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形而上”的逻辑层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表达是基于一种价值理性的表达，这种表达是对大学的科学性、民族性、人民性、精神性和人文性的表达。在“形而下”逻辑层面的表达是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完备的运行模式、有效的治理结构、一流的技术技能开发以及大学里的有机团结的配套跟进。两个逻辑层面的表达是一流大学的显性表达，是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的全面认知。“形而上”的建设遵循一流大学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与文化吸附和输出能力五个维度来进行。“形而下”的建设遵循三个边际的契合点和满意点来进行。两个层面的建设筑牢大学之所以一流的理性支点。对创建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达成大学的“一流性”并推进中国大学发展有着重大价值。 
　　关键词：逻辑；维度；一流大学；理性支点；表达内容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2-0019-07 
　　收稿日期：2018-01-20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教育家办学导向下大学校长治理能力提升机理研究”（BIA170216）。 
　　作者简介：王飞（1982-），男，云南曲靖人，教育学博士，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王运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中国大学一流的重要杠杆，中国大学的一流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学的一流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流？这是一个关乎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有人认为，“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而然的普普通通的建设，中国大学的一流是在一个普通国家的一流，它无非是按照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与体系进行了改革之后产生的一种组织机构。伴随中国纵深层次的改革发展，中国大学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与制度设计，最终中国大学被西方大学体系同化。笔者则认为，“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中国大学的一流意味着一种不同性质大学的一流，其一流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了自己的发展理念与道路，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将会实现对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种超越，也将会实现一个五千年文明和现代化大国重叠的“文明型大学”的崛起。而在当前“一流大学标准尚无定论，如何建设仍然指向不明”[1]的情况下，这种文明型大学的崛起，需要在一定的逻辑与维度框架内来进行大学之所以一流的论证与检视，通过这种论证可以找到大学之所以一流的理性支点和内容表达。 
　　一、一流大學的“形而上”与“形而下”逻辑解析 
　　（一）“形而上”层面一流大学的表达 
　　中国大学创建一流的表达本质上是追求一种“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沿着这样的定义，我们能够提供出的形而上层面的一流大学必须赋予大学的行为以“绝对价值”，价值理性是一流大学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一流大学应该关注从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延伸出来的大学行为的深远的合理性，基于这个合理性进行中国大学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表达，应围绕“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精神性”和“人文性”这五个立足点来进行。 
　　第一、民族性是中国一流大学价值定位的底蕴。这需要在一流大学的价值定位中首先包含中华民族的特性，具备中国大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大学的独立与尊严的特质。“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关照大学的民族性……专注思考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制度底蕴和价值根基，在大学制度构建过程中始终自主自觉地寻找民族性制度基点、挖掘民族性制度价值、采撷民族性制度要素。”[3]一流大学价值定位的民族性是一种包揽性的，它既对接过去，也折射现在；它既有民族精神的主脉，也汲取外来思想的营养。“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4]“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5]大学不是无缘无故就产生的，一流大学不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一定是立足于本民族的丰满历史土壤产生的。强调一流大学定位的民族性，不是强调传统，更不是要闭门造车，而是指西方的大学定位必须与中国大学的民族性相结合，要有一个民族性的转化过程。 
　　第二、科学性是中国一流大学价值定位的核心。即中国的一流大学定位，必须立足于事实、立足于追求真理、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相匹配，“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对我国经济社会现象及观念活动做出准确而系统的理论阐释”[6]。大学定位所彰显的科学性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是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融合，是客体性和主体性的融合，是精神性和客观性的融合，是价值性和事实性的融合。 
　　第三、人民性是中国一流大学价值定位的取向。“教育的人民性，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大学的人民性，就是体现在大学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7]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大学离不开人民群众，真正的一流大学必须是中国人民群众的大学，是大众化的，其大学发展是必须接近民众的。这里的人民性也是包揽性的，表现为普及性和提高性的融合、适应性与服务性的融合，这是由中国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第四、精神性是中国一流大学价值定位的根本。在精神品格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独立性的彰显。大学与政府、企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大学是超利益的组织，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大学利益，而政府和企业组织却有这些利益。大学是非营利组织，大学所提供的准公共产品是公益性的，它只可以间接地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主要是通过教育直接服务于人，是不求回报的事业。大学只有获得独立地位，才可以真正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成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内道德的标杆。大学如果“没有一种为思想而思想的关怀，没有一种以思想为生命的传承，而只是以冷冰冰的知识为重心，或者是为了考试、考证、出国、求职”[8]（序言）的话，这就完全违背了大学的自我定位和精神品格的表达之要求，因为大学是一种精神存在，即使大学的“投入”是物质性的，可“产出”却是精神性的，而凡精神性的某种存在，无一例外地与物质和功利无关。“大学的精神品格是什么？大学二字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大’和‘学’。大是指眼光大（看得远）、胸襟大（容得下）、目标大（能担当）、风度大（有威仪）、体魄大（体健朗）和智慧大（解问题）。”[9]
第五、人文性是中国一流大学价值定位的禀赋。人文性是中国文化和教育复兴使命的表达。文化和教育复兴使命的达成离不开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至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被严重地扭曲了，要克服和摆脱这种人类创造力的自我异化，单靠科技的发展是无法解决的，而只有重兴人文精神、重塑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10]。真正的一流首先是人思想层面的一流。而这种思想层面的一流离不开人文社科的培养。当我们在衡量一个学科的用处时就会陷入一个二分法的怪圈。即什么样的学科专业有用？不属于“有用”的是否就代表“无用”？大学的很多课程设置并不能即刻见效，但是像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这样的学科传授给人的思维逻辑和思考方式将陪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说它们是“无用”的吗？“大学固然肩负着培养学生适应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的重任，但人才培养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除了要学习那些毕业后能够立即实践的技能之外，最主要的还需要为自己长期的智慧、创造力和社会能力发展做投资。”[11]中国文化和教育复兴使命的实现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智慧、创造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如果学生从大学毕业，剩下的只有技能，那这样的大学永远也称不上一流大学。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我们把在学校所学的内容全部忘记以后所剩下的东西。”这也就是在“形而上”层面大学为什么要开设人文社科的理由。如此，中国文化和教育复兴的使命才能实现。 
　　（二）“形而下”层面一流大学的表达 
　　“形而下”层面所追求的是一种“工具理性”。关于工具理性，韦伯指的是人的行动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进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如果把这个定义进行一种市井化的理解，大学的形而下就是为了建设一套有效培养人才的制度体系，“形而下”层面的一流大学的要素主要包括七种大学资源：“人力、时间、空间、书籍、设备、钱、名声。”[12]所有的一流大学的管理都只为一个目标服务：最有效地使用资源、分配资源、促使大学运转效率达到最大化。对此，下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形而下”层面一流大学的表达进行描述与阐释。 
　　第一、足够的时间与经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相当充裕的经费，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处在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教育最容易受伤害，因其属于长远投资，不是当务之急，往往被当局有意无意忽略。负责任的政府会逐渐意识到此中危机，不断调整步伐，达到比较好的状态。”[13]好在经过热心教育的民众及学界的再三督促，中国政府加紧努力，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有所增长。但是还需要继续增长，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二、完备的运行模式。如何让一所大学真正有效率地运转？这就需要掌握大学运转的规律。大学的活动说到底是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但这个当中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投入多少就产出多少。有的前沿研究，投入了资金但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成果。所以，大学的管理在所有组织机构的管理中可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与一般生产组织的管理完全不一样。大学的运行模式存在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是传统大学的“象牙塔”模式，由教授、教师会去决定学校的运行，社会对此不予干预，给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性，有这样一个“社会契约”。但实际上，当今社会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这样去运行。另一方面是“知识市场”的运转模式。大学被定义为资源约束下的非营利组织，有董事会、行政管理机构和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学生是客户，教师职工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两者看似矛盾，但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所有的大学都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还做得不够。只有两者结合好了，才可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14] 
　　第三、有效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对运行模式的具体化。现代大学要有一个高度自治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便学校外部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对学校的运作进行有效的监管。这里边又包括行政领导、社会契约以及政府监管下的社会服务机构等具体模式。近两年来，全国很多大学都在制定章程，其目的在于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安排。但目前来看，中国大学做得还不够。大学章程的真正价值在于促使大学在合理的政治体制与行政权力框架之下保持较大的自我运行空间。国家与政府对大学的调控可多采取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意愿交由大学以及第三方组织力量来执行，保留大学自我管理的空间。一流大学的有效治理结构在其本质上就是确立起大学治理的“共域”和“自域”，“共域”是指政府与大学均可发挥作用的领域，“自域”是指政府与大学各自开展自我管理的领域。 
　　第四、一流的技术技能。一流大学的名声在于拥有一流的技术技能。人力、时间、空间、书籍、设备、钱，这些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就在于使大学形成一流的技术技能。真正一流大学里，“人们最看重的、最有含金量的是人的技术技能的水平”[15]。这种最有含金量的人的技术技能就是一个社会的科技水准的反映。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特·伦斯基（Lenski， G. E.）认为，一个社会的科技水准对该社会的组织方式影响极其巨大，在他的定义中，科技是指“记录如何运用自然资源来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的信息”[16]，科技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参与了社会变迁。 
　　第五、大学内部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的结構是由社会的劳动分工所决定的。换言之，是由工作如何进行来决定的。比如说教育这项工作，可以由一个人来进行，以前的私塾就是由一个人来做的；也可以把教育工作分摊给很多人来做，就如同现在的大学。在一个分工极少的社会里，是必须强调团体的，如果不倡导或强调人们团结和合作，那么这个社会就极有可能如同一盘散沙分崩离析。社会学家涂尔干称这种心理状态为“机械团结”，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执行相同的工作。以此观之，真正的一流大学绝不是一个机械团结的组织，而是一个在前述所有方面都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分工愈来愈细致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一个人要想独立做一件事就变得很困难。因此，在大学这个分工细致而复杂的组织里，就使得人们产生自发的合作进行有机团结，因为尼采（Nietzsche）说过：“真理开始于两个人共同拥有的那一刻。”[17]前述所说的那种一流的技术技能离不开这种有机团结。有机团结是指一种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奉献的集体意识。那么，在大学里，该如何促进团结与合作？首先，持续坚定不移地强化竞争。通过竞争逼使所有人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而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并把这个岗位做到足够专业。因为专业，才有可能产生相互的依赖感，从而跨越机械团结，成就我们所想要的有机团结。其次，更细致地分工。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分工、再分工。这就有可能使每个人都成为无可替代的人，因为这种无可替代性，人才获得自信、尊严与成就感，也才会消弭竞争所带来的失落感。第三，帮助每个专业岗位上的人做到更加专业，使之竞争力持续提升，使其个人价值得到更大实现，这时候他对学校组织和对他人的依赖感会更强[18] 。
二、形而上层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的五种能力建设 
　　（一）文化生产能力 
　　文化生产能力是一流大学的共通性。综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生产能力，都遵循一个原则，即择优而任，把纳税人（或是广大的捐助人）托付的教育工作做好。其文化产品有两项：一是向学生和家长提供良好的教育，二是向社会和人类知识界提供良好的研究成果。如果教授们不能完成这些文化生产任务，他们就没有权利死赖在大学里“吃闲饭”。很多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异军突起，一跃而为文化中心，靠的主要就是文化生产能力。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该校1991年首度招生，不过20多年光景，就跻身世界一流学府。其办学的秘密是什么？关键是拥有一批能够进行文化生产的人。香港科技大学创校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那是一群在欧美学术界已经过考验站稳脚跟的华人留学生，因衍生出一份心愿，形成一个没有组织但是颇具特性的人群，不约而同地想要为中国的高教事业操心出力，并且身体力行。这群人身处一个先进的文化生产体系之中，进行着学术文化生产。这种先进的文化生产体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严格挑选教授；二是极力强调研究的重要性，培养研究风气，讲求实质，不尚空谈，务使人人在校园里都能感受到必须从事研究的压力；三是必须把研究的目标说得一清二楚，不可含糊其辞，要向世界学坛高标准的研究水平迈进，而不是在三四流学报登一篇论文就算完事；四是在检验成果时非常认真，提醒教师们不要把劣质品当成是优质品来鱼目混珠；五是在运用的层次上，如果要使研究项目得到最大的支持，则研究经费一定要用得干净而有效率，不允许任何人（特别是项目主持人和行政工作人员）用任何借口从中克扣和中饱。”[19]（P53-54）这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生产能力的最根本的保障。 
　　（二）文化组织能力 
　　文化生产能力要靠文化组织能力来保障，而文化组织能力则需要文化机构、文化平台来实现。对一所想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来讲，当然需要充分激发从事文化创造的个体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机制，要创造比其他大学更适宜人才培养与发展的文化生态，更要有整合本地、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资源、文化智慧的能力。香港科技大学就具备这样的机制、生态和能力，也因为如此，香港科技大学才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成为全世界文化学术人才的荟萃之地。“在香港科技大学，学术文化生产是一个全面性的活动，教授们无一人置身事外，其研究组织机构数量众多，才创校就在十年之内成立了超过十个的研究所或是研究中心，尽量帮助教授们顺利开展他们的工作。”[19]（P36）其研究机构数量层次与类型之多，是很多大学无法比肩的，跨国的、本地的，应有尽有。就学术生产组织体制来说，一流大学有一套完善的教授治校体制，遵循从校务委员会到大学行政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的常务会议），再到二级学院的院长会议来组织学术文化生产。众多的文化生产机构（中心）与学术体制的活跃，不但为大学人才的落户提供了空间，而且为大学文化的持续繁荣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与活力。 
　　（三）文化表达能力 
　　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人才培养是一种表达，科学研究是一种表达，传承文化是一种表达，创新创业是一种表达，学科建设是一种表达，专业建设是一种表达，课程开发是一种表达。一切人造物都可以说是一种表达，只不过表达的内容因人因事物而异而已。表达总有深浅高雅通俗之别，但那些成功的表达，或者说经典的表达，总是直指人心的独创性表达、精致的表达、富有震撼力的表达、前沿的表达，既契合本土需要又具有世界视野。而这一切的表达不能只是在大学内部的表达，必须向社会表达，向国家表达，向世界表达。文化表达能力突出的不仅仅是大学的教育功能，更突出了大学作为文化辐射中心的功能，但凡大学里的学术讲座、作品展览、音乐会、戏剧表演、文艺活动乃至体育竞赛等，都应该向社会开放，欢迎社会群众参与。只有把大学师生的总能量向全社会释放，才能把大学和邻近地区塑造成一个精彩的文化区。那些一流的大学都很重视这种文化区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创建一流大学中需要思考的课题是，从积极方面讲，如何发挥大学教育的优势，使它不但是知识的生产地和传播站，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推力和领航员？从消极方面讲，如何防止大学成为象牙塔？如何防止大学里的这些人变成孤芳自赏不食人间烟火的寄生虫？要回答这些问题，从文化表达能力上可以找到答案。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是与它的表达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表达都留下了经典。 
　　（四）文化融汇能力 
　　自中西交冲以来，文化融汇能力不但关乎中国文化的存废，甚至关乎整个中国的命运。王国维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8]（P142）當大学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融汇中西，只有融化新知，才有可能昌明国粹。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群星闪烁的时代，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民国。民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中西融汇。那个时候的大师中没有一个不是中西融汇的成果，没有一个不是“旧学深沉”。有学者指出，当下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今天，中国要建设一流大学的大环境与民国时代是迥然不同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也是文化融通的时代，只有中西融汇、中外融汇，而且是深度的融汇，我们的大学才可能绽放出新的活力，才可能发展出它的普世性，才可能走向博大深邃。 
　　（五）文化吸附和输出能力 
　　文化吸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一些最优秀的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本地化、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进行新的创作。大学的文化输出能力不仅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据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主导天下雅俗的一种能力，就是文化吸附能力和输出能力。假如不细分的话，文化输出至少应该包括三层次：一是文化产品的输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文化贸易，是可以计量的；二是制度的输出；三是价值的输出。不管是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等，能成为全球化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创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倒，原因都在于拥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
三、形而下层面建设一流大学需要遵循的三个边际支点 
　　（一）经济发展的边际支点 
　　一个国家究竟能够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物质资源，能够将国民支出中的多大比例投向教育，从根本上制约着这个国家的教育规模、教育水平和教育功能。在宏观上看，中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只占GDP的4%，甚至还不到，这对大学的硬件建设、软件优化都是一个绝对限制。对于大学发展来讲，虽然投入不足和资源短缺是永恒的问题，就是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办学经费预算达到近两百亿了也在叫喊经费不足，这个是普遍的现象。但是，不能不顾引领一个国家与民族走向强大的大学的发展经费一直处于紧张的局面，不能将大学师生的人均资源摊薄，因之降低大学教育水平。从“双一流”建设的经济基础来看，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正如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所说：“‘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配置，当年度的经费是知道的，但是未来5年内的经费配置是不清楚的，因为更大的经费配置权力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手里。”这就是典型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国家中心模式”导致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浓厚的国家中心模式色彩。公办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拨款。”“大学地位是由政府分配给它的资源、权力和职能决定的。国家中心模式最大的弊端是导致大学身份固化，形成‘马太效应’：重点大学越来越强，一般大学越来越弱。”[20]因此，形而下层面建设一流大学首当其冲需要遵循的边际支点就是政府要在一个边缘或界限范围内保障好大学运转所需要的最起码的经费。 
　　（二）政治发展的边际支点 
　　“学校教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国民教育作用，归根到底是由政体决定的。”[21]中国有没有让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之政治条件？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大学背负着太多的政治使命，受到了太多的政治限制。这样的双重重负，让中国大学的步履迈进得极为艰难。这种局面不改观，中国大学的大踏步向前，似乎难以想象。中国的大学，政治定位很高，将高等教育从业教师悬置在难以企及的职业高位上，但是资源供给长期短缺，这一点却被这种高调的组织定位遮蔽起来。当一所大学无法获得优质资源，又受到政治高调驱遣的时候，大学其实完全无法聚集必要的资源，不论是优质的人力资源，还是优厚的物质资源。“而今天的大学，已经不是在一个封闭自足的环境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一个全球竞争的环境中追求卓越。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怎么能够办得好呢？随着高校的急剧扩招，大学教师实际上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课程之繁、课时之多、杂务之扰，不胜其烦。教学任务显然已经压倒科研必要，而科研考核反过来已经严重冲击了教学，对教研顾此失彼，已经是大学中见怪不怪的现象。”[22]因此，形而下层面建设一流大学的第二个边际支点在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下的政治发展理当充分认识并切实做到：“高校是独立法人组织，是自主活动的民事组织。必须看到，高校办学自主权是行政权的一种形式，是与行政权协同产生的，只不过不是由国家行使这种权力，而是由高校自主行使权力。办学自主权的核心在于学术自主权。”[23]政治发展必须围绕大学学术自主权与国家行使的行政权这对边际找到一个良好的支点。 
　　（三）社会政策的边际支点 
　　当今社会，“知识已经被工具化，知识本来可能带来的敬畏、神秘和远见卓识因为被愚蠢的量化和测试逻辑重新定义而变得平庸不堪。正是这种逻辑支配了当今学校的量化考核文化，推动了支配整个社会的效率、生产率和消费主义的更大矩阵。”[24]（P3）大学生就业政策不及时跟进，读书无用的观念便会泛滥。今天，大学的就业，实行的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国家指挥棒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说不上什么有效的就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任由国家和大学怎么扩张，大学的社会影响力都会处于衰弱的状态，对高中毕业生的吸引力都会降低。因为“社会从属于教育，而不是教育从属于社会”[25]。只有立足于此来推进“目前我国已基本确立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结构”[26]，才能真正做到其中的“社会参与”（这个协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仍然处于十分薄弱的环节），才能在社会政策方面找到恰当的治理的边际支点。 
　　综上，无论是从“形而上”逻辑维度看大学，还是从“形而下”的逻辑层面看大学，都不是快餐式的东西，也都不是快捷的一流大学建设思想，“快捷思想家是善于扔掉思考的专家”[27]。而在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在“形而上”与“形而下”层面，都要杜绝建设一流大学的快餐式效应。因为在“快餐式话语被当做了持久思想的替代品，现场评论被当作是实质性批判的替代品的整個社会幼稚化”[24]（P3）环境中，永远建设不成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基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逻辑层面对大学之所以一流的显性表达与理性支点梳理清楚，然后朝着这样的表达维度与理性支点去进行脚踏实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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