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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影视符号学表达


2018-05-16    来源:电影评介    作者:王晓丽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根据奥地利著名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本文所针对研究的两部電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包括一部中国剧情片和一部美国剧情片。这两部影片虽然均取材自同一同名原著,但二者之间,及二者与同名原著之间均存在着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等方面的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的擘析,不仅能够为文学语言研究带来一种更加立体化的理性参照,而且能够为影视艺术带来一种更加形而上的感性观照。 
  一、 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文本探讨 
  (一)文学语言文本原始表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原著共分20章,茨威格在心理情感表达方面驾轻就熟,以一种娓娓道来的笔触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身、心、灵全部投入到爱的苦旅中去的陌生女人。茨威格的文字在那黑暗痛苦的年代里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丝犹如冬日暖阳般的温暖与光亮。与传统的认知有所不同的是,茨威格作品中的人物并非刻意阴郁且荒诞不经,这种外化的表象只不过是时代扭曲所致,而本质上,茨威格作品中的人物反而有着超越时代性的特质。据原著改编的两部影片,其中美国影片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初叶的奥地利维也纳,而中国同名影片的时代背景,则为20世纪初叶的中国北平,两部时间略同空间却有着万里之遥的电影,以相同的爱的本原与初心表达作为切入点,由原著中的那种,“你的目光已经牢牢地攫住了我,既含情脉脉又动人心魄”似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进行了基于爱的体验者视角的表达,并以一个陌生女人在其来信中以生命所道尽的痴情展开了一种男女主角完全不对称的爱情演绎。 
  (二)影视语言剧本对位表达 
  纵观两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美国改编版本与中国改编版本分别以其各自不同的切入视角与观察视角,针对原著进行了基于影视艺术的诠解。两部电影均立足于原著,并注入了对于人生、命运、爱情等的深深思考。中国版的环境氛围等的营造与美国版的精确细节表达等均各具特色,客观而言,由于美国版导演亲历过一战二战的硝烟,因此,其对于那个时代的细节把握与刻画可谓惟妙惟肖,那种战争年代的绝望困苦与孤独彷徨之感,在美国改编版本中令观众如临其境;而中国版则在营造20世纪初叶中国的环境氛围等方面,有着较高的艺术造诣。而从影视语言的适应性而言,中国版影片做到了文化身份与意识的对撞与调和,使得茨威格原著中的具象化表达变得能够为中国普通观众所普适接受,换言之,中国版影片以其基于文化的转换而将异域语境下的文化语言与文化表达进行了基于原著与美国影视艺术作品的影视语言等的双重对位调试;并且,中国版电影中足见导演在本土化细节方面无微不至的用心。这些细节表达均为文学语言更好地转化为影视语言带来了油然切入了无痕迹的光影传递。 
  (三)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基于消解的相异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文学语言与中美两部影视艺术作品都存在着较大的相异性。虽然美国改编版本的电影更加忠实于原著,但是,其与原著亦在某些细节上存在着较大的相异性,而中国版在影视语言方面与原著存在着更大的相异性。这种相异性首先即表现在环境氛围之中,完全的本土化改编使得影片时代背景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观,同时,这种时代背景的巨大改观必然影响影视语言的生成语境,从而其整个语境乃至整个主题都受到了这种相异性的巨大影响。中国版中的女主角18岁时与男主角的分离更具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仅对女性视角下的爱进行了强烈的解构,而且亦以其影视语言的相异性建构起了一种原著中所欠缺的基于影视语言的张力与冲突,从而将女主角的一厢情愿的全身心奉献的爱进行了更加深沉切近的具象化表达。而冷酷现实、阶级差别、地位悬殊等则对真爱进行了一种无情嘲讽、无情愚弄、无情消解,从而以其爱的痴情、爱的血泪、爱的无悔而凝成了一曲爱的悲歌,茨威格将其称之为“肉体的诞生和心灵的诞生”的爱与情和灵与肉的分野。由此可见,从具象化而言,中美两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均以其对原著的局部相异性,而成为了一种准文化表象范式的继承者。[1] 
  二、 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符号学问题 
  (一)文学语言符号学表达 
  从原著的文学文本而言,文学语言中由于存在着过多的符号化的象征性的心理描绘,因此,这就给针对该文学作品的影视化语言表达带来了较大的如何解决心理语言表达影视符号化的问题。原著中的文学语言有着诗意化的特质,而这却恰恰是影视艺术所最难恰如其分展现的。例如,原著中的对于爱的表达,“只要能看到你的名字,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即以两种符号化的跨越式关联,而将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炽烈之爱进行了一种通感式的传达,同时,“人生若有永恒之梦,唯你而已”等文学文本亦以一种文学语言的符号学象征而将女主角内心的夙愿进行了如幻似梦似的抽象化传达。不仅如此,文学文本更以,“我只有你,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和“我们的目光只有一线之隔,然而心灵的距离却不啻银河”,以及“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启。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往事从头说起,我求你,给我一刻钟听我谈自己,别厌倦,我爱了一辈子也没有厌倦你”等文学语言符号学表达,传递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以生命所袒露的爱的真挚。 
  (二)影视语言符号学表达 
  原著中的语言符号学表达,为影视艺术创制带来了表现的表象化向表达的抽象化的进阶传递。这种符号学意义上的爱情即视感,显然完全符合拉威勒视域下的思考与体验的显在性,同时,更以这种抽象化诠解表达了爱的象征性与仪式性。从抽象化象征性表达技巧的运用衡量,显然中国改编版本更胜一筹。例如,影片中女主角与男主角初遇一场戏的处理中,即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改编版本完完全全地忠实于原著,以女伴的揶揄与女主角的害羞跑开,进行了一种过度现实化的表达;而在中国改编版本中,这场戏的处理却充满了抽象化的象征性意味,一边以平行镜头展现小鹿乱撞的女主角低着头的害羞跑开,另一边以平行镜头展现一只正在放飞天空中的随风摇曳着的风筝;这种抽象化的象征性将女主角的命运与风筝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以风筝作为一种抽象化的符号,象征着女主角对爱情的憧憬;另一方面则以风筝这种抽象化图符,暗示着女主角从此一头栽进了一种毫无准备的命运,以及其与男主角之间的这份完全不对等且毫无自主性的爱情漩涡之中。
(三)文学与影视语言基于矛盾的相斥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原著以一种炽烈的爱的规训,次第展现了不断以符號抽象化表达着的爱的迷离。女主角对衣物的整饬、对舞蹈与礼仪的修习、对文学艺术修养的晋级等无不表达着对男主角的深深爱意。而在影视艺术作品的演绎中,美国版完全与原著进行着一种仪式性的一一对应,而中国版则依中国本土化进行着一种基于中国符号化表达的本土化诠释。因此,中国版显然与文学语言之间产生了一种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的相斥性。不仅如此,即便是从美国版中,我们亦能够看到影视语言抽象与文学文本抽象之间的相斥性。这种相斥性主要表现在影视语言超脱了线性时空而进入到更加恢弘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时空中的表达技巧;这种表达技巧显然与柏格森及勒·鲁瓦的上升辩证法的形而上的交汇如出一辙。[2]中美两部改编作品,均将那种温情与困境的矛盾交织,以一种与影视语言的相斥性表达为一种刻骨铭心的爱的无限孤独与爱的永恒缺席;从而以这种爱的极致的符号学表达,以象征性凝成了一曲爱的绝响。由此可见,从符号学而言,中美两部影视作品均以其对于原著的象征性抽象而成为了一种文化抽象范式的应用者。 
  三、 文学与影视语言意象化表达问题 
  (一)文学语言意象化表达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一个所谓的陌生女人以生命践行着的爱情进行了爱、灵魂、精神三个次第的不断进阶式升华表达。以“我只是热切地想要在心灵深处和你单独在一起,我不愿意任何事使我们分离”和“美好的东西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以及“从我接触到你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之时起,我已完全属于你”等,表达了形而上的真挚之爱的意象化表达中爱的强烈的被动依附性,被动铭刻性,被动皈依性,并以这种深入灵魂与精神之爱形成了一种一厢情愿的牢不可破的精神契约。同时,亦以影片中男主角的“他想起了一个邻居的小孩,想起了一位姑娘,想起夜总会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些回忆模模糊糊,朦胧不清,宛如一块石头,在流水底下闪烁不定,飘忽无形。影子涌进来,退出去,可是总构不成画面,他感到了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而进行着完全不对位的爱情表达,并且,亦由此而表达了一种男主角对于这种完全不对位的爱直击心灵的感触与爱的救赎。若从一种更加客观的视角针对中美两部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加以意象化比较,则显然中国版更为出色。具体表现在中国版能够将原著中的精华表达进行化用,而美国版则与原著亦步亦趋。 
  (二)影视语言意象化表达 
  影片充分展现了原著中的那种爱的卑微与爱的骄傲并立的意象化表达,“我希望我是你所有女人中的唯一,我希望每当你忆起我时,心中只有柔情与感激”,若能如此,“就算我已在坟墓里,也会涌起一种力量,跟着你”,“哪里有你,哪里就是我的天地”……影片对于爱与情均进行了一种至极的快乐、闪光的喜悦、飘飘欲仙的欢谑等爱到极致的一种意象化表达。从意象化表达的技法而言,中国版亦更为出色,而美国版则过于忠实于原著,反而将这种爱到极致的意象表达则过于直白与直接。中国改编版本以一种契合原著形而上思想的茨威格式的灵魂高于肉体、精神高于灵魂、信仰高于精神的三重层级递进式的意象化表达而将那种精神境界最高层次的游离态下的爱情,进行了远高于身、心、灵三者的形而上的讴歌。影片中由一个陌生女人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冷酷现实无力、无奈、无依的绝望亦重重地敲击着观众的心灵,产生了不可谓不深远的回声,同时,影片中这种爱的表达亦消解着影视语言的过于直白式内心独白,由此,更加凸显了原著文学语言的过于强大,影视语言的无力表达,从而以这种意象化表达了爱的形而上的灵魂性本质。[3] 
  (三)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相融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爱情,最终到了要么和解要么堕落的终局时刻,“他的目光落到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色花瓶上,它竟然是空的,许多年来,在他过生日时这只花瓶还是第一次空着。他全身觳觫一怔: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砉然打开,一股穿堂劲风从另一世界嗖地就吹进这间安静的房间。他感受到了活着的死亡与不朽的爱情的并行:刹那间他的内心百感交集,刹那间他便思念起那个陌生的女人,虽无实体,却充斥着万般激情,一如远方的乐音般触景而兴”。可见,影片最终以这种爱的救赎和解了与一个陌生女人之间所产生的貌似完全不对称、不对等、不对位的爱情,并终于以这种救赎式和解而抚慰了那个因爱情、真情、痴情而逝去的生命与灵魂。显然,这种和解亦形成了一种跨媒介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并以生命为献祭的爱的一种究极的意象化表达,而最终凝成了一曲爱的挽歌。[4]由此可见,从意象化而言,两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均以其对于原著的意象化表达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能指与所指范式的解题者。 
  结语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一个濒死女人强撑着垂危躯体,而撰写的一封凝聚着血泪与爱的书信。这封书信既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对其一生挚爱的临死告白,又是其以饱蘸着生命的痴情谱写而成的一曲以生命践行爱情、以生命袒露真情、以生命道尽痴情的爱的绝唱。这封书信恰恰印证了灵魂即便可以离开躯体,但也永远无法离开爱而存在。茨威格的这部不朽杰作,既是文学语言心理描写的转捩点,又是文学语言向影视化语言转换的关键节点。文学语言中的心理描写,既成为了这部作品由文本抽象转化为光影意象的难点,又成为了其在文学与影视间纵横捭阖的契合点。 
  参考文献: 
  [1]谢琼,袁克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文本及据此改编的电影作品[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6):48-54. 
  [2]朱格明.陌生女人不陌生: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女性困境——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为例[J].新闻传播,2016(2):30-31. 
  [3]成慧芳.民族文化身分与国际意识的碰撞及调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在当代中国的接受[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00-105. 
  [4]傅守祥,李馨.跨媒介的艺术对话与文化沟通——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电影与小说的文本互动[J].美育学刊,2011,2(4):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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