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古江南文化就氤氲在古人的诗歌当中。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之际，江南文化已经成为独特的文化标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受到重创，为了寻找文学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先锋文学反传统的将死亡、暴力、丑陋等社会现象直接揭示。先锋文学家笔下的江南文化意象也不同于以往的风和日丽，变得晦涩、阴晦、寒冷和肮脏。本文通过对先锋文学语境下的江南文化进行概述，在分析先锋文学中江南文化意象特征的基础上，探求先锋精神和江南文化意象的关系。
关键词：先锋文学 江南文化 江南意象
一、先锋文学语境下的江南文化
地域文化自古以来就备受重视。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称吴楚文化，自始就为纤丽；齐鲁文化，山河壮丽为雄奇；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江南文化作为文化现象一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古代江南文化辐射区域就有不计其数的文学大家：刘禹锡、白居易、李清照、王安石等等，词风多委婉清丽。江南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早期受西方思想较深，因此江南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清末后中华民族危亡，导致国人对命运迷惘、前途悲哀、民族疼痛的情绪爆发出来，对江南文化加以改造。
在20世纪20年代，江南涌现了一批有着深刻江南文化烙印的作家，比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等等，可以说一本近代文学史，大半作者都是江南文人。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将民族危亡的疼痛加入文学创作之中，将小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命运结合起来。在文中利用江南意象，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无可奈何、上下求索的痛心。此时的江南文化意象再无清丽可言，而其本身的阴郁鬼魅则成为作家手中刺向命运的利剑。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形式急剧变化，同时迎来了江南文化的第三次变革。可以说先锋文学下的江南意象，不仅破败、晦暗、阴郁，同时极为沉重。这样的江南意象是时代的缩影，是人头上的乌云，是先锋作家开创文学新格局的利刃。这样的江南意象，展示了江南的另一面，展示了作者的先锋精神。在这个历史时期，具有江南文化底蕴的先锋文学家辈出，代表人物有毕飞宇、余华、格非、叶兆言、苏童等等。它们作品利用江南的意象，将江南极为腐朽的一面描绘了出来，来讽刺现实社会的肮脏，人性的丑恶，同时讲述了在这样颓废的社会人们究竟该如何生活。这样的突破性探索为江南文化的进化提供了营养。
二、江南文化意象特征
（一）刚硬的先锋性
先锋文学语境下的江南意象十分刚硬，具有打破传统的先锋性。现代文学家在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下，江南意象衍生出颠覆思维、尚武精神、复仇意识。毕飞宇如其分展现了精神。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一文中，除了利用江南女人意象作对比外，同时利用了江南小城这个意象，用其淳朴、烟雨朦胧、细腻的质感反衬城市物质生活的自私冷漠。留守儿童渴望母爱的热与江南断桥石头的冰冷的细致描写突显了人性的冷暖纠葛。而《青衣》中财大气粗的老板因为有钱，掌握了筱燕秋这样名角的命运。
在余华《最初的岁月》中，运用流水、小桥、石板、幽巷直接刻画了平静的江南乡。这些个江南意象连接的是“我”童年在哭声、酒精、死亡的生活。这样常常目睹“血肉模糊”的生活，“我”内心却像江南意象所暗示的那样平静。这样意象矛盾冲突的张力，使江南文化意象带着余华小时候温润水乡的风情，孕育了带着鲜血的梅花。正如将江南才子苏童对江南意象的姿态，没有汪曾祺那种士大夫养的单薄，苏童笔下的江南意象都充斥着复仇的残忍和悲怆。在苏童的小说中，江南是“少年黏稠的血和暴力”，是激情、是民间人性的丑恶、是晦暗的生活。他在“香樟樹”系列中描绘了他对江南意象的仇恨，这种尖锐的敌意成为了苏童想要毁灭江南美好假面的反骨。
（二）阴柔的魅惑性
古代江南文化中的女子都是温婉、窈窕、杨柳腰的形象。既有人面桃花之清丽，也有“独倚小桃斜柯伫立”之魅惑。一些先锋文学中的代表作家在呈现江南文化时，手法极为温和，甚至呈现一种美学价值。在余华早期的作品《竹女》中，江南竹子的清丽之姿与余华“杏花春雨”的叙事手法相得益彰，是江南典型柔美的代表，暗示了作者对于亲情的向往。同时余华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江南具体意象，包括两岸桃花、柔顺的蚕丝、黄酒等等，散落着一种江南魅惑的忧伤。叶兆言在“夜泊秦淮”系列中利用秦淮的江边风貌，展现了江南文化中的阴柔之美。
民族几经飘摇、文化几经磨难后的江南文化，清丽去三分而魅却更添一份冷、一分狠、一分悲怆。毕飞宇《玉米》系列中对江南女性意象的描写突破传统江南女子清丽灵巧之姿，以极为庄重的语言来反讽等级观念、集体认同，从而体现江南女子奋力挣扎的疼痛。以江南女子之弱衬托极权话语下女子生活的艰辛，摆脱传统宏观叙事中直接渲染残暴手段的手法，在江南女子生活中的小事中水滴石穿，一冷寒千年。这样的悲剧性江南女性形象索然空洞、变态扭曲，这不仅仅是先锋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突破，这也是对江南文化价值的突破。在苏童笔下《妻妾成群》的江南女人形象，也有反抗、挣扎的影子。在余华小说《此文献给的少女杨柳》以及《鲜血梅花》中，以杨柳、梅花为意象，以其惯性思维中的娉婷、傲骨之姿，与暴力、死亡美学不断碰撞，突显一种美好江南残酷之狠的韵味。在苏童《舒家兄弟》中，江南舒丽最终以死衬托爱情的狠。
江南文化雨巷有隐晦的美感，如同戴望舒的雨巷，凄凄婉婉，忧郁感伤。但是先锋文学笔下的江南文化已经达到一种见山不是山的境界，将雨中的隐晦沉浸成悲怆的苍凉。余华《现实一种》中，以“现在下这四场雨” “滴滴答答”江南意象的巨大张力，将这个小说困在最丑恶、最肮脏、最压抑的胡同。《世事如烟》中也利用具有压迫感的江南雨天，暗示了司机中将窒息的人物命运。《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巅峰之作。这部小说利用江南雨的意象创建了一个深宫孤寂少年的形象。悲悯沉浮的命运与江南秋雨的阴绵丝丝缓缓的拉扯末世君王的心，渲染极为饱满，展现了江南意象悲怆的美感。
（三）灵动的超越性
江南意象可谓灵气十足，它这样的灵气加载在江南意象强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的能力又反过来刺激江南文化自身的突破。传统的江南文化总是美好的一面，是三月的扬州，是水边颦颦而立的女人，是湿润淡雅的小巷，这样的江南意象将生活描绘的热情又充满期待。但是先锋文学下江南文化是另一个破败、腐朽、丑陋的缩影。这无疑为江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格非《春尽江南》中，用极为诗意象征的词语，讲述了春天的枯萎，把相同的江南意象拥有死亡气息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将理想的丧尽与春天诗人之死融合，让读者感受到阵痛和撕裂。
江南文化最抽象的意象是语言。古时江南景致的美好孕育了诗意、典雅的江南特色。在苏童的抒情风格中，弥漫着南朝的颓废、凄美。在苏童《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文笔如同江南丝绸一样行云流水，缓慢、优雅、迷离的传达狗崽逃亡的幽怨、颓败，在破解死亡恐惧的同时，赋予文章凄婉悲怆的灵动性，使文章更有质感。苏童小说的笔法延续了精致细腻，在《罂粟之家》中南方的意象在笔下游走，阴柔孱弱的人物如同江南破败的命运。在《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有写给历史和族人的梦。在历史的雾霭中，苏童的笔下有南方的梦，但这个氤氲着水汽的不梦幻、甚至是颓废，枫杨树林树叶哗啦啦的响声流转不了时间，也叫不醒梦魇的人。
先锋精神极为灵动，因为它不拘一格，不受传统框架的束缚，这样的先锋精神赋予了江南意象灵动性。可以说先锋精神就是极具热情地来到世间，要燃烧一切看似不可颠覆的文学规则，然后在废墟上重建文学精神的绿洲。但与之相不同的是，先锋文学家的笔调却极为沉重、忧郁，甚至说有一点冷。在苏童的小说中，他用极强虚构故事的能力，以诡异的想象力，通过诗一样顺滑的语言，为主人公设定难堪的生存境遇，积极荒诞的将生命的扭曲、枯萎的悲剧展现出来。这样的语言、构思极为灵动，将当下的读者与主人公进行时空交换，读者的心被主人公的困窘、挣扎、毁灭、变异所裹挟。
三、江南文化意象与先锋精神
江南文化意象并不如同古时那样瑰丽。就如同江南的蒙蒙细雨，笼罩着人物命运，作者的笔下，读者的心头。苏童笔下的“枫杨树”，余华童年的“盐和桥”，格非的“水乡”，叶兆言的“秦淮河”等等这些江南意象在先锋作家笔下不是勃勃生机。时代给予先锋作家的原生态、赤裸裸，使他们远离了美丽、典雅江南文化意象的想象。不拘于传统的先锋精神给予了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学存在的另外一种方式，融入荒凉、暴力、残忍、冷酷的风格，同时基于江南文化特有的精致的文笔，使得颓废的江南呈现另外一种美感。在先锋文学家的心中，20世纪80年的中国文学遭受重创，先锋文学方兴未艾，先锋小说家普遍的追求美学价值，对死亡、颓废、暴力、人性有着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理解，因此先锋文学与传统小说的架构完全背道而驰。先锋小说家的先锋性，体现了意象主义、荒诞虚无主义，将人物符号化，利用反讽写写作手法，表现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情感。而江南印象本身的符号化满足了先锋文学的象征需求、精致的审美需求，同时被挖掘出江南文化苦难、神秘、扭曲的一面。先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奇异的存在，风格突出难有与之匹敌的对手，又游离于主流文学的发展。在民族经历血雨之后，先锋文学独树一帜的直面现实和人性的丑恶，用压抑幽深的叙事，告诉人们向死时如何生活。先锋精神警示着世人，江南不倒，颠覆破坏传统的精神不灭，这样每个时代都需要的精神，将为磨难中的人们点一盏不灭的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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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文学中江南文化意象研究
2018-05-24 来源:安徽文学(下半月) 作者：惠瑄;王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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