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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院的文化韧性—以皖江书院为例


2018-05-17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祖红

摘 要:书院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的场所。作为文化现象,它或兴或衰,或显或隐,但始终不断,表现出很强文化韧性。书院在千年文化传播、传递、创新和发展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对后世区域文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皖江;书院;文化韧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77-03 
  文化韧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指其在发展中,随着岁月流逝,接受、弘扬和发展它的人不断涌现,内容不断更新,文化薪火接续前行。在我国封建社会,书院自唐代诞生以来,就受到一代又一代文化人、名师大儒和广大读书向学人士的垂青和追捧,并同官学和私学一起发展成为文化教育、传播和发展的主要阵地,且有很强的文化韧性。安徽是书院出现较早也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有关资料显示,宋朝时安徽书院在全国书院所占的位次是第四,仅次于江西、浙江和湖南三省;元朝时跃居第二位,多于浙江和湖南。这些书院培养了许多儒商,造就了不少文化世家,保存了浩瀚的古代文献,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皖江文化。 
  一、书院文化韧性的主要表现 
  (一)在顺应中选择、传播传统文化 
  汉代将儒学定为一尊,视为正统和主流学说。因此,传播儒学成为官方教育机构的主要责任。由于封建士大夫的参与,书院诞生伊始就保持了和官方学术要求完全一致的学术追求。例如,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他所制定的《九月规约》就明确提出“孝悌忠信”是书院办学的宗旨,违规者将规之、责之、勉之,直至除其籍。白鹿洞书院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教育的最高教学要求。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定为学之序;把言中信,行笃敬,惩忿室欲,改过迁善作为修身之本;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待人接物的根本原则。朱熹认为:“观古昔圣賢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1]书院的文化传播往往会根据每个时代的特点,倡导那个时代需要的文化。唐代官学繁荣,书院成了读书人修身养性的地方。宋代理学兴起,佛道势弱,书院成了传播理学、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而且,书院的文化选择在千年发展中大多能与当时政治选择和社会文化教育选择保持高度一致,这也是书院文化韧性的最重要表现。 
  (二)在社会变化中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 
  书院的文化传播和发展功能与社会变化和需要密切联系。南宋时期,宋室南渡,文化重心南移,书院随之向南发展。诚如程颐所说:“吾道南矣。”[2]鉴于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复国,读书人虽然泛观博览,但多为空疏无用之学,不少知识分子主张传播经世致用之学,这一思想影响到当时书院的办学,不少书院在传播程朱理学同时,开始注重传播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古代书院在生员数量上有一定的限制,招生有较严的制度,但在教学面向整个社会开放,办学方式也较为民主。例如,北宋大臣龙图阁大学士、显谟阁大学士徐勣,在辞归故里后在其住处创办了黉塘学院。该书院对生徒的入学和学习的规定是:(1)书院招收学生身份不限;(2)也不限归属,多来自附近,是自由身;(3)学生数也无定额,人数取决于经费;(4)书院学生可半工半读;(5)学生可不参加科举,专事著书立说。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间,二江总督李世杰在芜湖市蔡庙巷内创办中江书院,也采用开放办学形式。据《芜湖县志》记载:“五府一州,二十八县,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江书院成为安徽皖南一带文才学人研学读书的场所。此外,古代书院还利用学术研修活动和公共讲学活动,服务社会,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因此,古代书院对中国社会教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其兴起之后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和社会教化机构。 
  (三)在自身发展中丰富传播载体 
  众所周知,文化传播需要载体。书院在文化传播和自身发展中,十分注重载体的多样化。藏书、刻书、校书,读书、研讨、交流,甚至院址,都发挥着传播文化功能,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首先,书院建筑基址选择往往富含文化追求。书院是求学问道之地,也是一些士大夫追求学问、修炼身心之地,加之受中国古代风水思想影响,书院一般都选择山灵水秀、宁静恬淡之地。建筑物多背北向南。办学者认为,这些地方能使学子和士人逃避世俗烦扰,安心向学,潜心研习,同时也符合儒家“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和“寄情山水、比德教化”的审美情怀,体现文人独善其身的理想主义心绪。皖江地区九华山素有“佛国仙城”和“莲华佛国”之称。那里环境清幽,风景秀丽,适合高僧雅士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历代文人纷纷上山创书院书斋,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明正德十一年(1516),王守仁来九华山游览,见九华山水秀丽,风景迷人,适合修身养性,决定在山上创建书院定期上山讲学。明理部尚书邹守益在《青阳书院记》中云:“(先生)欲建书院于华城寺之西,以资诸生藏修而为果也。”[3]池州的齐山书院在府城南5里齐山寿字岩下,六秀峰迎其前,三台峰隐其后。其次,古代书院通过制定学规、祭祀、藏书、奖惩等规章制度把研修儒学、自身文化追求和办学实际融为一体,把学生读书、治学和做人一起考量,借此规范书院的教育和教学。第三,在组织管理上,除了山长、洞主外,还设有管理具体事务人员,如司训(训导)、司事(事务)、司匣(财务)以及管账、门役、厨役等。办学经费主要源自创办者和社会人士捐置的田产。书院招收生徒与州县官学稍有不同,一般贡、监生及未考取秀才、年龄较大、已读完“四书”、五经的童生,还有已考取的秀才,准备参加乡试的,经过书院考试合格,都可到书院学习。学习方式上以自学为主,注重课试,并分等给赏。升降都是用考试遴选。考试还有官课、斋课和大课、小课之分。官课由地方官出题考试,评定等次,发给膏火,并由该阅卷官吏捐廉给奖。斋课是由山长出题考试,评定等第,亦有膏火,但无奖赏。大课、小课是以考试内容来划分。大课专做八股文,小课考诗赋、古文经解、策论。开课、闭课即开学、放假。每年开课多在二月初二(农历),闭课多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农历)。中间休息40天,为寒假,没有暑假。此外,书院的讲学活动,一种是上述日常固定的讲课制度,还有讲会、文会和塾讲等讲学活动。第四,在办学影响上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名师大儒、向学官吏、地方绅士和宗族等都是办学和讲习的重要力量。明朝中期,讲学之风盛行,大理学家、教育学家王阳明和湛若水在九华山创建书院,亲临讲学,四方举子负岌上山从学,盛极一时。安庆地区的敬敷书院有250余年的办学历史,担任过该书院的山长或主讲大多是名师鸿儒。
(四)在继承中引领文化发展方向 
  每个时代文化发展都承继从前并走向未来,书院也是如此。书院因为文化而发展,文化因书院得以播扬。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是最好例证。该书院借助教学、学术交流、规章制度和建筑设施,对传统文化进行合乎社会需求的选择、创新与传播,充分展示了古代书院的独特文化魅力和不可替代性。同时,书院自由的学术之风、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院文化的快速发展,并为后世办学治学者提供了典范。 
  二、書院文化韧性的原因及其当代思考 
  书院的连绵不绝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皖江地区来说,首先是经济。经济是古代书院延续和发展的根基,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教育是很难得到很大发展的。明朝中叶以后,安徽徽州为“商贾之乡”,“富甲天下”,徽商经济对皖江一带文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为皖江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其次是宗族支持。古代宗族是重要的社会力量,有族田族产作为该族兴学办教资本,他们试图借助经济的优势,通过兴学办教来确立宗族在社会上和学术上的地位。第三,书院发展与主流学术发展有着一定关联。书院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学术活动息息相关。明嘉靖之后,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的徽州,也就成了心学流行的地区。而信奉理学的徽州官商不断在江南一带创办书院,各地的心学大师们也纷纷进入该区域集会讲习,这不仅扩展理学在皖江地区的传播,也促进了皖江书院的发展。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其文化韧性留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首先,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书院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并强调学生自主研究。这种以学生为主、自由讨论、大师引领的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习惯,有助于创新思想和能力的形成。为了使研究心得能保留和传播,有时师生共同刊刻书、校书,为保留丰富祖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书院教育不囿于门户,包容各家,各家各派都可以通过书院交流和传播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大量名师大儒的办学、教学、研究和交流,极大地提升了书院学术研究的文化内涵,他们经行之地的书院往往会发展成所在区域文化学术研究中心,而讲会制度等则为学术传播和交流搭建了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不仅能积累知识,整合队伍,更能纠偏拾遗,对促进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书院师生自由往来,各家各派碰撞融合,对发展儒学,培育学风意义深远。正是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才使得书院成为一块文化磁石,深深吸引着社会的文化目光,引领着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第四,办学主体多元化,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文化的建设。书院走的是亦官亦私、非官非私的发展之路,多方面办学,多形式办学,解决了办学主体和经费问题,是经济条件相对薄弱情况下发展文化教育的可行之路。最后,书院有自己独特的理念,把“理义养心、成已成人”作为根本目的,这同官学追求取功名利禄、读书做官求利的工具教育思想有根本区别,也是书院文化韧性思想支点。 
  书院文化是在争鸣中崛起的,书院勃兴之时正是佛、道式微的开始。书院发展成为文化传播与普及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后,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教化局面。自宋以降,书院在绝大多数时期数量多于官学,书院文化渗入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这样说,书院文化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又在文化选择、传播、发展中创新文化。千年的书院发展史表明,书院是在社会需要、民众参与、大师引领下不断繁荣发展的。 
  参考文献: 
  〔1〕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42. 
  〔2〕宋史.杨时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1. 
  〔3〕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J].汉学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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