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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语下的文化身份重建—从电影《神秘巨星》谈起


2018-05-16    来源:电影评介    作者:许宫秀子

现代女性主义电影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历经欧美国家推至全球的妇女解放运动后,女权价值重申与文化身份的进一步认知,已然成为当下女性电影的国际命题。随着《摔跤吧!爸爸》的大热,有着“印度良心”之称的演员阿米尔·汗再次推出电影《神秘巨星》,这部影片摆脱了外界对印度电影歌舞片的潜在印象,以天才少女逐梦音乐的温情叙事,阐释了女性自我认知以及社会民族责任的双重涵义。文章将从影片包涵的青春励志与母爱元素出发,利用女性主义下的符号学方法,解构女权电影对于社会传统批判、抗击与重塑的精神题旨。 
  一、 女性主体身份与家庭角色的重审 
  (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女权运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在其发展壮大并逐渐上升为主体意识的过程中,东西方女权运动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斗争风格,东方女性人物塑造经历了一个寻求男权主义的庇护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再到女权主义抗争的过程;西方女性形象建构上则多为女权守护者、女权支持者和女权执行者的角色。因此,在解剖印度女性主义电影时,我们不能照搬欧美影片的价值传统与经验,而是应该结合印度在独立运动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重审伊希娅与妈妈艰难的觉醒之路。 
  《神秘巨星》共塑造了四个主要女性角色,分别为天才少女尹希娅、妈妈娜吉玛、姑奶奶及音乐人夏克提的前妻。她们分别象征着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印度女权斗争运动,人物的血液中流淌着属于这个国家的热情、理想与伤痛。以姑奶奶为首的长者是传统制度的默认者,更是父权社会的附庸,这一代的女性习惯了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服从于父系家长制下外界对女性的认同标准:社会需要的是称职的妻子、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母亲,而不是一个才华横溢、追逐梦想的女人。在种姓制度与宗教纷争的历史残余里,在人口激增、失业频发、贫富鸿沟的社会现实中,她们只得选择默然承受家庭的重压。而夏克提的前妻代表着已然崛起的印度现代女性,进入都市精英阶层的她们懂得自主争取权利、以法律武装自我,是印度女权势力的中坚力量。影片的中心角色尹希娅与母亲则是女权新兴萌芽的象征,她们缺乏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却又有着渴望自由解放的灵魂,现实与理想的失衡催生了激烈的思想矛盾,以至于她们在忍受父权压榨时,多了一份不甘、无奈与自责。黑色罩袍便是这种矛盾在片中的具象化呈现,为了实现歌唱梦想而不被父亲发现,尹希娅不得不用一袭罩袍遮盖住洋溢着青春的面庞,包裹住自己渴望飞翔的身躯,让网络上的听众看到一个“神秘巨星”。以真面目示人,或许能赢得更多的关注,但也意味着可能被父亲为代表的传统势力所排斥,甚至无情的绞杀。权衡之下尹希娅选择了妥协,她的追梦之路迂回曲折却永不言弃,最终在最佳歌手的颁奖礼上,她毅然决然地摘掉头巾、揭开面纱、脱下罩袍,放下神秘巨星的角色身份,回归少女歌手的活力纯真。尹希娅脱下罩袍的一幕着实令人触动,这预示着更多印度中产阶层女性的觉醒,尤其是尚未长大的少女们,越来越多的“尹希娅”以执着追梦、搏击命运的方式获取尊严,从家庭单位与父系庇护中逃离出来,焕然重生成为崭新、独立的社会个体。 
  《神秘巨星》所呈現的女性斗争历程,绝非嘶吼式的口号或西方女权的渗透照搬,它嵌刻于印度独有的社会背景与民族历史之上,跨越三代的女性角色折射出了东方女性权益运动的特殊性,象征未来的尹希娅宛如暗夜流光一般,通过文化身份的重审与自我认同,点亮了当代性别平权运动的长明之灯。 
  (二)母爱温情叙事的关怀 
  电影这个媒体对当代女权主义运动而言,具有政治工具、政治平台和艺术创作的多重意义。[1]片面追求价值功能往往会导致对女性内心关注的缺失,实际上,以人文关怀慰疗伤痛、唤醒独立意识,是女性群体实现平权的基础。《神秘巨星》大量镜头用于描写尹希娅与娜吉玛的母女情深,温和柔软的叙事中,奇迹般地诞生了女性内心坚韧的力量。 
  尹希娅与母亲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影片前期,母亲无奈地向女儿解释“生活自有定数”,而尹希娅坚决表示“这定数我不要”,此时娜吉玛的形象是生活中的弱者,用孤独无依成全自己的软弱。随着情节发展,母亲尹希娅成为网络神秘巨星,是因为母亲卖掉项链换来了一台电脑;尹希娅找到自身的歌唱天赋,是因为母亲在她6岁时送来的吉他;尹希娅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活泼健康的长大,是因为母亲用离家出走的方式反抗堕胎,冒着死亡风险保住了亲生骨肉。难能可贵的是,母亲并没有以此作为筹码,在女儿面前邀功请赏、交换条件,而是将这个秘密隐藏了15年。默默承受的背后是母爱的无私奉献,这本是家庭温情片已经演绎过千百回的情节,但影片借“神秘巨星”这一秘密身份,以及欲扬先抑的情感曲线演绎出了出众的效果。当观众认为神秘巨星就是指代网络上一袭黑袍弹唱的尹希娅时,机场柜台前的娜吉玛为了守护女儿仅存的梦想奋然觉醒,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冰冷的家庭,人们才赫然发现,真正的神秘巨星并非尹希娅,而是看似懦弱顺从的娜吉玛。 
  《神秘巨星》的女性主义主题在结尾母女相拥而泣的镜头中得到了升华,这种升格不仅来自艺术感染力,更来源于女性人格独有的光辉魅力。随着神秘巨星的身份层层揭开,影片也完成了对母爱的温情解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令人如沐春风般和煦、温暖。 
  二、 男权社会危机与隐性规则的披露 
  (一)男权传统观念的对立 
  女权的对立范畴即男权传统,女性主义电影如何处理女权与男权的关系问题,决定了该片的思想倾向与社会立场。阿米尔·汗在《摔跤吧!爸爸》中对女性自由的表达引起了诸多争议,身为摔跤冠军的父亲为了培养女儿,十年如一日地采用魔鬼训练,让她们剪去长发,穿上叔叔的短裤,成为社会惯性思维中男人的角色——职业摔跤手。抢夺男性的文化身份,并用一种无限接近于男子的方法取代男权,这种模式是粗暴而有效的,却在无形中扼杀了女性本身的角色认同,更何谈灵魂解放与思想自由?因此,在《神秘巨星》中阿米尔·汗修正了之前的呈现方式,没有将男权置于女权的对立面,而是将女性主义的话语归还原主,通过女性的现实眼光透视男性,以此质疑男权在印度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与理想方式。
纵观整部影片,主要男性角色几乎都是利用尹希娅的交往关系来塑造的,她的父亲法鲁克、弟弟古度、知己钦腾,以及改变她命运的音乐人夏克提。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物可以看作一个印度男子的生命的穿插闪回,在他的童年、少年时期,是纯真善良、无忧无虑的,尹希娅的电脑被爸爸砸碎后,古度偷偷把残片捡了回来并用胶水粘好,送给姐姐作生日礼物,钦腾装成棒棒糖哄她开心,并不断地鼓励她前往孟买录制歌曲。这些温暖人心的细节展示出影片对女性的人文关爱,然而尹希娅也有自己的担忧,她在与母亲的对话中明确提出,或许从小目睹家庭暴力的古度长大后会和爸爸一样,成为男权社会的施暴者。夏克提的出现令她意外,与在家动辄呼来喝去的父亲相比,夏克提懂得平等对待、尊重甚至珍视女性,给予她们发光的未来与实现自我的可能性。《神秘巨星》所呼吁的女权,不是单一的女性群体斗争,而是整个社会朝着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关爱迈步,让更多的古度与钦腾在成年后,依然对女性保有无差别的尊重与爱。 
  (二)父系社会现实的映射 
  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权制的维系主要靠内心的殖民化,即家庭的社会灌输,以及社会在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传播。[2]换言之,女权主义的实现路径便是彻底推翻男权制。持激进立场的所谓女权电影不在少数,一味吹鼓女性至上、取代父系传统的行为,反而削弱了女性平权的现实性。而阿米尔·汗的影片往往能够从本国实际出发,综合考量女性平权问题。在父权社会统治千年的印度,男尊女卑的思维习惯早已根深蒂固,阶级差距巨大、出身底层的女性难以独立谋生,是当下印度不争的事实。《神秘巨星》丝毫没有避讳现实话题,反而能够从男性地位确立的根本出发,大胆揭露社会的疮痍。 
  尹希娅家庭是典型的印度中产之家,父亲拥有工程师的体面工作,但他同时也是一家五口唯一的生活来源。因此,他在家中俨然一位独断专行的帝王,可以因为忘烧热水打断妻子的手臂,也可以肆意践踏女儿的梦想,甚至在殴打妻子的时候将儿子抱走,却把尹希娅留下“学学妇道”。父亲一系列扭曲的心理背后是制度不公正带来的重压,片中许多细节都透露出印度严峻的社会问题,如父亲抱怨一天连续工作17小时,尹希娅对补习班老师怒吼:“你让我留在这不是因为我妈妈苦苦哀求,是因为我爸爸付了两倍的学费!”沉重的劳动力压榨与教育制度漏洞,终日思索如何供养家庭,使许多钦腾般善解人意的少年,最终成长为粗暴的法鲁克,任将妻子女儿充当发泄愤怒的工具。同时,法鲁克逼迫妻子进行性别选择性堕胎,强制尹希娅嫁给一位素未谋面的外国男子,其动机也很简单——印度女子出嫁要支付一笔异常昂贵的嫁妆。这些重要情节无不犀利地映射出印度男权的强大,与女子的附庸地位,父亲、丈夫可以决定她们的命运、婚姻甚至生死。 
  女婴流产、女孩新娘、少女母亲的宿命轮回,《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摔跤吧!爸爸》等杰出的印度现实主义电影都有所披露,唯有《神秘巨星》是借助冷酷父亲的旁观视角,公然揭露父权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压榨,影片没有批判父亲角色的失职,而是始终将矛头对准了父系集权本身,清醒而冷静地看待印度父权社会的本质。 
  结语 
  从《摔跤吧!爸爸》到《神秘巨星》,除艺术风格的转变外,更多的是对女性主义立场与思维的矫正,阿米尔·汗没有再将男权置于对立范畴,以此营造水火不容的激烈戏剧矛盾,而是用中规中矩的情节、毫无悬念的结局,托起温情叙事在片中的至高地位。母爱、青春、自由、梦想,每一个元素都已被商业励志电影消费过度,浮于缥缈的空中楼阁,而印度社会现实下关于女权的思考,恰好弥补了劇情片的俗套与空洞,实现了励志元素的交汇协奏。《神秘巨星》在“去理想化”语境下讴歌女性主义,堪称印度电影价值传播的又一次胜利。 
  参考文献: 
  [1]杨慧.1968年的一颗西红柿——世界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西德“自主妇女运动”和西德女权主义电影[J].当代电影,2008(12):105. 
  [2]杨俊蕾.在尊重审美传统的前提下达成具有现代价值的崇高目标[N].文汇报.2017-05-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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