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洪江地处沅水上游湘黔桂界邻区，是历史上国家控制西南边陲“古苗疆走廊”东端的一个站点。明清时期，国家加强对西南苗疆的经营，在辰沅地区部署军事控制体系的同时也加大对苗疆腹地的经济开发。沅水流经沅州与辰州之间是一个先向南，接着转东，再折向北的“U”形大回环，其中在洪江境内又蜿蜒成一个“S”形小回转。这一地形导致水路漫长，洪江因此在军事和政治控制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也成为一个天然的物资交汇良港。清代以来，辰沅地区商业市场持续繁荣并向上游拓展，洪江商镇异军突起，成为国家向苗疆经济渗透的“桥头堡”。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南苗疆；商业城镇；洪江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115-05 
　　洪江①地处沅水上游湘黔桂交界处，即习惯上指称的“武陵山区”，古为族群构成复杂的“五溪蛮”居住区，是元明以来国家为控制西南边陲而开辟并经营的“古苗疆走廊”②东端的一个站点。明清时期，国家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力度，辰沅地区因接通中原与西南苗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依托独特的山水地形构造和复杂的人群构成，参与演绎了一场中央王朝依托“国家走廊”对西南苗疆进行的自上而下“国家化”整合的历史大剧。③在“将山、水、人的因素综合考虑，从通道、走廊的概念入手，选取具体而微的特定研究地域，‘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有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把握’，应该成为我们深刻认识武陵山区社会文化过程并进行区域研究对话和理论反思的基本门径”④的研究旨趣之下，本文以洪江为切入点，梳理明清时期其由通滇驿道上的备选驿站逐步成长为西南苗疆边地商业重镇的历史过程，将之置入国家苗疆治理体系之中，讨论明清两代国家治理方略变化所带来的地域社会在区域历史中的角色转变。 
　　一、国家苗疆控制体系构建与洪江区域角色的获得 
　　洪江古名雄溪，最早见诸史书者为《后汉书》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威武将军刘尚击五溪蛮，军没，62岁高龄的马援复请征。该记载之后有“五溪”之注释：“郦元注《水经》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皆槃瓠之子孙也。”⑤“洪江”之名最早见于《宋史》，宋元佑五年（1090）置洪江铺，隶属沅州黔阳县；⑥明清洪江隶靖州会同县⑦。 
　　明清时期，洪江周边行政区划频繁变更：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设靖州天柱县；清顺治八年（1651）裁靖州卫，以其田分隶有司；雍正四年（1726）拨五开、铜鼓二卫地隶属贵州省黎平府，分别为开泰县和锦屏县；雍正十年天柱县改隶镇远府；乾隆三年（1738），原属宝庆府的城步县划拨靖州，乾隆六年又划回宝庆府。⑧这些变化，是国家基于地方实际治理工作中所进行的规划调整，与该区域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昔洪江乃至靖州全境皆为“蛮夷所居”，尽管宋代便进入王朝版图，但仍叛乱迭起，颇受滋扰。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苗疆的控制，中原政治文明与苗疆文化发生冲突，导致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苗民叛乱此起彼伏。明代正史中，洪江多以“叛苗”面貌出现：天顺七年（1463）戊寅，明英宗命湖广、贵州会师讨洪江叛苗；⑨正统四年（1439），“贵州计沙贼苗金虫、苗总牌纠洪江生苗作乱，伪立统千侯、统万侯号”⑩；成化二年（1466）“妖贼石全州潜入绞洞，煽动古州苗，洪江、甘篆诸苗咸应之”“无何，邛水十四砦苗纠洪江生苗为逆”B11。清代亦是兵燹不断，清初洪江成为清王朝与明军的战场，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反清，陷沅州，黔阳、会同等地皆遭兵燹。另有《会同县志》对清代苗疆地区苗乱波及本县的梳理：“雍正十三年二月，古州苗石金元、戴老四等焚陷城寨，直抵柱之瓦寨村，去会甚近。”“乾隆六十年，辰苗石三保、石柳邓等蠢动。”“咸丰以来，发逆猖狂，苗匪亦乘之蹂躏太平、远口等里，焚掠无余。”B12随着清王朝对苗疆治理的一些有效措施，清中期以后辰沅地区社会基本穩定，到了光绪年间，贵州亦出现了“黔氛粗定”状态。但即便是如此，地方主政官员依然有忧患意识，会同县令孙炳煜有语：“今黔氛虽云粗定，而伏莽仍未净除，腹地仍难安枕，筹边之策不能不讲。”B13 
　　此语亦道出洪江在控制贵州的军事体系中战略位置不及会同。靖州之设，旨在“编户隶邑，捍以武卫，襟带吴粤，控制苗猺”B14。顺治十六年（1659），辰沅初定，清王朝即设靖州协，配备副将一员，都司佥书一员、营守备一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其中副将、都司、守备皆驻靖州，千总四员，一驻州城，其三分驻会同、通道、绥宁三县。雍正六年，将把总四员一驻黄泥关、一驻会同县、一驻洪江、一驻通道县城。B15洪江正式进入国家对苗疆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体系，在区域历史的“国家叙事”中拥有了自己的角色。 
　　二、洪江驿：军事防御和政治控制体系内的边缘站点 
　　云南自元代始便是中央王朝扼守西南边陲的重地，为控制云南而开设的通滇驿道成为保障国家对西南控制的重要载体。两条驿道中的湖广入滇“东路”，周围为“生苗”盘踞区，因而有学者研究指出，贵州设省是为了保障通滇驿道的安全，B16明清两代湖南西部苗疆边墙的修建亦是出于此目的B17。张应强教授研究指出，清人憺漪子在《天下路程图引》一书中所称的“湖广由辰州府至贵州水路”，中间由辰溪县经山塘驿、大龙门、怀化驿及盈口一段百余里实为旱路。B18诚然，杨正泰所绘之明代通滇驿道中，辰州与沅州二站之间没有经过洪江等数驿，B19笔者翻阅数本士大夫使滇日记，亦无经过洪江驿的记录。B20对于个中原因，清人许缵曾分析道：“由常德至镇远者于西门觅舟，大者曰辰船，容二十余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舟秋船，容三四人，可泝溪直达潕水。逆流牵挽，层累而上，记程仅一千二百里，然滩多石险，一月方达。且辰沅一路不设驿递，故承传之使从陆路者多焉。”B21但此段水路并非完全无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所撰《广志绎》有载：“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赢之负也。镇远则从舟下沅江，其至武陵又二十站，中间沅州以上、辰州以下与陆路相出入，惟自沅至辰陆止二站，水乃经□盈口、竹站、黔阳、洪江、安江、同湾、江口共七站，故士大夫舟行者多自辰溪起，若商贾货重又不能舍舟，而溪滩乱石险阻常畏触坏。起镇远至武陵，下水半月，上水非一月不至。”B22可见，通滇驿道在辰沅之间是一条水陆可选的特别路段。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沅水奔流至此突然向南，继而向东，到洪江又折向北流至辰溪，形成一个“U”形大回环，在洪江段更被延绵的山地萦回一个“S”形小回转，水路因此拖沓漫长。清代文献显示，由辰溪逆沅水而上，舟行至沅州约需十日，且一路险滩乱石，惊险异常，B23陆路则只需四到六天B24。为了节约时间及安全起见，轻装的士大夫往往选择陆路，而押运重货的商贾则选择水路。另外，明清时期贵州苗民叛乱纷起，这条驿道也是镇压苗乱的重要军用通道。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南征日记》详细记录了雍正十三年二月贵州苗民起义，地方当局镇压未果，朝廷调派湖广等地军队进入贵州平叛的过程和善后事宜。该书作者从湖南西北部的“九溪”出发，沿驿道一路进发，沿线接受地方官接待和提供军需。五月初三日至辰州，人夫走陆路，而军需物资从水路经江口、铜湾，于初九日抵洪江，再由陆路前进至靖州尾窑坪扎营。书中记录五月初九日，会同县令袁守定致书云：“本月初三日已刻，据若水弓役赴县回称，镇台统兵赴靖将抵洪江，道由敝治前进。但前奉各宪文书，楚省大兵悉由沅州直走镇远。又，往例凡赴靖州、黎平等处，俱船至黔阳大路，由敝县铺递大路，所以预备军需均在黔阳一路伺候。今兹未识镇台驾由洪江走若水前往州城，或仍从黔阳大路由敝县走州城？兹特耑差迎接并请钧示。除一面督齐人夫赴洪伺候，恕稍稽迟，希为原谅，并祈将需用、人夫、草料若干，掷示为感。”B25可见，明清时期中原人士溯沅水进入贵州真正使用洪江驿的时候较少，平苗部队多由陆路至沅州，直走镇远，而赴靖州、黎平等处的军需摊派，则是在黔阳县交予军方。此段水域尽管迂回，却是唯一的水运通道，从贵州返回中原的人们为避免策马劳顿，往往选择舟行，顺流而下经过洪江驿。例如明洪武年间征古州蛮回途的管时敏便有发靖州过洪江之诗作：“晨发渠阳郡，归心一惘然。”“洪江明日到，沽酒上官船。”“行行过若水，古驿在江皋。自是登舟险，终无策马劳。山云含宿雨，滩石漏奔涛。”B26另有清康熙二十六年清人徐炯所记其由湘入贵使滇，途经辰沅之间时直走旱路未经过洪江，回程则由沅州顺水而下舟行五日到达辰溪，过洪江时见到“烟火万家，称为巨镇”B27之景象。
综上，洪江驿乃是通滇驿道上的一个备选项。驿站服务中，洪江与相距甚近的黔阳多有纠结，康熙年间黔阳县令张扶翼便曾抱怨黔阳驿站夫马不堪重负，呈请邻近的洪江驿分担。B28从上文所引雍正年间会同县令的书信可知，张扶翼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洪江驿依然只是偶尔被使用。从中央王朝治理西南的政治和军事角度，学者们往往注重王朝如何透过湖广进入贵州和云南，关注逆沅水而上而较少留意“下水”。这样的取向之下，洪江驿显然是通滇走廊上的边缘站点。 
　　三、洪江商镇：国家向西南苗疆商业渗透的“桥头堡” 
　　雍正十一年《黔阳县志》记载，紧邻天柱县的托口市，明代便有木商“聚于此以与苗市”，南明兵燹之后，市移天柱远口司，而“托市之名尚仍其旧”，彼时黔阳县境内还有安江市。另有一段关于清初商业客民由洪江迁入黔阳境内崖山脚B29，逐渐形成富顺新市的记载：“富顺新市在供洪乡三图大洑泻下，旧名崖山脚，今易兹名，山盘水洑、平阿旷远。康熙六年正月，□洪江客民始谋迁市于此，具呈到县内云：‘不假招徕，愿受一厘，以为赤子。’知县张扶翼以‘舍旧图新非人之情’谕令复业商民曰：‘我公仁也，父母在，是子将为往锄荆构茅，不避风雨。’众日以庶，各省之民又相区画，择地美以听畀予。知县张扶翼乃往劳之，给示安揷。与之约曰：‘听尔贸迁，官不与知。’众心益劝。然兵燹之后，道路荆榛久矣，知县张扶翼南抚山猺以通宝武，北栈崖谷以达城关，中计道里，作憩亭、邸店以息行旅。旬日之内，木扳而道通矣。”B30以上材料表明，沅水上游的木材交易市场在明代已经形成，清初则有明显向上游和周边扩展的趋向。“迁市”之说可知，洪江在康熙六年以前已有商业活动，到康熙二十六年徐炯经过时，商镇已具相当规模。然而笔者翻阅康熙二十三年成书之《靖州志》，未发现市镇相关记载。似乎由托口迁往天柱的木材交易市场，以及洪江的商贸活动没有引起靖州官方的重视，黔阳县令张扶翼则对商业态度清明，给予商人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县境内商业市镇的发展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B31 
　　洪江周边水网密集，“集渠河、潭溪、朗江、沅江、芷水、□水共入于此”B32，巫水穿境而過汇入沅水。“巫水即洪江，古称运水，一曰竹舟江，一曰雄溪，又作熊溪”B33，与沅水在地方文献中被称为“小河”“大河”，二水交汇之处形成码头密集、商业极为繁华的犁头咀，历有“汉口千猪百羊万担米，比不上洪江犁头咀”之谣。沅水水路辰沅之间“U”形大回环，令洪江水驿因此在通滇驿道上趋于边缘，其间的“S”形小回转却也使得江河水流骤缓、水面开阔，形成物资中转的天然良港。B34这一区域形成崖山脚、萝卜湾、天柱峰、滩头、回龙寺等多处扎排和停泊货船点，来自清水江、渠水、巫水等河流沿线的“挂子”木排顺流而下得以在此打散重扎成大型的“洪排”，B35来自潕水流域的各类土产亦在此中转，运往常德。 
　　康熙年间商业会馆开始大量出现于洪江。笔者从地方上保存的各类材料B36中整理出清代各类宫馆33个，其中明确标识为商业会馆者22个，除6个未记载始建年代外，黄州会馆、江西会馆和徽州馆建于康熙年间，宝庆会馆建于雍正年间，南昌府公所、苏州馆、湖州府馆和辰沅馆建于乾隆年间，靖州公所、青阳县公所、贵州会馆建于嘉庆年间，湘阴公屋、十馆公所建于咸丰年间，长郡公所建于同治年间，泾县义园、衡州会馆、永州会馆建于道光年间。另外，地方志中宫馆合列，部分有注明为商业会馆。但笔者认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会馆与宫庙时常合为一处，未加说明未必不是商业会馆，诸如福主宫、万寿宫、合五府、北辰宫等，均可划入商业会馆之列。 
　　明清时期活跃于沅水流域的徽州、江西、辰沅和江南等地商帮是实力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商业集团，他们的进驻，表明清前期洪江商业已经相当繁荣。此后会馆数量持续增多，并形成了同业公会、洪江十馆等行业和会馆联盟组织，商人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的诸多方面，B37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商业社会逐渐成型。 
　　商业社会形成的同时，洪江在官方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角色亦发生变化。清康熙二十六年，原设于若水的巡检司以“系属通衢”故移驻洪江，但依然以“会同县若水司巡检”为公干印章。直到乾隆十六年，巡抚杨题请将“会同县若水司巡检印”文改“洪江巡检司印”字样，并于乾隆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改铸，颁给衙署。B38明清时期，巡检司乃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一般设于关津之处，扼要道，察奸伪，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地方社会治理功能。明代原设巡检司于距州城更近、军事战略地位更险要的若水，清初移驻洪江，表明此地对于官方而言重要性已超过前者。从临时移驻到正式颁印，历三朝共71年，呈现了洪江在官方视野中之于区域社会的重要性，历经一个逐步上升乃至最终确立的过程。另外，洪江汛的设置同样呈现了这一过程：雍正六年设置洪江汛，分驻把总1名、防兵51名，但未设立汛署，一直驻大河边的大佛寺，直至咸丰年间乃迁往堡子坳，建立了正式衙署。B39咸丰五年，洪江厘金局成立，下设4分卡（宣统年间增至5分卡），配备总办委员1人、襄办委绅1人、帮办绅士10人，各分卡帮办绅士各1人，抽收百货、土药落地厘，及川黔等地的茶油、白蜡等货厘金。B40同治十二年（1873），托口总局还在洪江滩头设置分卡，抽收竹木厘税。B41 
　　在“为课厘之法冀以赡军”B42的理念之下，洪江商人所缴纳的巨额厘税，为朝廷对苗疆的军事弹压提供了重要保障。B43行政、军事及经济正式管理机构的移驻或建立，以及商业会馆大量涌现、商人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影响日益扩大，使得洪江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经济领域的地位都得到巨大提升。到了商业极盛的清末，时人甚至产生县治何以不设在洪江的疑问，以致光绪二年（1876）会同县令孙炳煜在县志中特意对此加以“县城建自宋时，不在洪江而在此地者，以此地逼近天柱，为控制黔界，保障立法，未始不善”的解释。 
　　四、结论 
　　明清时期，国家加强对西南苗疆的治理，中原文化与苗疆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苗民叛乱此起彼伏。地处中原与苗疆交界处的辰沅地区，成为朝廷控制苗疆的桥头堡。洪江因周边有沅水多条支流汇入、“系属通衢”而进入王朝的苗疆控制体系，取得区域社会历史“国家叙事”中的一个角色。然而，沅江水路至辰沅之间蜿蜒成的“U”形大回环，使得没有重货随行进入贵州及云南的士大夫和入黔平定苗叛的军队，往往选择绕过洪江水驿由陆路直行。因此，在以通滇驿道为主线的中央王朝之于苗疆的政治控制和军事防御体系内，洪江处于边缘状态。明代以来，随着贵州潕水和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开发，沅水上游地区商业市场逐步形成并向苗疆腹地各支流扩展。清初开始，洪江商业会馆大量涌现，地方商业社会形成。与商业发展相伴随的，巡检司移驻、军事汛地和厘金局相继设立，洪江在官方行政管理结构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商业盛极的清末，甚至大有超越县治会同的架势。洪江商镇的长成，及其在地方治理体系设计中角色地位的转变，是明清时期国家西南苗疆经营的成果，也反映了由明至清沅水水路商业功能逐步超越军事功能的历史过程。
注释 
　　①本文所指称之“洪江”，是今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非洪江市。今天的洪江市实为历史上的黔阳县，20世纪90年代行政区划调整而改称洪江市，当地人依然沿袭旧时地名。 
　　②所谓“古苗疆走廊”，即“元明时期以后新开辟的、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湖广之间交往的一条驿道及其周边呈带状相连的地域”。参见杨志强：《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③杨志强：《“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④B18张应强：《通道与走廊：“湖南苗疆”的开发与人群互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⑤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843页。 
　　⑥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2197页。 
　　⑦1994年编《洪江市志》载宋崇宁二年（1103），洪江改属靖州三江县（后更名为会同县）直至清末。但笔者查阅《宋史》，并无这一记载。而在《洪江育婴小识》卷一《识十馆》中有这样一段话：“考宋元祐三年置洪江砦，是为市镇见史传之始，或曰宋置砦在今若水，不知《西南溪峒传》（笔者注：应为《西南溪峒诸蛮传》）中别有若水镇，则砦为今地确然无疑。”《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有载，宋崇宁二年置若水寨，属会同县。笔者以为，或许有编撰者误读文献，将附近的若水与洪江混淆。各类文献中有关洪江何时由黔阳改属会同的说法不一或语焉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至明清时期洪江确实隶属会同而非黔阳。 
　　⑧（光绪）《靖州直隶州志》卷一《地理》，光绪五年刻本，第14页。 
　　⑨⑩B11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4485、4494、159页。 
　　B12B13孙炳煜纂修，《会同县志》卷七《兵防志》，光绪二年刊本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 
　　B14《靖州志》《序》，康熙三十二年刻本，第3頁。 
　　B15旦湘良纂，《苗防屯政考》卷十《营汛考》，光绪九年，第6—7页。 
　　B16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 
　　B17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B19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B20笔者曾翻阅过清代文人徐炯《使滇日记》、李澄中《滇行日记》、徐缵曾《滇行纪程》、晏端书《使滇纪程》、林则徐《滇轺纪程》等书，途经辰沅时皆旱路直行。 
　　B21徐缵曾：《滇行纪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8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37页。 
　　B22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第135页。 
　　B23清人刘书年在《刘贵阳遗稿·黔行日记》中记录其咸丰三年九月十八日至廿七日发辰溪至沅州，一共走了十天，一路险滩不断，惊险异常。廿三日泊洪江，舟人忙更制篙缆，添雇牵夫二人，并换掉了衰老者一人（见《黔南丛书》别集二）。雍正十三年五月，《南征日记》作者从辰溪舟行至洪江便走了七天。笔者访谈老排工得知，过去排工放排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木排碰到浅滩而搁浅或散排，洪江至常德浅滩乱石极多，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工指挥，其他排工划槽掌握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贮木场还在清浪滩等险滩处设有木材照料站，安排护工专门护送木排过滩。 
　　B24笔者所翻阅的数本文人笔记（上文已注）中，途经此段旱路行程在四到六天之间，且多有会友和悠然赏景的记录，并非行程匆匆。 
　　B25疑为李椅之子撰：《南征日记》，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15—16页。 
　　B26管时敏：《蚓窍集》，卷三《从征古州蛮回途纪驿二十三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页。 
　　B27徐炯撰：《使滇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B28B30张扶翼原本，王光电增辑：《黔阳县志》，雍正十一年增刻康熙本，第5、10—11页。 
　　B29明清文献中，洪江、黔阳等地名中的“崖”字实为“岩”，当地方言发音接近“捱”。 
　　B31张扶翼在任期间励精图治、政绩卓绝，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同治十三年陈鸿作修纂之《黔阳县志·卷第三十》在评价嘉庆年间县令龙光甸时有“手录宰黔阳事，宜存交后来。其深谋远虑如此，离任之日，虽孤贫乞丐，亦号泣挽留，为清代自康熙初黔阳县令张扶翼后一人而已”之语。 
　　B32孙炳煜纂修，《会同县志》卷一《方舆志》，光绪二年刊本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87页。 
　　B33《湖南通志》卷十《地理志十·水道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30页。 
　　B34今天的洪江人将此“S”形回转称为“天然的太极图”，认为其孕育了洪江商业文明，是“福地”的象征。 
　　B352016年7月至8月，笔者在洪江多次访谈老排工暨沅江号子传承人米爱国先生。其称因上游河道较窄，往往将木排扎成5—6米宽，数个木排挂成长串放下来，称为“挂子排”。挂子排在洪江萝卜湾打散，扎成宽约12米的“高级排”，由洪江排工放往常德。 
　　B36《洪江育婴小识》卷之四《识宛委》，光绪十三年刻本，第11页。 
　　B37笔者在洪江所发现的各类碑刻、族谱，以及《洪江育婴小识》等涉及宗教、建筑、慈善等地方文献资料中，商人捐资是维持这些社会公益机构正常运转最重要的经费来源。 
　　B38B39孙炳煜纂修，《会同县志》卷二《建置志》，光绪二年刊本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102—103、105—106页。 
　　B40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9—320页。 
　　B41B42旦湘良撰：《托口设局试抽竹木厘税禀》，光绪十五年，第16—17、1页。 
　　B43据《湖南厘务汇纂》收录《王抚宪议覆湘省难设西征局书》（同治十三年九月）一文中，湖南厘税支出中有“援黔”一项。见旦湘良撰：《湖南厘务汇纂》，光绪十五年，第21页。 
上一篇：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下一篇：洛阳学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