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我国传媒业发展的主题，对传统的媒体管理理念与方式形成巨大冲击。数字技术的发展驱动着媒体生态的进化，从媒体形态融合、媒体与社会生活互动再到媒体生态融合，融合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强化。本文从技术驱动、生态影响、市场、规范优化等几个方面把握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与趋势，并从战略层面思考如何在政策层面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有效助力、使媒体融合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技术驱动 生态融合 规范引导 媒体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3.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我国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媒体融合正在不断走向深入，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正在面临全新的竞争环境，传统的媒体管理、运营理念已经无法适应传媒业的发展趋势及要求。媒体融合发展在技术、资本等多元因素的推动下，在很多领域中出现了“野蛮生长”的问题，因为媒体融合对社会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管控和引导，便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技术：媒体融合发展的驱动而非决定因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传播技术作为媒体发展动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受到媒体机构的广泛重视。”[2]传媒业的发展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每一种新的传播形态的出现，都是源于新传播技术或者新的传播技术使用方式的出现，各种独立发展的媒体形态之所以能够实现融合，也是因为技术发展催生了统一的媒体数字信息平台，打破了传统的媒体技术区隔。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基于技术而形成的渠道、形态垄断在当下的传媒生态中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诸多新兴媒体则借助技术、运营模式方面的优势获得长足进步，以融合传播的方式改变着信息传播模式，由此可以说，在传播技术的驱动下，所有的媒体形态都将归于“融合形态”。面对技术进步对媒体融合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很多媒体人改变了思维模式与媒体运营理念、积极拥抱新技术，在此从媒体生产流程重构、渠道扩展、产业格局转型等三个方面分析技术因素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驱动作用，并对其作简要地辨析与反思。

技术驱动媒体生产流程的创新与重构。内容生产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环节，传媒技术推动着传统媒体孤立化、线性化的生产流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为其他环节的融合发展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内容生产流程，特别是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流程的改变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展开的，除了技术因素之外，政策、传媒战略、组织结构、管理者个人意志等均能够在其中发挥较大作用。不可阻挡的技术发展趋势、融合发展要求击破了媒体内容生产的最后一点“惰性”，为了避免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各级主管部门及传媒单位几年来积极推动媒体生产流程创新与重构的探索，这一点在传统媒体的运营创新中体现尤为明显。另外，新兴媒体因为互联网化程度比较高，内容生产流程从搭建初始便与线性化的传统媒体内容生产体现出很大不同，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的内容生产流程也得到了不断优化，比如基于智能化技术的内容生产在腾讯、今日头条等企业的应用和发展。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面对的都是融合化的媒体发展规律、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对媒体内容生产的要求，在很多环节中没有可以借鉴的传统经验，只有基于对传媒技术及市场的理解与把握不断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布局和调整。内容生产流程的创新、重构的实践已经出现了诸多代表性案例，比如近年来各级媒体单位正在积极探索推进的中央厨房，以中央厨房为核心主动改变传统的新闻内容生产流程，实现了优质内容资源的汇聚以及分发、传播、互动的整合，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已经探索出比较高效的“中央厨房”，成为国内诸多媒体内容流程再造的标杆。基于先进数字技术的“中央厨房”推动着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流程再造，同时也为运营机制、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契机。

技术驱动媒体传播渠道的扩展与融合。传播渠道的扩展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外在体现，也是媒体融合不断推进的内在要求，媒体渠道扩展与融合的模式、形态、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评判媒体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技术进步为媒体融合发展带来的显性影响恰恰是新兴渠道的扩展，统一化、平台化的数字技术为打通不同行业、不同媒体形态、不同信息场景之间的区隔创造了条件，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诸多跨界运营、弯道超车的成功案例。在传播渠道扩展与融合诸多的驱动因素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渠道有着直接关联，技术形态能够决定传播渠道的形态，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传播渠道融合形态的进化。比如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传播渠道的演化向移动化、智能化的方向不断进步，这在渠道融合的多个环节中都有鲜明体现，比如“基于VR（虚拟现实技术）的平台将很快成为下一代新闻入口，面对技术驱动下入口快速更替的可能性，媒体如何应对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3]。

纵观媒体发展的历程，传播渠道与社会生产、生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渠道的扩展与融合能够为受众提供更大的便利。在技术因素的驱动之下，传播渠道的融合发展会不断深入，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介入程度也会越来越深，技术形态的多元化也将使传播渠道形态更为丰富，能够适应不同信息场景的需求，比如传播渠道与人们生活场景的对接，“家的边界在一个媒体无所不在的时代已经变得容易渗透，媒体设备变为塑造城市公共空间的普遍元素，一代又一代新移动设备的开发，加强了对已有公共和私人空间边界的挑战”[4]，技术进步为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传播渠道的扩展与融合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生活场景的边界因为传播渠道的扩展而逐渐消融，技术、社会生活、传播渠道之间的互动由此越来越频繁。

技术驱动传媒产业格局的转型与升级。“传媒的产业属性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得到进一步的凸显，融合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传媒形态的变化，在内容生产、渠道融合的背后，资本运营、产业整合与重构成为传媒界的重要主题”。[5]传媒产业格局的转型与升级体现了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要求，数字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为传媒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媒体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已经成为融传媒产业加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6]，传媒产业格局的优化升级为融合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巨大助力，技术、产业、资本等要素由此也在传媒业的进化中实现了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同时也能够实现不同驱动要素效能的相互检验；如果新技术形态的应用无法得到传媒市场的认可，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基于此技术形态的媒体产品的生命周期不会很长。

此外，传媒产业升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调整不可或缺的内容，技术进步为强化传媒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联提供了诸多新的可能性，技术不仅使“万物互联”逐渐变成现实，也让不同产业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联成为可能。比如在“互联网+”战略的推进之下，传媒产业与传统产业实现了深度融合，“原本孤立的各传统产业相连，通过大数据完成行业间的信息交换。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为改变信息的闭塞与孤立提供可能。‘互联网+’作为外推力，有利于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结合”[7]，由此，在“革命性”技术的驱动之下，传媒产业格局的转型与升级不仅仅局限于传媒市场内部，而是已经与不同行业深度融合在一起，这对我们现行的媒体融合发展理念、策略、方式均提出了新的挑战。

技术驱动的辨析与反思。不同媒体形态从独立到融合的进程是在诸多要素的驱动下完成的，资本、政策、技术等在这一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所有驱动要素中，技术与媒体形态、传播方式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技术的形态和发展程度决定了信息传播与互动方式，所以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技术决定论”这一误区。技术虽然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但如果将其定位为决定性因素，则不利于形成科学的媒体融合战略及路径。比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之下，智能传播的时代已经来临，“人工智能+”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又一驱动因素，“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使得技术手段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整个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媒体融合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整个媒体融合的深度也随之加强，并且向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使得媒体行业在内容创作、内容呈现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巨大的变革”[8]，人工智能在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新模式、新路径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新问题，比如算法伦理、智能“茧房”等，面对技术进步之于媒体融合的正负两方面影响，需要对技术驱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作深刻辨析，为构建科学的传播秩序打下基础。

生态融合是媒体融合发展的进化方向

技术驱动下的融合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与区隔，给人们对媒体的认识带来一定冲击，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传媒领域还是非传媒领域，都在重新思考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及方向。“形态融合与创新仅仅是媒介融合趋势的外在表现，其背后体现的是传媒生态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这一颠覆性逐步在很多方面展现出来，从国家媒介管理体制的改革到具体传媒单位的公司化运作、从传播平台的扩张到资本市场的尝试，融合的触角已经伸到传媒界的各个层面，传媒格局与生态的重建已经开始”[9]，生态融合是形态融合的进化方向，生态融合的层面也便于我们理解媒体形态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相应的对策。在此，按照媒体形态融合——媒体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媒体生态融合的逻辑对这一进化方向作简要论述。

媒体形态融合。媒体融合发展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形态融合，从单一形态媒体到全媒体形态运营、再到融合式的进化，恰恰反映了近年来传媒业态发展的特征，“融合背景下，内容生产与其他环节的直接联系更为紧密，更多的专业化、非专业化的力量都介入到传播过程，传播的边界打破、传播格局处于重构之中”[10]。媒体形态的创新是传媒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层面的融合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形态融合的逻辑和路径均已比较清晰，诸多传媒单位在经过多年的“全媒体”运营尝试之后，开始深入思考如何突破单纯媒体形式上的“全”，逐步实现不同形式之间“1+1＞2”的聚合效果。

不同媒体形式聚合、融合发展需要突破单纯形式化的“全”，这体现了媒体形态由“全”到“融”的思维转变。“决定全媒体战略成败的关键已不再是形态层面横向的‘全’，而是战略思维、运营策略、传播方式等多层面纵向的‘融’。未来传播生态环境中之全媒体发展，需要的是主流传播力、舆论影响力、品牌辐射力的融合与塑造，既要求不同媒体形态之间的横向融合，也要求不同战略板块之间的纵向融合，还需要按照行业发展新要求进行创新性的、跨界的、斜向的融合”。[11]媒体形态融合实现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媒业态格局优化升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形态层面的融合也是当下诸多传统媒体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着力点，因为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在媒体形态多元化、渠道创新方面存在劣势，形态的扩展与融合也实现了传统媒体的转型优化发展；新兴媒体基于技术、市场、运营机制等方面的优势，也在积极推动媒体形态的持续创新，直播、机器人新闻、智能推送、短视频等新形态不断涌现出来，在这些环节使新兴媒体继续处于领先态势，使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张力。

媒体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媒体融合发展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媒业，基于媒体与社会生活互动方式的不断扩展和优化，融合的趋势也在媒体与社会生活两者之间得到强化，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也将为媒体的进步创造更多机遇。“互联网已不再是单纯的媒体，而是新的生活平台与生存空间。用户已不再仅以受众身份使用内容，而是作为空间成员，建构自己的数字化生活，同时建构互联网世界。人取代内容，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单元，这个基础单元是以网络节点的形式存在的，每一个用户作为一个节点，都可能对整个网络施加自己的影响”[12]，以用户为节点，媒体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场景变得越来越丰富，使媒体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也趋向深入。

媒体与社会生活融合发展的体现之一为跨界融合，媒体融合发展突破了传媒业的界限，逐步“介入”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在更多的社会场景中发挥自身信息传播的优势，并通过传播活动为人们提供更多服务，进而也可以催生更多新的传媒产业增长点。“基于数字传播技术的媒体融合正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结合式融合，即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不同媒体之间的融合；二是嵌入式融合，即基于智能化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媒介作为独立的中间体将分属不同领域的事物连接起来的情形，我们称之为跨界融合”[13]。在跨界融合之前，媒体仅仅是传媒领域中的一种介质，但是随着媒体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发展，媒体逐步从单一产业形态当中独立出来，开始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连接”而存在。

普遍性“连接”的存在，使得诸多原本孤立的社会主体、生活场景具备了互通互联的可能性，媒体成为社会时空关系重新组合的驱动要素、成为社会信息生活赖以发展的基础平台，跨界融合正是基于统一的基础平台才更为便捷地实现。跨界融合能够使最有实力、最有创意的传播者发现新的运营模式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升整体的传媒市场活力；也能够让任何主体可以低成本或者零成本地在媒体平台上获得便利，让媒体与社会生活在融合互动中相互促进。

媒体生态的融合。媒体与社会生活的融合还将进一步扩展与深入，其最终的发展方向是媒体生态的融合，“互联网为传统媒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同等重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媒体生存环境与生态格局的深刻变化。这场颠覆已经重新建构了媒体生态的每一个方面，未来媒体可能不止是媒体”[14]，未来的媒体环境中，媒体融合的对象将更为多元、融合的方式将更为科学、融合的效果将更为人性化；未来的媒体不止是当下意义上的媒体，而是媒体生态融合与不同场景产生互动的平台节点，生态融合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升级。

以媒体、技术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为例，“媒介融合应该从单一的媒介组织和产业的融合，走向多元的融合。媒介技术与空间的融合，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观察媒介融合的视野。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使当代城市成为‘媒体-建筑复合体’，产生了一种‘媒体城市’”[15]，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媒体赋予城市空间以生命，使城市成为一种建立在媒体融合基础上的生态空间。笔者在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争夺入口、提升移动互联网覆盖面成为很多媒体、企业共同的战略目标，这同样也是传播渠道融合发展的过程。电子商务、社交应用、金融与支付、出行旅游、搜索、通讯、在线教育、游戏、远程医疗等多种生活应用场景均从概念走向现实，而媒体与应用场景的深入结合又能够反过来推动生态融合的发展。”[16]

媒体生态融合为传媒界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内容、渠道、产业等各个环节的融合发展都可实现突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都能够从生态融合的高度寻找自身的战略方向、定位与策略。媒体生态融合发展的趋势已经明朗，目前已经在某些环节、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实现，这是我国传媒界取得的值得肯定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生态融合对传统的媒体规范、管理构成了很大冲击，对我国媒体管理体制与机制构成了挑战。

规范：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技术驱动、生态变革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传统的传媒管理理念与方式已经难以适应融合生态下的新需求，同时媒体融合生态的进化又在不断给管理者提出各种新问题，面对生态融合提出的各种挑战，如果能够对媒体生态融合予以科学引导与管理，那么我国媒体融合会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也能够推动传媒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但是，如果不能使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科学有效的规范，而是任其“野蛮生长”，则不仅媒体融合会误入“歧途”，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此基于对技术驱动要素与媒体生态融合发展方向的分析，解读我国当下媒体融合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如何从政策方面予以科学规范、引导提供相应的建议。

基于对技术驱动要素的辨析以及对媒体生态融合发展方向的把握，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对媒体融合发展的规范层面还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比较突出地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媒体融合、传媒市场发展、传媒体制的改革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媒体融合在探索中发展，肯定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媒市场与体制改革处理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传媒市场主体追求的是融合过程中新出现的增长点与市场空间，面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他们在本能上是倾向于经济效益的；而传媒行业管理者、体制改革推动者更加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同时也有推动传媒产业健康发展、提升经济效益的职责。在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当下传媒业发展主题的背景下，规范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成为考验管理者的核心问题，管理体制、政策如何与市场创新机制高效互动，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

第二，媒体融合在部分领域还存在“野蛮生长”的问题。近年来，在先进技术与市场空间的驱动下，多种创新型的传播形态、方式获得了“爆发式”的成长，如直播、短视频、网综、网大等，不过均带有不同程度“野蛮生长”的特点，比如短视频迅速崛起的过程伴随着各种低俗内容的疯狂传播，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低俗内容的传播为个别平台、软件带来了短期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模式却从根本上违背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值得肯定的是，主管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对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乱象进行了管理整治，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野蛮生长”现象。但是当下主管部门的规范化行为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形成一套基础性、系统化、适合媒体生态融合规范的管理机制，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机制作为行业发展的保障，仅仅依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的“打补丁”式的方式，还是不足以适应未来的媒体融合发展需求。

面对媒体融合发展规范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媒体制与政策层面作必要的顶层设计和优化，力求对媒体融合发展形成有效地规范引导，推动我国传媒业健康发展，在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这一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第一，注重传媒业顶层设计的优化，在上述诸多问题的分析中可见，体制、政策、技术、市场等不同因素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维度，比如行业规范政策具有较强的主管特征，技术、市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特征，在融合过程中的需求、作用均有很大的差异性，很难按照统一的标准予以规范；同时，传媒体制、政策的改革会推动其他诸多维度的因素产生连锁反应，常常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特别是对传媒产业层面的影响尤为明显。所以，在强化、优化我国传媒业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传媒体制优化、政策创新的科学性，能够有效规避政策变动对行业的滞后性影响、因主观性维度特征产生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力求使传媒体制与政策对行业发展形成纲举目张式的引领力，从而在保证方向引领的同时提升融合发展的效率。

第二，以机制保障加强舆论引领，提升主流媒体声音在融合生态中的引领力度。诚然，媒体融合对推动舆论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融合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乱象也对社会舆论产生了较大冲击，使主流媒体的声音被淹没在海量的“噪音”之中。“从政治逻辑来看，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既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要求，也是壮大主流舆论的紧迫任务”[17]，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应当在媒体生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融合发展的题中之义，“随着中国的政治信息交流由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转型，加之媒体业态环境的深刻变革，有效性逐渐成为我国宣传战略的核心和政治新闻实践的追求”[18]，在强化舆论引导的同时也要注重有效性、科学性等指标的建立和优化，毕竟媒体融合背景下的舆论引导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有着诸多不同。

第三，我国媒体融合引导要具备国际化视野与高度。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中国的声音也需要通过自己的传播渠道向世界传递，媒体融合发展为这一战略目标创造了历史性契机，数字技术提供了有利工具、国内外媒体的互动也进一步丰富了媒体生态环境。“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方面是在寻求一种博弈式的国际融合，即在一系列国内与国际力量驱动下，中国互联网实际已经与主导性的全球格局与规则深度融合，尽管此融合过程仍充斥着政治与经济层面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对抗和竞争”[19]，国际化竞争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当下同样不能忽视媒体融合发展的影响，需要从这一高度对我国媒体融合发展予以引导。

第四，人文规范的重视与引导。“在经历了技术融合、场景融合、产业融合、文化融合、社会形态融合等阶段，媒介融合正在迈向主体层面的融合——技术与人的融合……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交织互嵌，成为后人类时代的元媒介，重造了社会系统，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20]，媒体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媒体生态的融合打破了太多传统的信息传播规律、社会文化传播方式以及人与人的互动方式，产生了一系列冲击传统价值观念的案例，比如智能化传播带来了新的传媒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激发了社会各界的深入讨论，不同主体纷纷从各个角度出发思考对策，同样需要从政策层面形成规范，使从业者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结语

“媒体融合发展正处于‘天时、地利、人和’叠加时机。有‘天时’——中央决策部署，顶层设计；有‘地利’——各地党委、政府从区位优势出发，统筹谋划，支持力度空前；还有‘人和’——不‘融’不行的危机感、使命感，提升融合发展‘加速度’的决心和信心，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最广泛的共识”[21]，目前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正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期，技术、资本、人才、市场等基础条件齐备，经过多年的积累也已经初步掌握了媒体融合发展的规律与方向，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国际性视野，从媒体生态融合的层面，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审视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探索科学的规范引导策略，不断推进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媒体融合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媒体管理部门领导、媒体单位领导、媒体一线从业者共同努力，开拓创新，扎实推进，并且在我国媒体现有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我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建立我国现代传播体系”[22]，虽然我国媒体融合进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巨大的发展势能的带动下，在管理机制与规范的不断优化之下，从媒体形态融合、媒体与社会生活互动到媒体生态融合的进化会越来越深入。因为融合，媒体将会在未来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博士刘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人民网，2014年8月18日，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818/c120837-25489622.html。

[2]黄楚新、王丹：《万物皆媒——媒体技术在创新中连接》，《新闻论坛》，2017年第6期，第5页。

[3]余婷、陈实：《从“互动”到“卷入”——新闻入口移动社交化背景下美国媒体社交团队发展趋势探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4期，第65页。

[4]喻国明：《家庭场域的数字化重构——关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空间的功能异化研究》，《现代传播》，2016年第3期，第7页。

[5]严三九：《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传媒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第93页。

[6]高红波：《“互联网+电视”：中国电视融传媒产业的场域空间》，《现代传播》，2018年第9期，第19页。

[7]黄楚新：《“互联网+媒体”——融合时代的传媒发展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9期，第108页。

[8]沈浩、袁璐：《人工智能：重塑媒体融合新生态》，《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第10页。

[9]严三九：《从形态融合到生态变革——传媒形态与生态在融合中的颠覆与发展》，《编辑之友》，2014年第8期，第7页。

[10]严三九：《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内容融合发展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3页。

[11]刘峰：《由“全”到“融”：融合背景下SMG 全媒体战略的深化路径》，《电视研究》，2017年第4期，第18页。

[12]彭兰：《文化隔阂：新老媒体融合中的关键障碍》，《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第129页。

[13]韩立新：《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第99页。

[14]胡正荣：《深度融合需要重构全媒体生态》，《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0期，第1页。

[15]许同文：《“位置即讯息”：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第12页。

[16][22]严三九：《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创新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89、101页。

[17]林如鹏、汤景泰：《政治逻辑、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论习近平的媒体融合发展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第5页。

[18]陈欣钢：《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政治传播创新策略——以全国两会融合报道为例》，《当代传播》，2017年第3期，第36页。

[19]洪宇：《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博弈式的国际融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增刊，第108页。

[20]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第4页。

[21]裘新：《在融合发展中巩固拓展主流舆论阵地》，《新闻记者》，2017年第11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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