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要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必须始终把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产业集群是以产业链条为纽带，在一定空间范围集聚不同环节的企业形成的一种高效生产组织模式。产业集群的发展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引发了人才、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的大范围流动和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人口结构等的变化和变迁。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果和产物，顺应产业集群发展趋势，推进新时代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对于解决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现象、提高党对产业发展的领导力和党员发展产业的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难点

产业集群的主要类型

产业集群发展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因何而“集”，即产业集群以什么产业为主线集合企业。二是“群”落何处，即这一由产业链条联结的众多上中下游企业集合而成的群体在空间上怎么分布。产业集群如果按集中企业多寡和集群区域范围的不同，产业集群的“群”有“大集群”“中集群”和“小集群”之分。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产业集群的三种基本类型。

集中型。按照规模经济理论，这种产业集群类型是以产业链条为纽带的众多企业集中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范围的集聚发展。尽管这些同属一条产业链的企业间可能没有直接的横向关联关系，但从垂直角度看，每个企业都是产业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构成集中型的产业集群。现实中，我国集中型产业集群多以农业基地、工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专业镇等空间形态为载体，以产业链条为纽带，集聚关联企业发展而成的产业集群。

分散型。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尽管是产业集群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可以异地分离。由此，这种产业集群类型的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不一定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空间区域，通过生产环节外置和服务外包，把相关低值低效的生产环节、服务环节放在更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布局，分别通过产业链条把这些环节联结起来构成产业集群。例如，由波音公司为龙头企业带动的飞机产业集群，其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就分布在多个国家。波音747飞机由600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除自制外，可以来自6个国家的2万家企业。

游离型。这种产业集群模式的企业群体的产业依赖关系是松散的，企业与企业之间没有紧密的、固定的产业链关系。企业既依托产业链条而生存，也可以跳出产业链条去发展。例如，顺德是“白色家电之都”，集聚了众多家电产品的上中下游生产企业，这些企业既可以作为家电产业链条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为非家电产业提供配套产品。

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难点

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实际上是围绕产业链条展开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产业集群的上述三种主要类型表明，从空间分布看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既有相对集中的区域，也有异地分离的环节。因为劳动者与产业发展共生共存，产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重新整合与异地分布，加之与原来的以行政管理关系为主线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两条有交叉，但又不完全重合的建设脉络，所以必然带来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党组织机构固定性与产业集群空间分布多样性的矛盾。《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分别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既有集中型，也有分散型，还有游离型。尽管有产业链条为纽带进行联结，但党的基层组织机构的相对固定性与产业集群空间分布形态的多样性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特别是产业链不同环节由异地分布建立的党组织容易与当地党组织机构产生职能交叉、重叠等问题。

党组织机构设置稳定性与产业集群发展易变性的矛盾。《党章》规定：“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至五年。”党组织机构的设立与党组织机构人员的安排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当今世界，技术进步明显加快，管理模式日益更新，产业生命周期出现短期化现象，以某一产业链条联结起来的企业群体可能会因为产业链条的更迭引发党组织机构的变迁，降低党组织机构的严肃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启的石油产业、汽车产业、钢铁产业全球布局战略，实际上就是产业集群空间分布的大变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形成的服装产业、鞋帽产业、家居产业、商贸产业等产业集群也因成本、污染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了大规模的“腾笼换鸟”式产业大转移。一些生命周期长的产业或许能支撑产业集群党组织机构建设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但一些生命周期较短的产业，甚至一届基层党委、党支部都可能持续不了。

党组织机构人员稳定性与产业集群党员流动性的矛盾。《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产业集群是以产业链条连接起来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必然随着经济发展形势走。而劳动者特别是党员劳动者与产业集群密切相关，与产业集群中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紧密相连。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产业链的同一个环节可以在若干个地区进行布局，例如，福特汽车产业集群，其汽车生产基地在全球多个国家均有布点，其工程师、技术人员、监管人员均有可能进行异地轮岗，产业链同一环节的人员可能会经常在各地流动。另外，产业集群中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别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容易引发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大小和就业时间长短不一的问题，而劳动者就业岗位的变化，也会引起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变化。

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取向

上述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的三大难点，有三种类型产业集群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更多地体现在分散型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上。集中型产业集群一般由基地、园区、集聚区、专业镇相应的管委、镇委进行统一管理，所以集中型产业集群的党组织建设工作按照原来的模式进行建设和管理即可。对于游离型产业集群，可以鼓励和推动这些游离性企业向更紧密的产业集群或地方党组织靠拢，从而进行党组织建设。

对于分散型产业集群除了上述面对的三大共性问题外，还有更突出的三个个性问题：一是党的基层领导组织建在产业链条的哪个环节；二是如何处理产业集群党组织的党员重复挂靠问题；三是如何处理产业集群党组织异地党员的组织生活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焦点在于产业集群具有领导职能的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委）应该建立在产业链条中的哪个环节，此问题解决了，其它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下面从产业集群机理出发，针对分散型产业集群党组织建设的难点，提出了四种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取向。

在主导环节建立

基于产业链条不同环节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量。关于产业链不同环节价值高低问题，施振荣（1992）提出的“微笑曲线”表述了这一特征，但他没有解决产业链“微笑”即产业链不同环节价值创造能力高低背后的原因。关于价值创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据体力和脑力消耗程度的不同，把劳动分成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并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同时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创造的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但由于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被“无差别地一般化”了，因此无法区分抽象劳动中的复杂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以创新性劳动、知识型劳动和非标准劳动为代表的复杂劳动的机器不可替代性使其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特别是知识型劳动不仅具有劳动成果的累积性，还具有消费的可重复性，使其拥有更高的价值。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就是保护知识型劳动的高价值创造能力，并使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而产业链中的科技研发、工业设计、文化创意、企业管理等都是由创新性劳动、知识型劳动和非标准劳动构成的复杂劳动形成的具有高价值的关键性领域和核心环节，主导并决定整个产业链产生、生长、壮大和发展的全过程。

在主导环节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由于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产业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把握产业链不同环节功能作用的差异性，并找准这些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有利于主导整条产业链的集群发展。产业集群中的研究开发、工业设计、文化创意、总部管理等机构对整个产业链条具有主导性作用，主导着产业链的生存和发展，以此为切入点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有利于党更好地把握整个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权。

在龙头企业建立

基于产业链条不同企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量。以产业链条联结而成的产业集群，既涵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也包括上游的原材料、中间品供应企业和产品研发设计企业，中游的融资租赁、广告策划、产品检验检测、企业管理等服务型企业，以及下游的产品展销、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企业，乃至外围的辅助性产品生产商、相关服务性机构及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者等。从企业规模看，有大、中、小、微型企业；从企业品牌看，有品牌性企业、贴牌性企业和一般性企业，即使是品牌性企业也有国际品牌、国家品牌、省级品牌的等级之分。如果一个企业规模庞大且具有高等级品牌性，那么这类企业的影响力则是非常之大的，因而成为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也就是说，龙头性企业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规模庞大，二是品牌认知度高。例如，华为作为手机产业链中的大型企业，具有国际品牌地位，因而成为手机产业集群发展的龙头企业。

在龙头性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龙头企业所具有的规模大、品牌认知度高的特点，使其具备了对产业链各企业的“以大带小”作用，因此，在龙头性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有利于发挥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带动产业链的集群发展。例如，上海市松江区采取“1+7”的框架结构，由“1”即龙头企业正泰电气公司党委（下设15个党支部）和“7”家企业的党支部组成，推动龙头企业党建和产业的优势、资源与经验输送到集群内上下游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就是典型的在龙头性企业建立产业集群党组织基层领导机构的案例。

在共性平台建立

基于产业链条不同环节的资源整合能力不同进行考量。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功能看，一些环节是单向性的，例如，中间品生产企业向下游企业供应中间品，一些环节则具有双向性的特点，这种双向性主要表现为中介性功能，而承载这种中介性功能的载体就是共性平台。所谓“共性”是指共同的需求，“平台”就是连接需求的结点。共性平台就是针对共同需求、集中同类功能的集合体。例如，检验检测认证平台、产品供需对接平台、产品展销平台等。共性平台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是连接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环节的关键性、枢纽性环节。例如，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就是应对网上购物和企业生产需求，集中电商企业的一个平台，是杭州电商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性、枢纽性平台。

在平台型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由于产业链中的共性平台具有较高的资源整合力，这种整合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资源的集合能力，即汇集了上下游企业的共同需求；二是产业能量的扩散能力，即通过平台服务，将产业集群的能量进一步对内渗透和对外扩散。另外，平台的这种整合能力还具有产业标准的制定能力，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制高点。因此，在平台型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有利于党掌控产业链的关键性和枢纽性结点，对于推动全产业链的集群发展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联盟机构建立

产业联盟是产业集群企业的代表。产业集群是一个集聚了大量企业的产业群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政府是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和管理企业的客体。从市场主体构成看，尽管企业的数量众多，但政府及其业务管理部门只有一个。因此，企业与政府是“多个对一个”的关系。政府常认为企业问题主要是个案问题，因企业的个案要求而不予重视，产业联盟或行业协会便由此产生。产业联盟，包括行业协会、行业商会等联盟性机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代表本产业全体企业的共同利益，通过制定产业标准和企业规范，约束本产业的企业行为。当然，产业联盟对自身利益保护的异化也可能产生对市场的垄断，例如，欧佩克作为石油输出国的组织，实际上垄断了石油输出国石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产业联盟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向政府传达企业的共同要求，并表达企业的整体诉求。

在联盟性机构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产业联盟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在协助政府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因此，在联盟性机构建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有利于产业发展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实施，保障产业集群在政府的调控之下进行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现代服务业研究院研究员、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