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的临终关怀现状及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的可行性，提出了促进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的途径和措施。要推进立法保障；加强专业的医疗机构和宗教团体合作；提升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透明度；以多元主体共同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切实改变观念，加强专业化教育。 
　　【关键词】 宗教慈善；临终关怀；必要性；措施 
　　一、研究背景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1]死亡风险的增加使得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迫在眉睫。临终关怀是一种通过运用早期确认、准确评估、完善治疗身体病痛及心理和精神疾患，干预并缓解患者痛苦，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生活质量的医护方法。[2]我国的临终关怀服务处于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状态中，初步估计，每年大约有750万的临终者需要得到专业化的临终关怀服务。[3]但是，数据表明我国的临终关怀机构仅有200家左右，完全不能满足我国民众日益增长的临终关怀需求。同时随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剧，专家预测到 2050 年，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4.3 亿左右，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4]在我国癌症已经成为疾病死亡之首，同时伴随着我国癌症发病的趋势及死亡率的增高，使得我国民众对于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的发展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将宗教慈善与临终关怀相结合，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慈善拥有极高的实践基础，拥有一定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经验，临终关怀也同时拥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將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更好的发挥两者各自的优点，促进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二、理论基础 
　　本文的理论支撑之一就是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指宗教团体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其他的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资源效用最大化。弗朗西斯·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力凝聚的方式。他认为在社会资本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信任，起源于宗教、传统伦理等现象。福山高度评价了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的积极作用，“如果缺乏起码的非正式的信任感，现代经济生活是很难设想的。我们往往认为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实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已渗透进日常的经济生活中，而且对经济生活的顺利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相比其他慈善团体来说，群众的接受度较高、信任度也较高。在宗教慈善有系统、有组织、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之时，利用社会信任积聚社会资本这一当代宗教慈善的重要功能也逐渐显现出来。罗伯特·普特南把信任问题上升到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因此，中国的社会资本建构将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二是要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的规模。[7] 
　　本文的另一个理论依据就是生命伦理学，主要是探讨生命的价值所在，对于临终患者来说临终关怀的服务人员如何做才可以让他们在最后的时间里提高生命的质量，当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传统的医学治疗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甚至会加重病人及其家属的压力时，临终关怀服务就十分有必要结合一部分医学、心理学的知识为患者缓解焦虑和疼痛。同时生命伦理学还对我国传统的死亡观等提出质疑，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没有对死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应当清楚每个人的权利应当是包括生命权和死亡权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如何到达生命的终点。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前面提到的死亡权中不包括以自杀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在生命伦理学中关注的主体始终是临终患者个人。 
　　三、我国现阶段的临终关怀现状 
　　1、临终关怀的现状 
　　我国临终关怀的研究起步较晚，1988年上海南汇老年护理院成立，以晚期病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它因此被认为国内第一家“机构型”临终关怀服务机构，但是其职责仍旧是养老和临终关怀的统一。少数学者认为，该护理院以晚期病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所以他被认为是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服务机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约700万人走向生命终点，但社会上提供的临终关怀服务却只能满足约15%的需求。我国目前的临终关怀组织所提供的服务远不能满足我国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的2015年“死亡素质指数”，中国在80个国家当中排名倒数第十。 
　　截止2016年末，我国的一线城市相继成立临终关怀医院或护理院。其中，从2012年起上海就在所辖的县区内，分别选择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临终关怀病区，并把临终关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不过即使有了硬件设施和政策支持，当前最重要还是要改变人们对死亡和临终护理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死亡文化认为子女必须救治父母否则就是不孝。同时从事临终关怀的专业人员数量较少，临终关怀尚未纳入医保范围中，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花费较高。陕西地区处于内陆，相对思想比较保守。因此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相对缓慢，水平相对较低，仅 5.11% 的重症患者在医疗或专业机构接受临终关怀服务。目前，省内仅有一家免费临终关怀专业机构，对于全省每年新增5万余名无法治愈的重症患者，无疑是杯水车薪。[8] 
　　2、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宗教慈善很少介入到临终关怀中，大部分的宗教团体都选择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救灾、助学等方面。同时现有的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主要是运用宗教的智慧对临终关怀者进行宽慰和开导，并没有过多的人力、资金等方面的介入。现仅有的将宗教团体与临终关怀结合的医院是西安兴善医院。但是我国每年对于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人数却在不断地增长，临终关怀的发展需要宗教慈善的促进。 
　　香港地区更多将临终关怀称为“善终服务”。“安宁照护”等医院服务体系中有三个服务宗旨：一是帮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生活的安详；二是使病人平静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途；三是为家属提供心理、社会援助。基督教联合医院是香港九龙的一所综合性医院，这所医院是由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和香港基督教会携手创办的基督教联合医院，既服务九龙东区的民众健康也兼任香港中文大学的那打素护理学院的教学医院，在医院中宗教色彩浓厚，设有“牧师部”负责患者死亡之时的灵魂引导，“怀安科”是为死者送祝祈福，使用宗教语言是一种服务特色的张扬，是医方本质意愿的表达和对求医者的承诺。为了传承基督教爱人理念和何启的慈善情怀。[9]
四、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的可行性分析 
　　1、存在的问题 
　　（1）受传统观念的错误影响。中国人传统的死亡观是不择手段地延长生命的长度。在医院里也可以经常听到：“大夫，无论花多少钱，都一定要治好他。” 这种片面的看法其实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只要人活着就行。但通常这种情况下，患者只能长期待在ICU病房里，生命质量十分低下。患者整天只能与冷冰冰的医疗器材相处。这种生存方式对于患者本人的生存意愿也是一种摧残。更糟糕的是很多患者在进入ICU病房以后直到彻底脑死亡之后才可以离开医院。对于患者来说，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走的十分痛苦。更何况大多数的临终患者的医疗费十分昂贵，一般家庭无力承担，但家属通常会选择继续在医院里面浪费金钱和生命。 
　　“孝道”观念一直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百行孝为先”，孝是衡量人们行为最高准则。[10]尤其在中国孝道对于人们的道德约束十分强，很多儿女在面对父母患有不治之症且完全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时，仍然选择让他们接受治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孝道”观念对人们的约束。儿女不愿意在父母去世以后被周围人指责不孝。哪怕昂贵的医药费会压垮整个家庭也在所不惜，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可以称为“愚孝”了。 
　　（2）选择主体错误。对于临终患者一般情况下是让家人代替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临终患者我们往往会采取隐瞒的方式，美名其曰是为了他们好。但其实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错误的主体，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生命伦理学提倡在面对临終患者时考虑患者自身的性格等方面选择是否让患者本身了解自身的病情，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治疗病症。 
　　临终关怀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实践领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意义的临终关怀在大陆开始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并逐渐得到社会慈善力量的资助发展到实践操作层面，一些医院开始设立临终关怀服务科室，成立临终关怀研究机构。但时至今天，三十年过去了，我国一线城市的临终关怀机构数量仍是非常少的，甚至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临终关怀事业尚未起步，或者说刚刚起步。仔细观察国外的临终关怀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外，义工会承担很多工作，而我国民众对于做志愿者的热情并不高。 
　　当前我国的医疗机构中专门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疗机构数量十分少且大多数都是在大城市中，中小型城市之中专门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目前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疗机构中大部分的服务水平十分低，简单的缓解患者的痛苦。但是国际上的临终关怀服务者是应当具备心理学、医学、护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以方便更好的照顾临终患者，为他们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水平。但是就目前市面上临终关怀机构提供的服务来看，临终关怀服务远没有达到国际上所要求的水平。我国的医学人才培养方面也缺乏对于临终关怀医生护士的关注。 
　　一般来说，需要临终服务的患者大多数都是癌症等，往往患者治疗这类疾病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难以承受。但是后续的治疗对于已经晚期的患者来说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临终关怀患者在患病初期的治疗费用是十分昂贵的，经常会有家庭因为某个家庭成员患有大病压垮整个家庭。以至于患者的家属在患者去世后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才能从患者离世的阴霾中走出。 
　　2、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的必要性和意义 
　　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创立于1987年，是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集医院、福利院、敬老院职能为一体，松堂医院的宗旨是“让爱从心开始”。通过对松堂医院一万多个病例的研究，院长提出了“社会沃母”理论，认为人的临终期为288天，这与一个新生命的孕育时间惊人巧合。这一理论得到了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的认可。医院创办了近30年，共送走了3万多位老人。现在，这里平均月收费4000-5000元。我们可以发挥宗教慈善的优势，同政府、其他民间组织一同合作成立非政府组织。对于已经走到生命终点的病人进行临终关怀，按照他们的意愿选择是否在医院中接受临终关怀照顾。由宗教团体为主的非政府组织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通过实地勘察、走访等方式确认患者的确家境贫寒，需要财力援助。为家境贫寒的临终患者提供资金方面的援助，让他们自己选择在哪里度过自己的最后时间，如果患者选择在家中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则应当由医生、护士、心理医生、宗教成员一起组成团队定期前往患者家中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 也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召集志愿者前往临终关怀医院，和老人们一起“活好每一天”。 
　　西安兴善医院是国内首家“佛”、“医”结合的医院，兴善医院是现在国内唯一一家明确提出临终关怀主题的公益性质医院，大兴善寺的正门口正在修缮的兴善医院是由大兴善寺和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一同合作成立的。将佛医与西医相结合，建立佛、医结合并重，康复医学为主，人文临终关怀的医疗服务新模式。共设有床位200张左右，以慢性病为主，现在已经试营业且由寺院独立出资建设。寺院的资金大多来自于信教的群众捐赠。医院负责救治身体上的痛苦。寺庙则是用佛法上的智慧去治疗心灵上的疼痛。临终关怀开导不仅面向于所有兴善医院中的患者，也面向于其他医院的患者。 
　　五、促进宗教慈善介入临终关怀的途径和措施 
　　1、立法保障——临终关怀实践出路的根本保障 
　　无论是宗教慈善事业还是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在我国临终关怀事业想要走远，势必是要在一定的政策法规的支持之下发展，届时，临终关怀对于民众来说将不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词汇。只有当人们认识临终关怀的的却却可以真正的帮助临终患者缓解生理和心理上的疼痛时，患者及其家属才会愿意接受临终关怀服务。 
　　2、加强专业的医疗机构和宗教团体合作 
　　因为临终关怀事业本来应当是被包含在社会保障制度之中的，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导致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仍未建立起来。同时专业的医疗机构营业的最终目的还是盈利，但是临终关怀事业更多是社会公益方便，医疗机构是很难凭借临终关怀服务来获取盈利，因而导致了我国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的数量十分稀少。因此宗教团体可以利用自身的信任度高，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等特质和专业的医疗机构合作，努力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宗教团体的工作人员都不会比医疗机构里的专业工作人员更加专业，因此在后续的工作进行中就需要各取所长，由宗教团体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由更为专业的医疗机构依靠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工作人员来提供更为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
3、提升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透明度 
　　因为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所以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以及透明度，以此通过获得社会的认可，维持自身生存。宗教慈善组织也和其他组织生存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公众的信任。因此宗教团体要做到公开透明，讓社会公众清晰地看到自己捐款的流向。宗教团体可以采取互联网等更加便捷的方式公开自己的钱款使用情况。毫无疑问，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的，因此对于财务方面的管理对于临终关怀的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 
　　4、以多元主体共同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 
　　西方社会学家将各种机构分为第一、二、三部门。政府组织（ 公共） 属于第一部门，公司企业（ 私有） 属于第二部门，而非政府、非盈利机构，包括大量的慈善团体，是由公私第一、二部门投资建立，为社会服务的，属于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的概念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地区已经流行开来，成为社会服务事业的代名词。[11]多元主体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是指以宗教团体为主、政府和其他民间组织一同配合宗教慈善共同促进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宗教团体和其他民间组织合作可以扬长避短发挥更大功效。公益组织作为非政府机构，在得到政府支持后利用税收豁免、财政津贴等政策优惠，积极扶持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引导其依循政府所制订的发展蓝图运转，二者形成了所谓的“伙伴关系”，宗教慈善公益组织也因此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在政府现有的规管架构下，依法对宗教慈善组织的成立、筹款活动、内部财务活动等关节点进行有效监管，致力于对其加强问责性和透明度，确保纳税人和捐款者的权益，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12] 
　　5、改变观念，加强专业化教育 
　　对于临终病人我们应当适当的改变原有的观念，传统的生死观和传统的 “孝道”观已经不再适应当前这个社会的发展。应当选择对临终病人自身来讲最好的一种方式，而不再是被原有的传统观念绑架。可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宣传正确的死亡观念，使大家树立起正确的死亡观念，生命最后的质量远比长度要重要的多。同时现有情况下发展临终关怀事业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更多的专业化人才，要知道一个十分称职的临终关怀人员是需要同时具备心理学、医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要想临终关怀事业未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十分需要在大中专院校中开设相应的专业来为临终关怀事业培养足够多的专业化人才。 
　　【参考文献】 
　　[1] Ulrich Beck， Risk： 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 Sage，1992. 
　　[2][8] 辛爱利，阎向东，王彩燕.235例患者临终关怀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2.28.1. 
　　[3] 李义庭，李骥，邓帅.关于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政策保障的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6（4）417-419. 
　　[4] 余悦，周绿林.关于我国临终关怀发展策略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2006.27（1）65. 
　　[5] 龚万达，刘祖云.当代宗教慈善与社会资本积聚[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8（P152）. 
　　[6]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7] （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9] 张朝林.香港宁养服务见闻与思考[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10] 冯玉军，薛敏慧.中国宗教慈善法制建设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11] 裴丽昆，刘朝杰，LeggeD.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挑战：澳大利亚卫生体制的启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45. 
　　[12] 戈丽娜.外国长期护理保险简介[EB/OL].（2009-07-29）[2013-02-20].http：//www.cncaprc.gov.cn/guoling/1047.jhtml. 
　　【作者简介】 
　　杜 阳（1996.9—），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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