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结合沈从文的早年经历，很多人将“乡下人”归结为沈从文进入城市后的一种自卑心态，或者将“乡下人”视为沈从文的地方意识。但是，根据沈从文的人性观，他其实是轻城市而重乡村的，而这轻与重的标准就是人性；同时，沈从文在进入都市许多年以后依然反复强调自己是“乡下人”，这时就很难说“乡下人”是简单地指沈从文的自卑心理了；并且属于湘西的人性美也有一部分是具有共性意义的。本文拟在重新定义“乡下人”的内涵，指出：“乡下人”是沈从文基于他对人性美的追求而坚持的自我认同，并且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了对“乡下人”的过分执着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的缺陷。
关键词：“乡下人” 人性 现代性 失焦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业已成名的沈从文曾在不同地方反復强调过自己是一个“乡下人”。沈从文好像有意要给自己钉上一个“乡下人”的标签，并且一定要强调自己作为“乡下人”与“城市人”的不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总之“你我原是两路人”。这是沈从文对他的城市读者说的话。沈从文21岁就进入城市，一直在城市生活（1934年和1936年曾两次返乡，而此时的故乡已非沈从文离开时的故乡了），不到30岁就已在文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且沈从文的大部分读者应该都来自于城市。在这里，城市生活、城市读者与“乡下人”立场形成了一组奇异的矛盾。而“乡下”显然失去了一般意义上与城市相对的“乡村”的含义，而成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生命中的一个特有的指称。
对沈从文“乡下人”立场的解读关系到对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理解。学术界中，有的学者联系沈从文的农村生活经验、刚到北京时困顿的生活状态以及沈从文的学历问题，将沈从文的“乡下人”立场理解为一种自卑心理；有的将此与沈从文经历的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联系起来。然而，这些观点并没有触及根本，或者并不全面。
首先，“乡下人”立场是与沈从文“人性论”的文学观融合在一起的。与多次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一样，沈从文也反复强调过自己基于人性的文学追求——“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而沈从文所推崇的美好人性的代表总是来自乡下，他们是满嘴污言秽语的水手、是吊脚楼上的妓女，他们大都来自湘西。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也往往朝不保夕，他们粗俗、野蛮，这是站在城市文明的角度上评价他们；但是，在湘西的世界里他们是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生活着。正如沈从文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无关乎金钱、门第、学历等等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城市文明中又往往是被过分推崇的。
对于崇尚这种“人生形式”的沈从文来说，很难说他会在城市中感到自卑。沈从文分明是以自己的“乡下人”身份自豪的！虽然他说“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且不说在沈从文众多小说中对“乡下人”优美、自然生命的赞美；就在沈从文明确强调自己“乡下人”身份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对于自己作为“乡下人”的自豪，如“乡下人实在太少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再如《〈篱下集〉题记》中“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份”。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口中值得称赞的“乡下人”始终是与一些优美、健康、自然的品质捆绑在一起的，“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之所以和城市人区别开来，是因为他有朝气、有力量，不狡诈虚伪，自由自在地活着。这样才完成了沈从文对自己“乡下人”身份的认同。
他会觉得不适应，“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从湘西来到城市的沈从文正是在“不适宜”“不习惯”这个点上，瞭望湘西，以“乡下人”的立场完成了对湘西世界的建构，而湘西世界就像一座希腊小庙，供奉的正是作者所赞赏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
沈从文对人性的这种追求固然与他幼年以及青少年时期在湘西的经历有关，这一点，沈从文说得很清楚，“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沈从文自7岁换了私塾后，学会逃学，“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自此枯燥的学校生活再也没能束缚住沈从文，而他也从不断的逃学经历中见证了生活的五光十色以及湘西人的生命特色，有在针铺里磨针的老人、大胖子皮匠、打豆腐的苗妇人、拖着尸体的野狗、到过“出强悍的人和猛鸷的兽”的黄罗寨，听过许多苗人的故事。沈从文曾坦言“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和感情的基础”。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时又目睹官府杀人上千 ，直到十五岁进入军队，又见到了多才多艺的老战兵，军阀与土匪之间的斗争，然而“看杀人”扔是沈从文做士兵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做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湘西所特有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以及沈从文的传奇经历的确参与建构了沈从文的“乡下人”立场，而进入城市则成为一个导因，让湘西人所具备的生命特色突现出来，此时的沈从文则开始建构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
“乡下”本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而这里的“乡下”已超越了原有的意义而包裹着人性的内容，这也是沈从文最初提出“乡下人”概念的深层内涵。所以，仅仅将“乡下人”定义为一种身份与立场是不够的，若是以城市为中心，乡下往往意味着愚昧与落后；但是若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乡下”则往往是美好的，指向有着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湘西，而“乡下人”则是指拥有和赞美这种人性的人。
其次，“乡下人”的立场具有现代性的内涵。在“乡下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沈从文完成了对他的另一部分作品的创作——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和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在沈从文眼中，与“乡下人”相比，城市人皆是一些虚弱、狡诈之徒，远不如“乡下人”来得有趣、可爱。
在《都市一妇人中》批判城市妇人虚弱又变态的爱情，在《有学问的人》中批判城市家庭中充满欺骗的人际关系，在《八骏图》中批判城市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虚伪和懦弱……这些城市中人往往不像湘西人那么强健有力，不论在体格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丧失了生命的力，从而也就在虚弱与无聊中发展了阴险与狡诈，沉溺于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貌似伟大实则卑琐，他们离自然的生命越来越远。在这一部分的创作中，沈从文的确揭示了一些城市的文明病。以健康自然的湘西世界对照城市，沈从文较早发现了现代文明对人的戕害，“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
而且这种对照不仅存在于共时的城市和乡村中，也存在于乡村历时的发展中。在沈从文后期创作的《长河》和《湘西》中，由于现代文明的侵袭，“乡下”原先的牧歌状态被打破，作者言“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原先凝结着乡情、“只许吃不肯卖”的橘子终于随船顺流而下成为人们购买或送礼的物品，而淳朴的湘西人面对这样的震动多少有点手足无措；同翠翠一样美丽、纯真的夭夭身处的环境更加复杂，面临的威胁也更多，而她的前途命运也隐约显得有些风雨飘摇；阅历丰富的老水手已预先觉察到了外界政治风云的飘荡对家乡即将造成的影响。显然，此乡下已非彼“乡下”，尽管作者竭力要取人事上的调和，加一点牧歌情调，但是“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其实作者的“沉痛感慨”正来源于作者的“乡下人”追求。若是作者不保有“乡下”人的追求，他就不会随消失的道德、异化的人性而感到痛苦了，这也更说明了“乡下人”不仅是一种身份认同，“乡下”不仅是一种场域的存在，而是有着人性的内涵。
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时的维度上，当作者以“乡下人”的身份与追求去反观城市人受现代文明的戕害而人性扭曲，而本来自在自为的乡村也终将不免其俗时，“乡下人”也就不仅仅是对乡村淳朴人性的向往而具有了现代性的内涵。在历时的维度上，当理想中的“乡下”不复存在，沈从文所追求的完美人性便无处安放，此时的沈从文变为一个精神漂泊者，这时，“乡下人”有点类似本雅明所说的“游手好闲者”——“他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但是两者都还没有淹没他。他在两者之中都并不觉得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沈从文与城市也保持着一种矛盾的关系，他既需要城市的读者、城市的印刷和出版机构、城市的老师或友人来完成他的文学生命，但是自始至终他都与城市保持著疏远的距离。而30年代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上海等大都市已基本具备了现代都市的面貌，而传统的农村也逐渐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此时《长河》的出现也许有着更为深广的意义。但是显然，沈从文的现代性并没有本雅明的“游手好闲”者走得那么远，并没有明确将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现代性，仍是站在人性基础上对现代城市的反思。
总之，久居城市的沈从文之所以总是以“乡下人”自居，更多的是因为因为他看重和追求的是“乡下”的那种理想人性。虽然沈从文的确来自于湘西农村，初到北京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即使后来衣食无缺，也总是摆脱不了乡巴佬的那种笨拙和迟钝。“乡下人”在这里固然包括了这样的内涵，但殊不知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论断，而沈从文是以“人性”为中心的！“乡下人”绝不仅仅是生活习惯、外貌举止、经济条件方面的差异，更多地表达了对“人性”的追求和一种审美态度。
“乡下人”的立场就像一个发动机，使沈从文在回望故乡时充满欢欣与赞赏，在反观城市时生出鄙夷和批判，从而帮助沈从文完成了他的乡村叙述及其对照的世界建构。“乡下人”是沈从文身在城市而又遥望城市的武器。“乡下人”真是一件极好用的武器！但是当“乡下人”暴露了他的武器属性时，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显露了出来。
沈从文崇尚“力”和“美”，他将他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体现“力”和“美”的自然人性上。但是，当沈从文过分聚焦人性这一主题时，其他的东西就呈现出一种“失焦”状态。这种“失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沈从文笔下的盛放美好人性的湘西其实是一个混沌世界。沈从文所观赏的是湘西人在生命本能的冲动下做出的种种冲破道德规范的举动，在这一份对自然生命的关注下，道德失去了他的原有的价值意义，善与恶，美与丑在自然人性的光芒的照耀下变得非常模糊。始乱终弃的军人、与和尚私通的寡妇，坐在烟馆门口只向军官送眼风的妇人……他们在沈从文的笔下皆是可爱的。当然，沈从文也试图写出湘西人人性中的愚昧，比如：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将女子沉潭、因为生下男孩而被婆家人接受的童养媳等等。不可否认，沈从文对湘西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因为这份爱，沈从文想批判而不可得，那些文字被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叙述的只是湘西人生来又死去的故事。沈从文自己也说过 “从《柏子》与《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也就是在“力”与“美”的主导原则下，很多道德原则都显得庸俗不堪。但是这样的混沌世界美是美，却太过于理想化。而沈从文所崇尚的湘西的自然人性也没能在湘西永远的保留下去，在外界世界的冲击下沈从文后期的作品呈现出这种变化。当“乡下人”回到乡下，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原本淳朴的湘西人也开始沾染了城市的习气。并且，沈从文终是一位来自湘西的“乡下人”，虽然他所追求的人性美中有共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浸润着湘西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来自于沈从文的经验世界，在湘西这片土地上自有其合理性和延伸性，但是如果一味拿他来衡量其他的东西，就会显出它的狭隘来。
第二，过分崇尚自在自为的生命状态，让沈从文忽略了社会革命的意义和价值。船夫家的儿子，受了新式教育，有了新思想，当革命来时，“当然就要‘革命’，而革命又不出两个公式，一个是家庭革命，一个是社会革命。家庭革命中也有“儿子虽读‘创造’‘解放’等等杂志，可是也并不怎么讨厌碾坊和橘子园作陪嫁妆奁”的；在社会革命中，必要发“火气极大似通非通的议论”，而革命最重大的意义，“即促进人事上的新陈代谢，使老的衰老，离开他亲手培植的橘子园，使用惯熟的船只家具，更同时离开了他那可爱的儿子（大部分是追随了那儿子），重归于土”。沈从文的确指出了早期革命的弊端，但是在沈从文的描述中，湘西人蒙昧和自在的生命状态让湘西就像一个过滤器，过滤掉了革命在时代和现实面前的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这种“失焦”状态也存在与沈从文另一部分的创作中，既对城市的刻画。沈从文对城市是一味地批判的，在他的创作中，可以说城市是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的，而是作为乡村的对照物而存在的。在对原始、自然的乡下极度聚焦的情况下，城市无一不是势力、虚伪、狡诈、虚弱的存在。但是这样的刻画显然是不全面的。在社會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的出现对人们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城市人也并不全都都是些懦弱而又阴险之徒，城市也有不一样的力与美。但是，由于作者坚定的“乡下人”立场，他总能看出城市人的卑琐与无聊来。所以，沈从文对城市的批判是狭隘的。他并没有看到城市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批判了现代文明，但是他的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他的对照物是原始、自然的乡村，这也是“乡下人”和“游手好闲者”的区别。
所以，“乡下人”并不仅仅简单是沈从文进入城市后不适应心态的反映，他包裹着更多的内涵，并且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过程也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对“乡下人”的过分执着带来了种种缺点，但是并不能否定，沈从文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确实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可以说，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文学理想，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但实际上当这座小庙建好后，其实作者也面临着他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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