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生态是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格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源自西方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方面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另一方面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和辩论也使科学社会主义愈加明晰，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天下为公”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改造社会的时代急务，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10 — 0024 — 03
五四时期，民国初建，民主共和流于形式，政府频繁更迭，军阀篡权当道，社会愈加黑暗，中国的志士仁人继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以期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建立一个真正美好公平的社会。各种政党、社团兴起，西方思潮纷纷涌入，马克思主义在政党林立、主义纷纭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格局中脱颖而出，阐释着对于公平社会的解析及改造社会的主张。
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伦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虽然历经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其“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和等级观念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冒天下之大不韪丑剧的发生，尊孔复古的封建复辟势力倒行逆施，仍以儒家伦理桎梏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行为，与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使得人们在共和体制之下，却仍然“备受专制之苦”。〔1〕 儒家伦理有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的内容，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主要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当作实现“大一统”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君权、父权、夫权维系和稳固着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等级制度，封建君主专制之下的人们被迫遵循封建纲常礼教，顺从专制权力，泯灭个体的平等意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熏染出的是思维僵化的依附型顺民，即使在五四时期，多数国民的脑子里还是“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2〕 缺乏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是专制制度滋生的土壤，阻碍着自由、平等新思想的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逐渐广泛传播开来，从公平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包含了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分配公平思想、权利平等思想等等。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权力平等、分配公平的全新社会。无疑，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残存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阻碍。
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阻碍与促进
五四时期，除了本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附着于各种思潮的西方意识形态也涌入中国，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宣扬着各自对社会的见解和主张。在各种主义中，有的标榜赞成“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但其内容和实质却是伪社会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时让人难辨真假，阻碍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论战，比较著名的是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多次论战驱除了人们心头的迷雾，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使人们了解了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攻击原因，辨清了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从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初始阶段人们真假难辨，诸多主义名噪一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在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而其他意识形态则渐趋衰微或烟消云散。
（一）马克思主义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论争：建立公平社会的方式——革命和改良之辩
马克思主义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论争也即“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比较著名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
实用主义根源于功利主义，“在注重实践方面，它与功利主义相一致”，〔3〕 美国的杜威基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需要对功利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因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时很受欢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主张个人主义，提倡个人参与社会管理，政府应从功利原则出发为社会成员谋福利，所谓功利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功利主义认为功利原则是个人和政府应当优先选择的正义原则，好政府应为社会最大公共福利尽职尽责。胡适在《每周评论》等发表文章，主张以实用主义对社会进行一点一滴的渐进改良，逐一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对社会进行平稳改造，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的事实，在《新青年》刊发文章，批驳了胡适的渐进改良主义主张，指出只有在正确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彻底推翻不公平的的社会制度，才能根本解决社会上的各种具体问题。在论争过程中，李大钊等介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指出了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通过阶级斗争摧毁经济基础才能消除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新社会。五四时期的军阀暴政使政治系统难以正常运行，无法为渐进的社会改良提供法治保障，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社会现实中只能是浅尝辄止了。
（二）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无产阶级专政与劳资合作之争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译作行会社会主义，“行会”是一种行业互助自治组织，最早流行于中世纪时期欧洲的手工业作坊中，基尔特社会主义最初兴起于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工人运动中，代表人物是潘蒂、霍布逊、罗素等，随着罗素到中国讲学，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因此传播开来。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劳资合作的方式，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逐步实现企业自治和公有，进而使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平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基尔特社会主义倡导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推翻既存社會制度，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基尔特社会主义虽然也标榜社会主义，但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在《改造》《东方杂志》《学灯》等杂志发表了系列文章，公开向科学社会主义发起挑战，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较为落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要发展工业、发展教育，走资本主义道路，寄希望于资本家的觉悟与同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达、李大钊、陈望道、何孟雄、蔡和森等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进攻进行了反驳，通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青年》、《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等杂志发表相关文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和残酷剥削工人的罪恶现实，指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想通过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发展实业是行不通的，温情主义并不能使资本家放弃唯利是图地扩张资本、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要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平等，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破旧社会制度的强权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下，振兴工业，促使生产高速发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提高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实际，对国内外情况进行广泛调查与考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分歧：真假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源于欧洲，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德国的施蒂纳，在二十世纪初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传入中国。在早期传入中国时，无政府主义者曾译介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却以反对强权为理由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宣扬立即实现绝对自由、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社会，幻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此要消灭国家，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也因此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个人自由联合管理，倡导个人的绝对自由等。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能在民国初年流行一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当时黑暗腐朽的北洋政府失望之极;另外还与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性质认识不清有关，以为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黄凌霜等把无政府主义美化为“共产主义”，迷惑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甚至还有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信仰并传播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奋斗》《社会运动》《自由》《革命》等多种刊物，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条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各项主张，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除来自资产阶级生产和分配等方面的剥削和压迫，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或通过《新青年》、上海《共产党》月刊等公开发表文章，或通过社团内部的激烈辩论等方式反击无政府主义的挑战，留法学生周恩来、赵世炎等也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这场论战大大提高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认识水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进一步广泛传播，也使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范围大大缩小。
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其渊博的学识对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了阐述、辨析，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阶级性完全地显现出来，其他主义相形见绌，马克思主义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接受者、信仰者、传播者，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不公平，资本家通过延长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公平社会的途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平等、公正的新社会。
三、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天下为公”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改造社会的时代急务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主义，在五四时期能得到广泛传播，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着多方面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契合了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天下为公”的传统政治文化和五四时期改造社会的时代急务。从古代农耕文明时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空想图景，到近代洪秀全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到康有为的财产公有、消灭阶级、天下大同的太平世界，再到孙中山以三民主义践行“公天下”，赋予“天下为公”新的历史内涵，“天下为公”承载了历代志士仁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向往。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与 “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经济基础方面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却都描绘了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人类美好社会，所以在中国民众看来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似曾相识。
五四时期，中国的各派军阀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混战，社会亟需一次彻底的革命，推翻腐朽倒退的军阀暴政，而不是进行渐进缓慢的社会改良，马克思主义主张采取革命斗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重建一个全新的公平社会，因为自近代以来的屡次改良没能使既存政治系统焕发活力，反而贻误了一次又一次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中国社会指明了前行的道路，特别是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探索中的仁人志士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历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因此不断扩大，传播力不断增强。
总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生态较为复杂，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格局中，马克思主义以其革命性科学性的内容阐明了建立未来公平社会的方法和路径，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选择、信仰、传播，指导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
〔参 考 文 献〕
〔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8.
〔2〕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102-103.
〔3〕〔美〕威廉·詹姆士.實用主义〔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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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生态论析
2019-03-11 来源:理论观察 作者：刘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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