人口迁移政策，但到了金代中后期，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汉人都眷恋故土，大都陆续返回各自的故乡。女真人返回故乡上京路，使上京路猛安谋克户增多，汉人也返回中原，使府州县户减少，这也揭示了人们反对战争，向往和平，追求安定的生活环境。
（二）金代上京路人口的迁移与变化
一般情况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呈发展的势头。金初上京路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从太祖至海陵王末年，上京路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其原因是金对辽、宋发动战争的结果。金代上京路人口下降，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军伐辽灭宋时期，自阿骨打起义至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绍兴和议”止，为金代上京路人口迅速下降。在这段时间里，金军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使金代上京路的人口锐减。第二阶段从皇统二年至大定元年（1161年），由于金源内地猛安谋克南迁中原，及海陵王南侵，再次使金代上京路人口下降。
金代上京路人口的变化，随着海陵王迁都，政治中心南移，其人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增减、空间分布的变化，与政治中心的迁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金代上京路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女真族入主中原，迁上京路猛安谋克于中原，以及海陵王迁都燕京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战争的原因，使得金代上京路人口，在数量上逐渐减少。从1115-1186年70余年的时间里，金代上京路地区的人口迁徙一直没有停止。金代上京路人口的迁徙，主要有两种迁移方式，一是內迁即“实上京”拱卫，充实上京路，使金代上京路人口增加;二是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外迁，使金代上京路人口减少。金代上京路是金朝的大后方，女真族统治者为了加强这里的政治、经济实力，在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时期，金代上京路地区始终是金朝重点经营的地方，将伐辽灭宋所得人口迁往上京地区。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上京路地区人口开始大量外迁，不但将女真族猛安谋克户外迁中原地区，而且其他如渤海、契丹等人口也纷纷外迁，上京路人口大量减少。金代上京路人口大量外迁，始于天会四年（1126年），三上次男依据《金史·食货志》考证，上京路大约有十二个猛安的女真人被移往华北。海陵王迁都后，担心“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⑦这种大规模南迁，造成上京路人口急剧下降。金朝对上京路采取双向移民政策，一方面将居住在上京路的女真、契丹、渤海等人口，迁移到中原地区;另一方面，又将从宋朝掳掠来的汉人口，迁到上京路地区。这种对流迁移，形成了上京路各民族杂居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金世宗、章宗时期，金朝总的人口呈发展势头。从世宗时期开始，金代上京路的人口开始发展。“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⑧促进了金代上京路人口的发展。金代上京路因金世宗采取修生养息，与南宋停战，以及世宗恢复上京路建置，重视金源地区的发展，这些举措使金代上京路人口，从一直以来的下降态势，转变为上升态势。
金章宗“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臣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⑨章宗开明的政治，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促使人口增长。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尚书省奏称：“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輥？輮？訛笔者推算，到贞祐二年，上京路总人口2 305 918。金末年，由于蒙古军入侵、耶律留哥起义及蒲鲜万奴割据，上京路许多城镇变成废墟，人口再度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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