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名人故居是在历史沧桑中积累下来的文化气息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这些名人故居，后人更能读懂读好北京的历史，更能明白一座城市的灵魂和价值所在。为了让这些名人再“活”上几百年，尽可能多地给后辈人以生活意味的启迪，为城市生活提供更丰富的滋养，应对名人故居的整体环境进行生态性的保护，并注重故居文化传承的有效性。

【关键词】名人故居  生态性  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北京的都城历史长达800余年，曾经有多少历史名人在这里居住过，恐怕已经数不清了。无论是传说也好，信史也罢，北京在历史沧桑中积累下来的文化气息，名人故居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通过这些名人故居，也许我们后人更能够读懂读好北京的历史，更能明白一座城市的灵魂和价值所在。我们谈论名人故居的意义，最为重要的应该是要尽可能地讨论清楚这些曾经的名人居所，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有怎样的意义，它们还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再活上几百年，尽可能多地给后辈人以生活意味的启迪，为城市生活提供更丰富的滋养。所以，我们应该想尽办法保护好它们，让它们无声地告诉一代一代的后来人们，在这座城市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曾经有过哪些人，大致居住在哪里，他们以怎样辉煌的有滋有味的人生故事，为北京的故事写下了锦绣篇章。他们和他们的居所，共同为构筑一座伟大的东方大都会，作出了非常值得纪念的文化贡献。这些名人故居的文化意义，或者说是文化意味，对人文城市的贡献，绝难被当代城市生活所忽略。

名人故居的考据和保护之难

首先是名人故居的考据之难。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一代的历史更替，过往人们的存在痕迹会愈来愈稀薄淡化。准确考据哪位名人究竟在哪里居住过，都已成为难题。很多故居频繁更换主人，究竟该在一处居所纪念哪位名人也很难确认。比如位处南城礼士胡同的刘文清（刘墉，俗称罗锅）故居，早已几经更替，几番起落，刘墉刘罗锅的信息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而在他身后的多位居所主人，大约也可以用“名人”的身份留世。所以，其历史文化信息和价值，都呈现出复杂纠缠的样态。据清末文人震钧的《天咫偶闻》记载：“刘文清公（即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即现在的礼士胡同，民国时改）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可见在清末时，这位刘墉刘大人的故居已开始发生变故。再经后代的多次易手，刘墉若能回来看看，恐也无法找寻到家了。整个北京城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所以当你要确认一处故居的文化价值时，历史讯息的相对准确度，首先就是一个关乎名人故居存在意义的关键要素。

再者，就是这些名人故居的保护难题。关于这点，相关报道和探寻着实不少，我就不去过多谈论了。仅就几个简单的统计和报道，就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也包含名人故居保护正面临着怎样的挑战。2016年《凤凰周刊》的一篇《近百处历史民居被拆:京城名人故居生存困局》的文章讲述了北京名人故居的保护情况，“在一次次的旧城改造过程中，作为北京文化坐标的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北京市政协2005年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建议案显示，2005年时，老城区308处名人故居中，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其中近半数(97户)已被拆除，大多是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期的建筑”。城市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现代城市生活，对功能要求更为丰富多样，后来的建设会不停地占据前人的生活空间，过往的信息很容易被后来的建设所覆盖。为避免此类情况在北京过多的发生，北京市在2002年9月就制定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为整座城市的格局和历史风貌区划定了界限和范围。特别是为名人故居的保护也制定了相关管理方法。现在来看，这些名人故居的保护始终是一个问题。

有效融入现代都市生活，融入现代城市文化空间，才是保护的正道和意义所在

保护难，其实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许，找到更有效的更能深入人心的保护方式，才更为重要。问题在于，今天要真正讲清楚保护好这些名人故居到底是为了什么，并非易事。今天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人们总是被更为新鲜的、更加时尚的、更有时限性讨论价值的话题所吸引，对于一个特定年代的历史人物，则忘却的很快。生活在那些过往年代里的名人，似乎再难成为今天普通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似乎就注定永远地远去了。那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保护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而且，从具体的保护效果看，也是参差不齐，比如宋庆龄故居，常年累月都是游人不断。这得益于宋庆龄的多重名人效应，还有就是北京的很多小学，也是以宋庆龄故居为现场教学基地的缘故。而很多不那么吸引人们目光的名人，其故居的社会效应则要大打折扣。

真正抓住名人故居的当代存在意义，将其有效融入现代都市生活，融入现代城市文化空间，才是保护的正道和意义所在。据相关报道，北京的名人故居，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和宣武三个城区。目前，北京的名人故居，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两处：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1处：鲁迅故居、毛泽东故居、李大钊故居、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地、朱彝尊故居(顺德会馆)、康有为故居、梅兰芳故居、程砚秋故居、齐白石故居、老舍故居、茅盾故居。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组成部分的名人故居，虽然近几年保护工作有所加强，但总体看来仍显得比较薄弱，如果不对现在幸存的名人故居给以有效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将大打折扣。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上的许多风云人物在北京城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可供后人缅怀、凭吊的故居。然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人文奥运”课题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北京超过八成的名人故居没有开放，许多故居门前没有显著标志，有的甚至连周围居民都不知道。

对名人故居的整体环境进行生态性的保护

今天，对名人故居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以两点为要义。这也是在名人故居保护过程中，始终有待破题和解题的两个难题。

一是要对名人故居的整体环境，进行生态性的保护，也就是加强对名人故居所处整体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任何名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真实的社会环境中的。可以说，社区环境与名人故居的文化效应，是相辅相成的。社区环境影响了名人的生存状态，而名人又以其劳动成果及社会影响回报社区。所以，对名人故居文化最好的保护方式，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其总体环境风貌，让人们能够从中辨识出名人的真实生活氛围，以较接近真实的现场感受，解读好一个时代一种生活的来由。

应对第一个难题的有效思路是，应该如何让名人故居以“文化”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以“文物”的方式完好保存下去；同时，还要以文化的方式，让后来的人们能够很方便、很自觉地接受，并愿意继续传承下去。人们常说，文物只是一个“点”，而文化却是一个“面”，文物如果没有了真实生活场景的支撑，那它不过就是没有了活气的景片，是舞台化了的历史符号。而文化则依然在由生活作为支撑，是活态的，是历史与现在的融合。

解决第一个难题的前提是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提高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包括文化名人故居保护的观念加强了，政府也在行动，出手对名人故居进行了更多的保护。但是，名人故居的文化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建筑本身，也不仅在其内部。如果人们看名人故居，就只是看看他们一家人当年大约是怎样生活的，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名人之为名人，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外，他们所处的大的城市文化氛围也同样重要，在文化意义上看，保护名人故居重要，保护名人故居的整体生存环境更为重要。比如老舍故居，即“丹柿小院”，位处西城区小杨家胡同8号(原小羊圈胡同5号)。而现在的老舍故居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老舍出生在小杨家胡同8号北房3间中东头的一间。院子东西长，南北窄，基本保持原状。老舍在《四世同堂》小说中曾描写过这一条胡同。我们只能说是北京的城市环境先行养育了老舍，而老舍又以他的作品回报了北京。而今天，老舍故居的周边地带，早已高楼如云，他家所处的街区，也仅仅保留了片段，所以，游客再想真实体味老舍当年所感受的市井气息，那已成奢望。所以仅仅保护一所房子，保护一处院子，其实意义并不够大，而整体的环境才尤为重要。我们要想讲好老舍的故事，就要把他和与他有关的一切保护完整，尽可能让人们走近他时，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当年所处的环境氛围，能够有一种渐渐地走近他，自然地像去他家串门一样，这样才能使探访名人故居具有文化的意义，也才具有活的价值。

如果能够稍微深入地探究一下世界范围内的名人故居保护方式，再来看北京名人故居文化的当代价值，也许更能够有所启示。比较一下许多国家名人故居运作间的各种智慧和努力，也是饶有兴味，并且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故居文化，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应该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它们的存在，是在无声地述说着城市过往的故事，在看到它们的时候，人们会去追寻其中所包含的故事。从城市文化的维度看，名人故居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提升了所处街区的品质，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要素。凡有此类文化遗存的城市，哪怕只有片段遗存，哪怕原居所主人更替了多次，也会尽力将其保护好。到德国波恩，你如果寻访贝多芬的故居，也许你会失望，因为那所房子早已归属他人，人家不会允许游客叨扰生活。所以那所伟大音乐家出生的房子，只在门外墙上钉上个名牌，标明这里是贝多芬的故居，在他家对门处，再开设一处卖有关纪念品的小商店，那家商店真的是太小了，只有一个开间。但这依然挡不住全世界的游客踏着他家门前的石块儿小路，走向音乐伟人的出生地。而在波恩贝多芬广场的大草坪上，还树立着一尊贝多芬的雕像，雕像极为传神地塑造了一位音乐天才的外表和精神都奔放恣意的状态。仅仅有这些符号，已经足够让世界游客心往神驰了。我想，大约是因为贝多芬的故事和音乐作品永远流传人间吧。而莎士比亚故居，位处一座小镇，就是伦敦以西180公里的斯特拉特福镇，那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诞生和逝世的地方。莎士比亚的故居在小镇的亨利街北侧，是一座带阁楼的二层楼房。木结构的房屋框架、斜坡瓦顶、泥土原色的外墙、凸出墙外的窗户和门廓使这座16世纪的老房在周围的建筑群中十分显眼。莎士比亚故居里的家具和其他物件构成了莎士比亚出生地管委会下属博物馆的收藏品的一部分。一个本地居民只有3万人的小镇，每年接待到访游客的数量却能够达到500万，这是一个名人成就一座小城的范例。显然，英国人很会讲述莎士比亚的故事，他们不但把莎剧编入中小学课本，也能够把他的故事和作品讲到全世界。

注重名人故居文化传承的有效性

说到故事，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传承的有效性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他们生活在数码时代，他们心中的明星和名人早已不是老舍、谭嗣同、洪承畴了。如何把北京名人故居的意义继续传承好，让完全不知道他们故事的孩子们，能够在浸润式的讲述中，接受这些人物故事里的意义，也接受他们留下的相关记忆，这样他们的故居才能够真的活下去。可能这一问题，需要另辟新篇，再做细致解读。这里主要是想从教育传承问题略作表述。在历史教科书中，那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述的真实与不真实、好与不好、生动不生动，都是决定名人故居的重要环节。大约现行比较有效的办法，还是尽量将名人故事从小学教科书讲起，让孩子们从小对他们有个印象，再辅以适当的现场教学，这样名人的故事就接续上了，未来的到访者也培养出来了。还可以借助艺术作品，如故事片、演剧、纪录片。一部大片形式的《达芬奇密码》，就能够把原有名气已经足够大的卢浮宫，再做了一次宣传。其实名人故居的故事，一样可以这样去讲述。而这样的故事讲述方式，真的可以反复尝试。总之，要想尽一切方法，让这样的故事活在今天，传承的有效性就实现了。

当然，道理好讲，做到并不易，一旦形成一种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名人故居文化在其中，也就活起来了。文化的故事讲好了，名人故居的文化意义也就能够融入其中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参考文献】

①［英］雷蒙德·弗斯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②陈慧琳主编：《人文地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