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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分析


2018-09-21    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    作者:胡士悦、孙艺丹

[提要] 基于耦合模型,实证分析河北省11市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及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整体上,河北省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水平显著提升,但各市发展态势不同步,市际差异明显,相比之下经济指数的市际差异性逐步缩小;(2)各地级市间,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耦合度差异小,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性,意味着各地级市之间以及系统内部均存在协调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3)各地级市的协调发展水平普遍不高,2016年勉强协调发展的城市占比54.5%,协调发展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居民福利;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河北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7月13日 
  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要求在追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居民福利体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个人享有权益成果的转换程度,测度居民福利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有助于分析当下经济增长转换为福利改进的程度,对提升居民福利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福利原指“幸福”、“快乐”及“满足”,是一种主观意识。国外关于福利水平的测度、研究起步较早,Amartya Sen(1974)提出居民福利是指居民个人所拥有的资源量;Easterlin(2003)等提出基于主观感受从而来衡量居民福利的指标;联合国(1990)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关于居民福利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刘军(2016)等分析产业转移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认为当产业聚集程度到达某一临界点时,对居民福利具有促进作用;孙三百(2017)等着重研究城市蔓延、人口迁移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踪程等(2017)等侧重住房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而分析居民福利水平。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下关于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度的研究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旨在借鉴相关研究,通过构建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把握二者时序演变特征,为实现二者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相關建议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方法


  (一)耦合协调模型。耦合反映两个及其以上的系统彼此作用、相互影响的现象。关于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模型较多,本文借鉴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如下耦合协调度模型: 
  C=(1) 
  T=?琢RW+?茁ED (2) 
  D= (3) 
  式(1)~(3)中,C为耦合度,用于度量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两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取值在0~1之间;T衡量系统的整体效益,α、β为各系统权重,鉴于两系统均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分别赋值0.5;D为耦合协调发展度,简称协调度,反映两系统之间的整体协同发展水平,D越高表明协同发展效应越高。本文借鉴尹鹏等的研究将C分为4种类型:(0,0.3]为低水平耦合,(0.3,0.5]处于拮抗阶段,(0.5,0.8]是磨合阶段,(0.8,1]则为高水平耦合阶段。D分为5种类型:濒临失调(0,0.2]、勉强协调发展(0.2,0.4]、初级协调发展(0.4,0.6]、中级协调发展(0.6,0.8]、高级协调发展(0.8,1]。 
  (二)指标体系设计与说明。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从城镇居民的视角出发,构建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表1)  
  居民福利涉及经济性福利、生活性福利、保障性福利等3个层面,经济性福利包括收入、储蓄等方面,体现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程度;生活性福利,从市政建设等方面度量居民居住环境的福利水平;保障性福利反映居民的安全感。经济增长主要包括GDP、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等常用经济衡量标准。

二、实证分析


  本文立足于综合指标体系,搜集2005~2016年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地级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缺失数据由均值代替。 
  (一)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的演变特征。基于熵值赋权,得出河北省11地级市的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用于衡量二者的发展水平,进而计算出其年度均值演变特征,具体见图1~图3。(图1~图3) 
  通过对2005年与2016年的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指数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 
  1、各地市居民福利指数差异明显。图1中,各地市居民福利指数发展趋势不同步:2005年唐山市居民福利水平(0.73)位居第一,比排名第二的秦皇岛高出0.03,衡水位列最后(0.22)。2016年,唐山市的居民福利指数下降0.078,居民福利发展略不充分,廊坊市增长至0.74赶超唐山,位列第一,比位列第二的石家庄高出0.06;衡水市居民福利指数下降,仍位列末尾(0.16),福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整体而言,居民福利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从2005年的3.24增长到2016年的4.74倍,意味着居民福利水平的地级市间差异呈现逐步扩大趋势,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居民福利的提升。 
  2、各市经济增长指数的市际差异呈现缩小趋势。2016年唐山市经济增长指数高达0.91,石家庄位列第二(0.69),二者差距较大;张家口2005年的经济增长指数为0.06,提升到2016年的0.12,仍处于11地市末尾;经济增长指数最高值与最低值差距从2005年的16.42倍降低到2016年的7.52倍,相较于居民福利指数,市际差异呈现缩小趋势,逐步缩小的经济增长差异,将可能促进居民经济性福利的扩大以及生活性福利的建设,进而在未来进一步引导整体居民福利的提升。 
  3、河北省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水平取得显著成果。2005~2016河北省经济水平呈现出相对平缓的增长趋势,由于2007年通货膨胀的加剧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从原始数据可看出,2008年各地级市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2010年经济水平的均值出现局部波谷(0.33),2011年以后,经济水平逐步回落,经济增长指数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形成新的波峰(0.37),此后,经济增长波动明显,经济水平波动变化的主要是由于受到经济增速变动的影响。
相比之下,2005~2016年居民福利水平呈现较显著的波动增长的趋势。2009年之前,居民福利指数在0.44左右,变动幅度小,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居民福利影响,存在一定时滞效应,2009年以后,居民福利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在2011年首次形成局部波谷(0.39)。整体变动趋势表明,2005~2016年河北省居民福利发展成果显著,居民福利高于经济增长水平,2015年以后,二者均呈现增长态势,意味着河北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市政建设与文化发展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民生问题,促进了居民生活性福利、经济性福利的提升。  
  (二)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水平的耦合与协调发展分析。图4显示,河北省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增长趋势十分平缓,由2005年的0.468上升到2016年的0.485,增长幅度较小(3.63%),12年间两系统基本处于拮抗阶段;福利与经济协调度发展态势与耦合度大致趋同,2016年达到0.434,增长了0.016,意味着二者协同发展效应不断提升,但提升强度较弱,总体上二者协调水平D低于耦合度,2005~2016年间,协调度均值在0.41左右波动,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图4、表2) 
  就各个地级市来看,2016年11地市的耦合水平,均处于拮抗阶段,表明城市建设发展较快,但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影响居民福利进一步提升,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系统之间处于互相限制阶段;协调度的发展趋势不一致,约45.5%地市的协调度逐年增强,2016年勉强协调城市占比54.5%,協调度的低值主要分布在衡水、邢台等地,其耦合度的提升没有带来匹配的协调度的增强,体现出耦合度强但系统之间协同效应不一定强的规律;从历年协调度均值来看,仅唐山达到中级协调阶段,其他地市处于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状态,整体水平不高。因此,“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河北省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系统的协调、耦合水平显著提升,但各个地级市协调发展度差异较大,勉强协调发展的城市占比54.5%,这意味着,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情况并不乐观,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1)河北省地区在12年间,居民福利水平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具体来看,经济增长指数取得显著的提升,增长态势平缓;2011年后,受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居民福利指数呈现波动发展趋势,相比于2005年,2016年居民福利出现微弱下降;(2)截至2016年河北省仅处于初级协调水平,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效率居民福利的转换,整体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3)经济增长指数的市际间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居民福利水平差异化明显,2016年各地级市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系统间作用较强,互相限制博弈,协调发展度均值不高,协同发展效应成果不明显,各地级市之间差距大,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协调度高低值差异受到经济基础的差别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缩小河北省各地级市区域间差距,促进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应坚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兼顾居民福利改进效率的原则,既“补”经济增长的短板,又同时兼顾 “补”居民福利的“短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优先发展经济,缩小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居民福利的提升;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区,注重兼顾两者平衡,根据具体差异,制定相关福利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提高、优化居民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度。 
  主要参考文献: 
  [1]AmartyaS.Informational bases of alternative welfare approaches:aggreg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4.3(4). 
  [2]Ruut Veenhoven.Why Social Policy Needs Subjective Indicator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2.58(1/3). 
  [3]Easterlin R A.Explaining happiness[Z].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SA,2003. 
  [4]Tapio P.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Transport Policy,2005.12(2). 
  [5]梁琦.关于空间经济研究的若干认识[J].广东社会科学,2010(4). 
  [6]刘军,徐康宁.产业聚集影响区域居民福利吗[J].经济问题探索,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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