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辽河流域的史前生产工具石磨盘、石磨棒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的以采集为主的前农业时期，是北方地区谷物加工的主要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的分布范围广泛，在中国北部以及蒙古国境内都有出土。
关键词：西辽河流域；石磨盘；石磨棒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11-03
一、农业生产工具出现的必要条件
农业的起源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标志职之一。而加工野生或人工栽培的谷物的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一直被认为是原始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加工工具。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在农业起源的诸文化中，“首先，这类文化都分布在各地区的山丘和平原的过渡地带，依山傍水，既有利于农业生产，也是渔捞捕猎和采集的良好场所。其次，这类文化都有一套完整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的工具，其中有砍伐树木的石斧，有翻土用的石铲，有收割用的石镰、蚌镰或石刀，有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1]，是农业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据此分析西辽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其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西辽河流域地处从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延伸的过渡带上，北靠大兴安岭南段的山地，燕山山脉坐落在西南，总体地势为西高东低。海拔在500—1500米之间。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山地的西拉沐沦河，蜿蜒东流，与老哈河交汇处海拔只有290米。在西辽河流域，其地貌大体上以大兴安岭南段的山地、西南面的燕山山地、西辽河平原为主，还包括山地、高原、台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其间有河流纵横交错。这样复杂的地貌类型为远古先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物质基础，使他们可以在这样丰富的地理环境中从事采集、渔猎、农业等经济活动，而这种混合型的经济生活也是远古先民对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的自然的、最佳选择。环境考古资料显示，红山文化时期，赤峰地区西拉沐沦河流域中南部以落叶阔叶林景观为主，大兴安岭东南麓的山地丘陵区以森林草原景观为主，中部的科尔沁沙地以疏林草原景观为主，北部的山地丘陵区域以森林草原景观为主。西辽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0—8度，赤峰地区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3度左右，由于雨量充沛，气候湿润，自然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光照充足，雨热同期，这样优越、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为早期先民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
二、石磨盘、石磨棒等研磨工具的使用
农业是在采集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于大约一万年前，也可能是更早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末期以及新石器时代初期。采集来的果实需要加工后再使用，这就催生出了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研磨工具的出现。在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等研磨工具，与这些研磨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细石器，是北方草原地带混合型经济的一大特征。兴隆洼文化见于兴隆洼遗址[3]、兴隆沟遗址[4]、白音长汗遗址[5]、南台子遗址和查海遗址等[6]。出土石器根据制法可分为打制、磨制、琢制、压削四类。总体来看，兴隆洼文化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石磨盘、石磨棒的数量最多：石磨盘403件，石磨棒205件，均为琢制而成。琢制，通常是在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加工，在打制出基本形状的石器上，根据石器的不同使用功能进行琢制[7]。石磨盘、石磨棒为房址内常见工具。石磨盘形体一般较大，为长方形。如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的石磨盘其四边琢制的比较规整，呈圆角，平面看，一端相对较窄，一端相对较宽。因为使用，表面向内凹陷，底面或平或外凸。石磨盤多为40厘米到60厘米长、20到30厘米宽、12到17厘米左右厚，因为使用后磨损严重，实际只有2厘米到6厘米厚[8]，周身多经琢制。石磨棒周身琢制，多系两端小、中间大的舟形[9]。石磨棒的形制上基本为圆柱状，有一个或多个磨面，从横截面来看多为圆形、多边形和半圆形。
赵宝沟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小山遗址[10]、敖汉旗赵宝沟聚落遗址[11]、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12]、林西县水泉遗址[13]等。敖汉小山遗址出土的石磨棒13件、石磨盘5件；赵宝沟聚落遗址出土石磨棒14件、石磨盘9件，材质为火山凝灰岩；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石磨盘2件、石磨棒8件；林西县水泉遗址出土石磨盘9件、磨棒6件。制作石磨盘和磨棒的材质主要以凝灰碎屑岩为主。石磨盘：共计出土25件，形制比较规整，平面呈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多为琢制而成，极少数有打磨痕迹。两面使用为主，个别有四面使用的痕迹。从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来看，石磨盘器形较大，如林西县水泉遗址出土的1件，一端略宽，一端稍窄，底面较平，四个侧面不甚规整，使用面内凹。器长41.4厘米，最宽25厘米，厚7.6-9.6厘米。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1件，加工细致，近圆角长方形，底面较平，四个侧面也修整得比较规整，局部略磨过。使用面下凹，靠近两端尚留有浅密的琢痕。器长42.4厘米，最宽29厘米，最厚7.5厘米，最薄3.5厘米。石磨棒：共计出土41件，以琢制为主。其中白音长汗遗址赵宝沟类型出土8件，林西县水泉遗址出土6件，敖汉赵宝沟遗址出土14件，均为磨制；敖汉小山遗址出土13件，为打琢成器后略经粗磨。从整体上看，出土的石磨棒制作规范，形制独特，绝大多数为舟形，横截面为半圆形，弧背。从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可知，最长1件是白音长汗遗址的赵宝沟类型的，器体呈舟形，横截面近半圆形，弧背，有一个使用面，器长32.8厘米，宽6厘米，厚3厘米。
富河文化遗址相对较少，目前发现的遗址有富河沟门遗址[14]、金龟山遗址和杨家营子遗址[15]。富河文化遗址出土石器的数量较多，以富河沟门遗址为例，出土石器数量达2700余件，可分为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石磨盘和石磨棒为琢制而成。富河文化的资料相对较少，只知道在富河文化遗址内出有石磨盘、石磨棒等研磨工具，具体数字无法统计。磨盘一般长30厘米，因长期使用，中间下凹成马鞍形，有的因为中间部位长期的磨损而断裂。石磨棒一般长20厘米，长柱状和弧形，由于长期使用，一侧磨平，有垂直于长轴的磨痕。石磨盘、石磨棒通常用火山喷出岩如玄武岩、凝灰岩等制造[16]。
红山文化各遗址中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用粗砂岩或细砂岩琢制而成。红山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共计8件，有近似长方形、方形、椭圆形之分。长方形、方形石磨盘在玻璃山、哈喇海沟、白音长汗遗址各出土1件，二道梁遗址出土2件。椭圆形石磨盘在馒头山遗址出土1件，白音长汗遗址出土2件。石磨棒共计20件，有长柱状、扁柱状、弧背状、柱状体之分。长柱状，横截面呈圆形，近似圆形或三角形，多数中间略粗两端略细。牛河梁、小东山、二道梁、馒头山、白音长汗各出土1件，哈民忙哈遗址出土2件。扁柱状石磨棒横截面呈长方形，一段略宽，另一端略窄。二道梁、馒头山、玻璃山、查日斯台遗址各出土1件，撒旗花遗址出土2件。弧背状石磨盘一侧呈外凸弧形，另一侧较直，两端呈尖弧状。二道梁、白音长汗、查日斯台遗址各出土2件。柱状体形石磨棒只有南台子遗址出土1件。所以，石磨棒共出土20件[17]。
从以上各文化遗址的资料可知，石磨盘的形制变化不大，基本上都呈长方形，圆角，磨盘表面使用后凹陷，呈马鞍形。
三、石磨盘、石磨棒的分布范围
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西辽河流域广泛使用的石磨盘、石磨棒，在全国范围内北起黑龙江、南到河南、西始新疆、东到山东均有发现。根据植物考古发现可知，粟这种作物具有耐旱、喜温等特点，非常适合北方地区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因此成为北方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其子实呈卵圆形，石磨盘、磨棒是适宜加工粟粒的。研究表明，石磨盘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范围大体上与粟的种植区域相同，多分布在北纬330-350之间。如磁山遗址、兴隆洼遗址、黑龙江东康等遗址在出土石磨盘的同时还有粟类植物[18]。
石磨盘、石磨棒在东亚、西亚甚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都有分布。如在蒙古国东方省新石器时代文化西乌力吉图遗址中就出有石磨盘、石磨棒[19]，说明蒙古国地区与西辽河流域有相似性，是一种以狩猎、渔业、农业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形态。
四、石磨盘、石磨棒的功用
在《蒙古风俗鉴》卷二中，蒙古族民俗学家罗布桑却丹就详细介绍了将蒙古地区的农作物糜子做成炒米的过程，在制作炒米时就有将炒熟的糜子放到碾子上脱皮去壳的过程。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糜子与磨盘一直是相伴而存的，并留有远古时代谷物加工的痕迹。从石磨盘、石磨棒的材质上看，多以花岗岩、砂岩、粗砂岩为主。西辽河流域的先人们之所以选择砂岩、粗砂岩、花岗岩等作为制作石磨盘、石磨棒的主要材料，是因為这些岩石硬度高，结构也比较粗糙，研磨性能好。另外，砂岩、粗砂岩、花岗岩结构粗糙，颗粒与谷物的接触面积小，载荷集中，有利于谷物皮壳的脱除[20]。石磨盘和石磨棒作为研磨谷物的工具，不但可以研磨远古先民种植的农作物的果实，它也可以用来磨碎野生植物的籽粒，是非常好的加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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