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现代理论家们不但解构了“文学”，也曲解了“文学性”的原意。在重返审美的后理论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重构“文学性”。依据康德的“纯粹美”与“依存美”，我们可以将“文学性”划分为“纯粹文学性”和“依存文学性”，前者致力于研究文学的形式特性，后者致力于研究文学的内容特性。我们可以将“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坚守文学的人学本体论，以及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而建构出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理论。 
　　关键词：纯粹美；依存美；纯粹文学性；依存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154-07 
　　一、从解构文学性到重构文学性 
　　大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转向“理论”，“文学”则遭受解构和遗弃。伊格尔顿说，如果还以为“文学是一种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以某种共同的内在特性为其标志”①，那么，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已经不再存在，文学观念会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处于不断流变之中，哪怕是莎士比亚有朝一日也可能被逐出文学的园地。卡勒指出，“文学是什么”这个传统文学理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变得并不重要，原因有二：第一，“既然理论本身把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等各方面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那么理论家们为什么还要劳神看他们解读的文本究竟是不是文学的呢”②？第二，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理论著作已经在非文学现象中找到了‘文学性’”③。在大卫·辛德森和卡勒等人看来，如果说“文学性”指的是文学文本的虚构、叙述、隐喻、想象、修辞等特性，那么，哲学、历史、人类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律文书、新闻写作、广告策划、公共表演，无不或多或少地带有这些文学属性，“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④。显然，这种“文学性扩张”的论调实际上就是为了取消文学与非文学作品的差异，与俄国形式主义最初提出的旨在凸显文学文本特殊性的“文学性”概念已经完全背道而驰。至此，后现代理论家们不但解构了“文学”，也进一步将“文学性”加以曲解，使之远离“文学”本身。 
　　值得庆幸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开始了，“文学艺术的特殊性质和作用之类”的问题重新获得重视⑤。李欧梵指出：“不论是后现代、后结构，或是文化研究理论，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怎么办，难道就不谈文学了吗？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包括兰特里夏在内），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⑥ 
　　但是，后理论时代需要找回的“文学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学性”呢？显然，在文学的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和意识形态性被强调了半个世纪之后，“文学性”已经绝不可能再回归至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等人所强调的纯属文学内部规律的语言修辞性，当然，也绝不应该扩展为后现代理论家如大卫·辛德森和卡勒等人所鼓吹的完全取消文学特性的语言文化性，新的“文学性”必须走出一条既能够坚守文学的审美自主性，又能够贯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新路子。 
　　朱夫林和马尔帕斯等人在倡导“新审美主义”理论时已经注意到这一新思路，他们一方面重新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后理论时代将审美艺术完全隔离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已经绝无可能。例如，加里·班汉将审美问题置于康德三大批判的哲学框架之中，突出审美艺术在文化人格培育方面的重要意义；乔安娜·霍吉试图把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的美学理论嫁接起来，探究美学、政治和历史之间的深层纠葛。⑦不过，他们研讨的重点还只是审美与哲学、历史、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和矛盾性，而没有触及如何重新理解“文学性”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因此，本文试图研讨的主要问题是，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性”，既能够坚守文学的审美特性，又能够兼顾其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 
　　众所周知，“文学性”在经历了从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旅行”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那么，重构“文学性”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俞吾金指出，哲学思维的根本特征就是“刨根究底”，即“对研究对象的理论预设的检讨；对研究对象自身融贯性的探索；对以往研究者视角的转换；对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研究者的有限性的考察；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媒介物的思索”⑧。受此启发，笔者以为，与其在后现代“文学性”话语谱系中打笔墨官司，倒不如回到“文学性”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重新清理一下“地基”，去寻求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1921年，雅各布森在《现代俄罗斯诗歌》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学性”概念，他指出：“文学性是文学的科学对象，亦即使该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那种内涵。……文学科学必须认定‘手法’是它研究惟一的‘主角’。”⑨雅各布森以“文學自主性”为新的出发点，将文学研究的对象锁定于文学的内部形式和结构，这在俄国文论史上的意义相当于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因为之前的文学研究方法要么以作家为中心，要么以社会为参照，文学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总是掺杂不清，雅各布森等形式主义者则把“文学”作为一门独立、自足、纯粹的学科确立起来。需要追问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纯文艺观和文学学科独立意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自然又会追溯到纯文艺观和美学学科独立意识的始作俑者——康德。有学者指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俄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并产生巨变的一个阶段，由康德‘纯粹形式’或‘自由美’理论引申出的‘无客体绘画’和‘无意义诗’问题在俄国文艺领域讨论热烈，就这样，诗学上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与造型艺术上的抽象主义运动几乎共时性地诞生了。”⑩这就是说，俄国形式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提出“文学性”问题，最终缘于康德的“自由美”（即“纯粹美”）理论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重构“文学性”的工作必须回到康德美学那里去寻找灵感。
二、“纯粹美”与“依存美” 
　　在康德之前，尤其是经验派美学和理性派美学，往往将审美判断与感官刺激、认识活动、利害关系、伦理道德纠缠不清。康德则独辟蹊径，以人的知、情、意这三大心理机能为宏观视野，对“美”进行“提纯”分析，将审美判断（美感）与感官快感、认识判断、道德功利区分开来，找到了美的四个特质：美不涉及对象的实存而具有无功利性；美不涉及概念而具有普遍性；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美由“共通感”决定而具有必然性。朱光潜从美区别于真、善的角度对此总结道：“审美判断不涉及欲念和利害计较，所以有别于一般快感和功利的以及道德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实践活动；审美判断不涉及概念，所以有别于逻辑判断，这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认识活动；它不涉及明确的目的，所以与审美目的判断有别，美不等于‘完善’。”B11可以说，正是康德第一次在美学史上将美与真、善区分清楚，找到了美的特质，进而将美学学科真正地建立起来，其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如卡西尔所说，“直到康德的时代，一种美的哲学总是意味着试图把我们的审美经验归结为一个相异的原则，并且使艺术隶属于一个相异的裁判权。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第一次清晰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艺术的自主性。以往所有的体系一直都在理论知识或道德生活的范围之内寻找一种艺术的原则”B12。 
　　这种建基于情感领域的、非功利、无概念、没有目的、关注形式的美，就是康德所说的“纯粹美”（“自由美”）。它突出了美的独立性和纯粹性，直接成为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形式主义等诸多纯文艺思潮的理论依据。这些纯文艺思潮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主张“艺术的自主性”，认为艺术是无用的、无功利的，艺术独立于社会、政治、道德之外，艺术只关注形式之美，从而将康德的“纯粹美”理论发挥到极致，最终走到了将文艺孤立起来的极端。 
　　但是，可能被这些唯美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意忽略的是，康德对美的理解其实有两种，即“纯粹美”和“依存美”。康德说：“有两种不同的美：自由美，或只是依附的美。前者不以任何有关对象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后者则以这样一个概念及按照这个概念的对象完善性为前提。前一种美的类型被称之为这物那物的（独立存在的）美；后一种则作为依附于一个概念的（有条件的美）而被赋予那些从属于一个特殊目的的概念之下的客体。”B13此处的“自由美”即“纯粹美”，意指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形式美；“依附的美”即“依存美”，指的是功利性的、有概念的、有目的的侧重于内容的美。康德认为，“纯粹美”的审美对象很少，仅限于花、鸟、贝壳、自由的图案画、无标题音乐等。“依存美”则大量存在，包括相当一部分自然物件的美以及几乎全部艺术。在他看来，艺术美属于有目的、有概念的“依存美”：“如果对象作为一个艺术品被给予了，并且本身应当被解释为美的，那么由于艺术在原因里（以及在它的原因性里）总是以某种目的为前提的，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关于事物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作基础。”B14康德将文学艺术隶属于“依存美”而不是“纯粹美”，这说明唯美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艺术隶属于“纯粹美”的做法是违背其原意的。 
　　更重要的是，在“纯粹美”和“依存美”这两种美的类型中，康德倾心的是后者。这缘于康德哲学美学的整体框架和体系，即“认识——审美——伦理”三元结构。康德在总体上将审美理解为沟通现象→本体、认识→伦理、自然→自由的桥梁，其中，“纯粹美”侧重于现象或自然这一端的外在形式美，突出“美在形式”；“依存美”侧重于自由或伦理这一端的道德内容美，强调“美是道德的象征”。所以，在康德心目中，“美的理想”只能是能够完成“过渡”任务的“依存美”。“要想从中寻求一个理想的那种美，必定不是什么流动的美，而是由一个有关客观合目的性的概念固定了的美，因而必定不属于一个完全纯粹的鉴赏判断的客体，而属于一个部分智性化了的鉴赏判断的客体。这就是说，一个理想应当在评判的何种根据中发生，就必须以何种按照确定概念的理性理念为基础，这理念先天地规定着对象的内在可能性建立于其上的那个目的。”B15 
　　由上可知，唯美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直接从康德的“纯粹美”推导出“纯文艺”和“文学性”，其中误解或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康德的“纯粹美”并不包含文学艺术；第二，既然文学艺术属于“依存美”，那么，它们就是有功利、有概念、有目的的侧重于道德内容的美，就不应该独立于社会、政治、道德之外。因此，只有追溯到康德美学这个基点上，我们才会发现，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倡导的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概念是大有问题的，这也让我们找到了重构“文学性”的契机。 
　　三、“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 
　　依据康德对美的两种理解，我们可以将从“纯粹美”推导出来的那种纯而又纯的“文学性”称之为“纯粹文学性”。像“纯粹美”对各种美的现象进行“提纯”分析而获取“美的特质”一样，“纯粹文学性”的任务就是对各类文学现象进行“提纯”研究而获得侧重于形式层面的文学特性。同时，我们又可以从“依存美”推演出“依存文学性”。其任务是研究文学所具备的，可以兼容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等诸多意识形态的，侧重于内容层面的文学特性。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文学性”划分为“纯粹文学性”和“依存文学性”，前者主要致力于研究文学的形式特性，后者主要着力于研究文学的内容特性。 
　　从“纯粹文学性”的视角观之，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形式主义等诸多纯文艺思潮固然犯下了将文艺孤立起来的错误，但它们对形式层面文学特性的研究可谓贡献卓著。唯美主义文论明确地将文艺自身的美作为主要目标，例如，爱伦·坡将诗定义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B16；戈蒂耶主张诗只在意形式美，“对形式反复雕琢，才能产生出佳作，大理石、玛瑙、珐琅和诗歌”B17；王尔德倡导“对纯粹美的热情崇拜、对形式的无暇追求”B18。唯美主义对文艺作品的音韵、節奏、线条、色彩、结构等方面的独立美感的发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西方近现代文论发展史上的转折点。象征主义者马拉美和瓦莱里提出了“纯诗”理论，认为诗歌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日常语言是琐碎的、庞杂的、实用的，诗歌语言则是对日常语言的提纯和拯救，诗人的任务是“对于由词与词的关系，或者不如说由词的相互共鸣关系而形成的效果，进行某种探索”B19，找到能够产生“诗情的语言结构”，进而“用最平常的材料创造出一种虚构的理想秩序”B20。形式主义文论家埃亨鲍姆概括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原则，即“文学科学的对象应是研究区别于其他一切材料的文学作品的特殊性”B21。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强化、凝聚、拉长、缩短、颠倒等各种方式，使日常语言扭曲、变形，由此成为“文学性”的源泉。穆卡洛夫斯基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对诗歌来说，标准语是一个背景，是诗作出于美学目的借以表现其对语言构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的背景。”B22英美“新批评”学派继续从事“文学特异性”的探索，提出了“悖论”“含混”“张力”“反讽”“意象”“隐喻”“象征”“语调”“语境”等一系列文学范畴，将对文学形式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惊人的高度。
这些纯文艺思潮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旨趣，那就是发掘“纯粹文学性”。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纯粹性，研究者也主要以诗歌作为考察对象，因为“诗处于文学性最强的这一端”B23。显然，诗歌与“非文学”之间的距离，远超于小说、戏剧和散文与“非文学”之间的差距，正所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语），只有将诗歌的修辞手法和形式美感研究透彻，才能找到最纯粹的“文学特性”。就此而言，纯文艺思潮对“纯粹文学性”的探究有利于我们揭开文学的秘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但是，这种专注于修辞手法和形式美感研究的“纯粹文学性”能否涵盖文学的全部特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学者们所说：“伟大的文学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在艺术形式上是美的高超的，还因为它在道德上是健康的，纯洁的，有益的，其终极目的是促进人性向着无限美好的方向前进，其整体品质指向真善美，指向高贵和伟大”B24；“伟大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处理人生严肃问题。并且，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琐屑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B25；“伟大的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对不断变动中的社会人性作出了深刻洞察和独特表现”B26。由此看来，文学固然不能脱离“纯粹文学性”的形式美，但其价值更主要地体现于它所兼容的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社会、人生、人性等内容层面的美。 
　　综上所述，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形式主义等学派对文学现象进行“提纯”研究而获得侧重于形式层面的文学特性——“纯粹文学性”，但文学的价值更主要地体现于它所兼容的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社会、人生、人性等诸多内容层面的文学特性——“依存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是有功利、有概念、有目的性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顺这两种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呢？ 
　　四、两种文学性的辩证关系和结合方式 
　　在理顺“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究一下康德美学中“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关系。如前所述，“纯粹美”指的是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形式美”；“依存美”指的是有功利、有概念、有目的的“内容美”。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深入地理解康德的思路，又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确实有相互融通之处。康德首先研究“纯粹美”，是为了得到“美的本质”，得到美的最核心的特征，随后，他也承认现实中存在的“纯粹美”现象极少，现实中存在的大都属于“依存美”，“依存美”可以稀释“纯粹美”，却不能够完全剔除“纯粹美”，否则就会丧失美的基本特征，不能称其为美。例如，毫无“形式美”的艺术品只能沦为概念表述、主题先行、道德说教、理念图解的伪劣之作。对此，康德提出过一个重要命题：“美的艺术是一种当它同时显得像是自然时的艺术。”也就是说，“美的艺术作品里的合目的性，尽管它是有意的，但却不显得是有意的”B27。李泽厚对这一命题作出很清晰的阐释：“艺术虽以理性目的概念作为基础，却并无任何实在的具体的目的。它虽不属于形式美（“纯粹美”），但美的形式对它又仍为必要。艺术必须趋向自然，不显人为痕迹，亦即目的是在无目的的目的性中展示，而不是赤裸裸地出现，才是成功（美）的。它的内容必须是伦理道德（理性理念）的，它的形式却必须是审美（无目的的目的性）的。”B28 
　　因此，“纯粹美”与“依存美”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依存美”不能脱离“纯粹美”，“内容美”不能没有“形式美”，否则便不具有美的资格；另一方面，理想的美却是“依存美”，因为从现象到本体、从认识到伦理、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任务主要是通过它来完成的，“形式美”必须依托于有目的、有理念的“内容美”才会变得深厚而博大。 
　　同理，“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依存文学性”不能摒弃“纯粹文学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文学”。譬如，作家在创作时，固然要在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社会、人生、人性等思想内容方面有所开拓和寄托，但又需要在语言、形象、修辞和结构等文学形式方面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性。正如唐弢所说，“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而不是政治文件、思想汇报、教科书、新闻纪事、宣传材料……。文学和这些的确有联系，有交融，但它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是作家运用语言表现生活形象的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品”B29。另一方面，“纯粹文学性”又要与“依存文学性”相融合，否则便会成为缺乏思想深度的平庸之作。对于片面地强调“纯粹文学性”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纯文艺思潮，朱光潜早就提出过反思和批判：“这种畸形的性格发展决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艺术，因为从历史看，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为文艺而文艺’的倡和者把艺术和人生的关系斩断，专在形式上做功夫，结果总不免流于空虚纤巧。”B30有學者指出：“美的形式决定一件作品是不是艺术品，而涉及理想的内容决定一件艺术品是不是好的艺术品。”B31确如其言，具有“纯粹文学性”的作品肯定是文学作品，却不一定是“好作品”或“大作品”，还需要拓展至“依存文学性”，方能成为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融真善美于一体的优秀之作。 
　　如前所述，在两种文学性之中，文学价值主要体现于“依存文学性”，因为它兼容了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社会、人生、人性等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兼容方式尚处于不明之中，有待澄清。为此，我们首先要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划分，即“文学之外”的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社会、人生、人性，与“文学之内”的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社会、人生、人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为后者属于“审美处理”（主要借助于“纯粹文学性”）过的“依存文学性”。韦勒克特别强调以“纯粹文学性”为中介来处理外在内容的问题，在考察思想怎样进入文学时，他指出：“显然，只要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和资料，就算不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B32斯托洛维奇和童庆炳等人则将这种“审美处理”理解为“审美溶解”。如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特别是实用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和建筑）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之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衷地共存并处而不是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的艺术高度”B33。童庆炳也明确地指出：“认识、道德、政治等因素只有溶解于审美价值中，与审美价值化为一体，才可能成为文学艺术的对象和内容。单纯的认识、道德、政治价值，可以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对象和内容，却不能成为文学艺术的对象和内容。”B34比韦勒克更进一步的是，他们不仅将审美理解为形式美，还在审美中增加了“情感评价”的内涵，突出了“审美处理”过程中作者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审美理解的重要性。总之，以上学者所强调的被“纯粹文学性”处理过的、被“审美”所“溶解”了的、已然进入“文学之内”的认识、道德、政治、哲学等思想内容，也正是我们所提出的“依存文学性”概念的具体意蕴。
五、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理论 
　　简要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的中外文论史，不难发现，“文学性”主要呈现出两大理论形态：一是具有形式主义特点的“纯粹文学性”理论。如前所述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现象学等学派竭力建构的就是这种理论形态，其缺陷在于往往导致文学研究步入孤芳自赏的困境。二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扩散文学性”理论。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广义的“文化批评”全面地兴盛起来，后现代批评家们从纯文学研究的象牙之塔走向利用文学和文化来干预意识形态、介入社会现实的十字街头。为了论证其行为的合法性，他们解构了“纯粹文学性”，鼓吹文学性的扩散和蔓延，认为在哲学、历史、新闻、法律、政论等大量的非文学现象中也存在着文学性，混淆了康德所奠定的最起码的审美判断与认识判断、道德判断之间的区别，甚至无视狄尔泰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做出的划分，其理论旨趣就是要消解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性，摒弃文学的自主性和艺术的独立性。新历史主义的如下观点便极具代表性：“文学不能占据独立于某个时期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之外的‘跨历史’的审美领域，也不从属于永恒的艺术价值标准。相反，文学文本仅仅是多种文本——宗教、哲学、法律、科学等中的一种，所有这些文本都是由某一时间和地点的特定条件所形成和建构的，文学文本在这些文本之中既没有独特的地位，也不享有什么特权。”B35据此，后现代批评大量地将研究非文学的方法用于研读文学，一味地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其人文性、情感性、想象性、形式美等审美特质则被抛弃了，也难怪布鲁姆将其斥之为“憎恨学派”。 
　　由上可知，以“纯粹文学性”为鹄的的纯文学研究固然失之狭隘，以“扩散文学性”为基点的泛文化批评却又泛滥无归。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构一种既能够聚焦于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又能够彰显其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理论呢？ 
　　事实上，中国部分学者在文学性理论创新方面已经做出自己的思考。如童庆炳曾将文学的性质按照重要性的大小，排列出三个层级（共50个元素）。第一层级为生命性、承继性、文化性、意识形态性和艺术性；第二层级为表现性、再现性、情感性、社会性、价值性、道德性、娱乐性和符号性；第三层级包括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认识性、假定性、个性、诚挚性、想象性、意向性、体验性、宣泄性、补偿性、疏导性、感染性、人性、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党性等要素。B36也有学者指出：“文学性构成要素很多，从文学作品构成角度而言，有内容与形式的各种要素，诸如题材、主题、语言、结构、方法、体裁等；从文学作品的意义角度而言，有文学意蕴、文学内涵、文学思想、文学精神，等等；从文学接受角度而言，有文学感受、文学感悟、文学体验、文学冲动、文学共鸣、文学移情，等等。”B37还有学者据此认为，“文学性是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思想和艺术的统一，理念与形象的统一，创作与接受的统一”B38，进而指出“文学性”是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艺术性、内蕴性的有机统一体。显然，这种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相统一的文学性理论构想，与我们将“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做法有一致之处。 
　　现有的注重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相统一的文学性理论固然可以部分地克服要么强调形式，要么凸显内容的片面化“文学性”理论的偏颇，但是，在其根基处还没有建构起合理的文学观念，还没有解决“文学是什么”这一文艺本体论问题。笔者认为，要做到聚焦于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凸显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性，首先需要重建文学观念，解决“文学是什么”这一文艺本体论问题。 
　　回到康德美学，我们发现，他的基本观念就是“美学（包括文学）是人学”。康德在论及“纯粹美”时明确地指出：“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像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聯系。……我们把这种判断理解为其规定根据只能是主观的。”B39显然，在他看来，美从根本上是与人的审美情感、审美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更何况他以实现“人是目的”这一“合目的性”作为美的先天原则，让审美来沟通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承担将自然人改造、提升为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人的重任。也正因为康德对美学和文学艺术是人学的这一本体论设定，我们对“纯粹美”与“依存美”、“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的理解都应该在总体上贯穿这一理念。 
　　因此，我们建构的“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辩证统一的新型“文学性”应当包含这样由低到高的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纯粹文学性”，包括文学的修辞性、无功利性、情感性、形象性；第二层级是“依存文学性”，即为“纯粹文学性”所涵摄和“溶解”的意识形态内容，包括诗性政治、诗性社会、诗性历史、诗性法律、诗性道德、诗性哲学、诗性宗教等；第三层级为诗意化世界所映射出的人心、人性等终极的“人学本体论”层面。这样来理解“文学性”，既可以坚守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立性，又可以兼容文学对社会现实、意识形态、人心人性的应有关怀；既能够包含后现代建构主义文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又能够克服其背离文学性的缺陷，从而开辟出一条能够整合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审美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研究新路径。 
　　注释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②③[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④余虹、杨恒达、杨慧林：《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⑤[英]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⑥B32[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138页。
⑦John J. Joughin and Simon Malpas（eds.）， The New Aesthetic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16. 
　　⑧俞吾金：《哲學：刨根究底的思索》，《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⑨[爱沙尼亚]扎挪·明茨、伊·切尔诺夫：《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⑩张政文、施锐、杜萌若：《康德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B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361页。 
　　B12[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34页。 
　　B13B14B15B27B39[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5、155、69、150、37页。 
　　B16B17B18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7、203、81页。 
　　B19B20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5、70页。 
　　B21[法]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页。 
　　B22张德兴：《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B2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B24蔡毅：《不朽的魂灵：文学永恒性探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B25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年，第234页。 
　　B26陈文忠：《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B28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78页。 
　　B29唐弢：《晦庵序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0页。 
　　B30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B31劳承万等：《康德美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B33[爱沙尼亚]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68页。 
　　B34童庆炳：《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B35[美]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9页。 
　　B36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B37张利群：《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论》，线装书局，2011年，第116页。 
　　B38王卫平、王平、徐立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评估体系的重建与文学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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