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4年12月，朝阳市公安局在打击盗掘工作中缴获了一面花卉纹铜镜，经鉴定为金代铜镜。在此过程中还归纳总结出与之纹饰相同、相近的一类铜镜，统一命名为“三瑞花镜”。由于“三瑞花镜”的形制纹饰风格不同，遂分两种类型：一种为传统认识中的金镜形制，另一种则主要仿宋镜之制。“三瑞花镜”的纹饰吸纳了辽镜的三分布局，采用了北宋的瑞花纹，又加入了金代工匠“花朵次第开放”创意。
关键词：金代铜镜；三分布局；瑞花纹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07-04
2014年12月，朝阳市公安局在打击盗掘的“11.26”公案中缴获一面花卉纹镜，该镜直径21.7厘米、缘宽1.4厘米、厚0.8厘米，重1168.2克；桥形钮，宝相花钮座；镜缘窄平，镜外区有一周细小连珠纹，连珠纹带内为缠枝花卉纹：三朵盛开的大花呈“品”字形排列，每朵大花旁各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作为辅助，花间枝叶缠绕。细审纹饰，可发现其不同于一般花卉纹的“千花一面”，而是每一朵花均呈现不同特点：其一初放，花形团如绣球，花瓣边缘未曾全展，花中央顶端一扇形纹样，“扇”顶缀小圆珠，似瓣似蕊；其二绽开，花瓣边缘略翻卷，中心的扇状花蕊显露分明；其三盛放，花形向外，花瓣边缘翻卷明显，似莲花，花蕊被展开的花瓣略遮挡。大花附属的陪衬小花苞也各有姿态，一个花瓣包裹得紧，一个花苞略大，还一个似绽开了一瓣。此镜上的几朵花，开放次序错落有致，与自然生长的花儿无异。整个铜镜质地精良，模范细腻，纹饰布局合理，疏密得当，繁而不冗，富丽而不艳俗。
一、涉案铜镜的年代断定
该铜镜表面大部附着结实的埋藏土，金属上有一层薄薄的绿色锈。露出铜质处可见铜色银亮闪黄，结合其窄平镜缘、缠枝花卉及连珠纹饰，可初步断定为宋金时期遗物。因镜体大且沉重，镜钮符合金代同类铜镜的特征，故断为金代更合理。此外，通过检索著录资料发现与此镜纹饰相同者，具體如下：吉林省吉林市郊哨口金墓出土铜镜，直径21.9厘米，镜缘有刻款“汤池县”，《吉林出土铜镜》中名之为“宝花纹镜”[1]；大连市金州区民主广场出土的铜镜，直径21.9厘米，厚0.75厘米，重1.13千克，边缘刻款“盖州建安县官押”，名之为“缠枝牡丹纹镜”[2]；河北省唐县出土的铜镜，直径20.8厘米，缘厚0.7厘米，重1250克，称为“三花枝镜”，上刻“东京巡院”及花押[3]。这几面相似铜镜，均有明确刻款，综合分析刻款的信息，均可断定为金代铜镜。
二、“三瑞花镜”相关问题研究
（一）相似铜镜归纳
研究发现：铜镜纹饰中，不仅有与涉案铜镜纹饰完全相同者，还可归纳出与之不同但本质相似的一类。这类纹饰稍显简约，无钮座，减省了大花朵旁的花苞，边缘用弦纹装饰。如旅顺博物馆所藏“三花镜”，镜形是八菱花形，径14.0-15.1厘米，缘厚0.4厘米，重337克，缘有刻款“贵德州□”[4]。又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瑞花纹菱花镜”，直径15.3厘米，厚0.4厘米，重340克[5]（图1.2）。再如国家博物馆所藏“缠枝牡丹镜”，圆形，直径12.7厘米，重250克，窄卷边，花卉纹外围有三周弦纹，接近弦纹内，刻有“真德州验记官押”七字[6]（图二，3）。其中，辽博所藏铜镜即各著录中所称的“芙蓉花镜”，但其构图花朵并非荷花或木芙蓉，而为合欢花。合欢花在辽宁地区及胶东民间，一直被讹称为“芙蓉”。这类缠枝花卉纹叫作瑞花纹，它提炼了合欢花与牡丹叶所构成，寄托了宋人祈盼吉祥富贵和合美满的愿望[7]（为了方便讨论，下文将上述所有铜镜归为一类，统称为“三瑞花镜”；纹饰区分为两型：体量厚重、纹饰繁缛者为A型，简约流畅者为B型）。而所有“三瑞花镜”的纹饰都具有如下突出特点：第一，布局为三分“品”字形；第二，主题是结合了合欢花与牡丹叶的瑞花纹；第三，三朵花各不相同，呈现次第开放的景象。
（二）两型铜镜的特点剖析及年代推测
A型三瑞花镜基本可确定为金镜，因铜镜检验刻款从大定八年（1168年）起到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8]，故几面铜镜的铸造时间不晚于泰和四年（1204年），涉案铜镜未经除锈清理，不排除其也有验刻款。B型三瑞花镜除辽博所藏定为宋代，其余均定为金代。仅辽博所藏者发表了图片，且在展厅展出。观察辽博所藏镜，说其为宋镜确有一定道理：银灰中微泛黄，铜质细腻精良，镜型呈菱花花瓣转折自然，纹饰主题是宋代所创缠枝花，风格清雅秀丽。而另外两面铜镜亦尺寸较小，镜体薄，重量轻，刻款应为宋镜入金后加刻官府验记（尤见国博藏镜，刻款七字分成三部分穿插于纹饰之间）。《宋代铜镜分期初探》中介绍，菱花形镜北宋晚期出现较多，“纹饰多花团锦簇，富贵多样。……花卉装饰更具线条性、更加写实……花卉形状和花卉装饰都讲求一种祥瑞之气，表现一种自然之神力”[9]。在该文中列举的花卉镜中，有两面铜镜纹饰布局与本文“三瑞花镜”相似，一面为河南商州北宋晚期墓中出土（图2.1），同出有“政和通宝”钱币，故墓葬上限不早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年）[10]。铜镜为实用器，出现时间很可能略早于政和年间。另一面铜镜铸有纪年铭文“宣和四年”（1123年）字样[11]（图2.2）。B型铜镜若为宋镜，则铸造时间最早为北宋晚期徽宗年间；若为金镜，则铸造时间同A型铜镜。
（三）“三瑞花镜”的诞生与内涵
宋辽金元时期的花卉纹铜镜，采用三分布局的并不多见。花卉纹饰常见于宋镜，但是多为四朵花卉平均对称分布，如有明确出土和纪年的咸平三年（1000年）的铸铭镜、江苏江宁县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的花卉镜、山西忻县政和四年（1114年）镜[12]（图3.1.2.3）均是如此。《中国铜镜图典》“五代两宋铜镜”章“花卉镜”部分，所举铜镜几乎全是四花铜镜[13]。三分布局的花卉纹宋镜除前面所举河南商州北宋晚期墓所出及“宣和四年”纪年镜外，可搜集到的资料寥寥，有明确出土地点者，《洛阳出土铜镜》中分别有出土于岳家村592号墓及定鼎路21号墓[14]两面，《陕西省出土铜镜》中记录一面，出自西安东郊高楼村24第1号宋墓[15]。另外国家博物馆藏一面，铸有“王家”二字[16]；山东平县图书馆和聊城地区博物馆各藏有一面[17]，然皆不知出土情况，且山东二镜上前者缘有“官”字刻款，后者亦有刻铭，惜字迹不清，并不能确定为宋镜。三分布局的铜镜，在辽镜中并不少见，研究者将其分为二型五式[18]。年代较确者如天津蓟县营房村辽墓曾出土折枝牡丹纹镜，推测其墓葬年代下限不晚于韩相墓（1017年）[19]，应在辽圣宗时期（982-1031年）[20]（图3.4）。该镜三朵大折枝牡丹花另加三朵小花的纹饰安排，或为A型三瑞花镜之源。所以，花卉纹铜镜中的“品”字形三分布局，应源于辽代，甚至可推溯至辽早期。关于瑞花纹，宋文化印记明显。宋镜中此类纹饰不胜枚举，无论合欢、牡丹还是芙蓉，在北宋统治区域均属常见。宋在当时是文化输出国，文化较为先进，“象生”则是宋代的重要装饰法。宋徽宗本人的艺术造诣高超，又喜祥瑞[21]，所以宋人创造出结合二种吉祥花卉的铜镜，是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三瑞花镜上的刻款“汤池县”“盖州建安县”“东京巡院”和“贵德州”均属辽金时期东京路[22]，即今辽宁省东部及南部[23]。再联系“辽宁地区及胶东民间一直把合欢讹称为‘芙蓉’”[24]和“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25]等记载，可以得知，胶东和辽东之间的海运是宋金时期中原地区与东北交通重要路线。而这些三瑞花镜正是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进行文化交流的体现。辽阳府在辽金两代均为五京之一，辽代时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都十分发达。入金后，仍为重要城市，金世宗曾任东京留守兼辽阳府尹[26]。东京路是金朝重要的商旅贸易集散地[27]。而“汤池县”刻款铜镜出土于吉林市，“东京巡院”刻款铜镜出土于河北省唐县，则是辽东半岛在接受中原文化后转而对其他周边地区进行输出的实证。花朵次第开放是三瑞花镜的最大特点，这是非常具有匠心的设计。据前文，金镜加刻款在大定八年到泰和四年之间（1168-1204年），恰为南宋前期。这一时期，南宋的矿业生产全面下降，工匠们反抗压迫，消极怠工，铜镜生产处于衰落之时期[28]。与此相反，此时统治金朝的是金世宗、金章宗。金世宗统治时期选贤任能，蠲免赋税，重视文化教育，金史称其“小尧舜”[29]；金章宗延续发展世宗之治，也是有作为的皇帝，且十分重视汉文化，其本人的文化修养颇高，能诗词、知音律，甚至书法专师宋徽宗瘦金体。这一时期，金朝的社会发展达到顶峰[30]，次第开放的设计很可能出自金统治区的工匠。但B型铜镜精巧典雅，更近宋风。受宋文化影响，金代铜镜出现两种风格：一种大而沉重，风格粗犷；一种如B型铜镜，彻底仿宋，轻巧精致，纹饰风格典雅纤丽。当然，宋文化更先进，艺术造诣更高，不能彻底排除B型铜镜为宋镜可能，但尚无考古文化为证。
三、结语
通过对金代三瑞花镜的系统研究，得出以下认识：第一，A型“三瑞花镜”属传统认知中的金镜；B型镜属仿宋的金镜，然而不能彻底排除其为宋镜的可能。构成“三瑞花镜”纹饰的文化因素中，三分布局源于辽，综合了合欢与牡丹的瑞花纹源于宋，花朵次第开放的创意很可能诞生于金。第二，以往对于金代铜镜的认识多停留于“粗犷沉重的本土产品”，而将精巧秀丽者全归于宋，这或许有误。金代铜镜在用铜、设计、铸造上亦有出色之处，研究者需要抽丝剥茧，找出真相。第三，金代的铜镜上承辽、北宋，中联南宋，下启蒙元，鉴别辨析金代铜镜及其文化因素，有助于理解宋辽金元的社会文化及文化交流状况。对金代铜镜的研究，需要大量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可靠的墓葬资料，以厘清金代铜镜的类型、分期、风格，挖掘历史真相，更清晰、更深刻地认清宋辽金元时期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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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三瑞花镜”的年代断定及相关思考
2018-05-17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徐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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