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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新闻伦理异化与“道德审判”


2018-05-16    来源:电影评介    作者:岳振

操纵新闻舆论影响事态的电影桥段,在很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国产电影中,陈凯歌执导的《搜索》(2012),是难得一见关注舆论“道德审判”和新闻伦理的一部影片,其对新闻操纵和舆论“道德审判”的描述,生动有力。《搜索》所讲述的故事,贯穿了新闻伦理异化和传媒职业价值观扭曲的现实折射,这些异化和扭曲导致的后果,令人惋惜。当然,《搜索》本身也内涵着道德审判倾向,但这不影响其故事所呈现的新闻伦理的警示价值。 
  一、 多输结局:“网络暴力面前没有赢家” 
  《搜索》中,叶蓝秋(高圆圆饰)是一位都市白领,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沈流舒(王学圻饰)的贴身秘书,她与老板的生活距离颇受关注。直到叶蓝秋不治之症确诊,需要一笔钱治病却隐瞒病情开口向沈流舒借钱,并靠在他肩上寻求些许安慰。这一幕正好被突然而至的沈流舒老婆莫小渝(陈红饰)推门撞见。影片故事至此,已埋下矛盾激化的伏笔。之后社会舆论的焦点,也大多从这个场景延伸开去,如洪水般涌来的网民猜忌,击中了叶蓝秋看似坚强其实脆弱的心灵。 
  影片的故事构架,是以新闻报道的推进为线索,串起了同一个城市里生活方式各异且素不相识的一群人之间生活与工作的纠葛。这个故事的背后,是电视台记者陈若兮(姚晨饰)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而采取簡单化的报道方式,从道德谴责角度通过电视对“傲慢无礼”的叶蓝秋进行曝光,随后再次通过网络推波助澜,引发“人肉搜索”和网民谴责谩骂。虚拟社会和现实人群的口诛笔伐,以及生命大限将至的巨大心理负担,终日折磨着叶蓝秋,她最终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影片的“新闻故事”呈现了现实新闻行业环境的一些阴暗面。叶蓝秋新闻素材的最初获得者——电视台实习记者杨佳琪(王珞丹饰),因为被陈若兮以“行规”为由剥夺了署名权而心怀芥蒂。这个新闻新兵通过一些巧合事件拿到叶蓝秋的道歉视频,也知道了事件真相,开始对陈若兮的新闻操作手法产生怀疑。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沈流舒也成为舆论人物,他通过一家小公司以向电视台投放宣传片为由,把陈若兮推到新闻贿赂的职业道德洼地,让她失去了电视台的工作。 
  陈凯歌设定的故事框架里,“网络暴力面前没有赢家”成为《搜索》要传递的道德信息。电影的结局是,涉事各方都受到了“惩罚”,或是家庭破碎,或是爱情终结、事业受挫。影片亮出的“武器”,依然没有脱离道德谴责和“因果轮回”的诅咒色彩,这让电影所呈现的故事和所要表达的现实愤怒浅薄而飘渺,但其希望批判操纵新闻舆论对“好人”进行道德谴责的意图是明显的。 
  正如知名传播学者陈力丹所言,网络暴力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网络发言者的素质不高”[1],《搜索》阐释“素质不高”的镜头语言是,希望通过“吃瓜群众”毫无顾忌地举起手机大喊大叫追着女主角拍照这样的场景,来“揭露”舆论暴力里“无耻的人性泯灭”。尽管这种表达所呈现的效果,更多是把“可笑的乌合之众”进行简单处理,并未达到人性批判的艺术境界,但其背后的社会现实令人深思。 
  舆论公器的使用是有其法律和职业道德边界的。然而在这个故事中,新闻职业成为捕风捉影、博取名利的手段。陈若兮用她在新闻机构的地位和声誉为“事实”背书,向大众讲述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小三”的故事,她对事件的真实程度并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仅凭表象就对当事人进行道德问责,最终导致了一个多输的结局。 
  网络舆论的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都比较高,这种环境下的舆论监督,往往对公权力会形成强大震慑。而私权利不同于公权力,在隐私、名誉、人格尊严等可能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个人没有向公众进行无关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义务。虽然《搜索》没有呈现新闻舆论的法律边界,但是导致多输结局的原因中,除了职业伦理修养不足,法治意识欠缺也是重要一条。在个人道德层面,在未对报道对象进行事实调查和研判的情况下,媒体从业者以“散布虚假信息”的方式吸引社会注意力,把“新闻当事人”塑造为道德靶子,显然已经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二、 新闻伦理异化:盲目“热点化” 
  现实中,新闻伦理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从新闻本身特性来看,真实、客观、准确是必不可少的事实要素,一条信息之所以能成为新闻,在于其对社会大众认识社会能够产生一定参考或引导作用,因此,把握真实、客观、准确这些特性,是培育新闻伦理修养的基础工作。第二个层面,是如前文所述,必须清晰厘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不能以对待公权力失范的监督手段,来要求私权利做出表态,应随时保持清醒的权利和法治研判思维。第三个层面,是正确对待舆论“互动”,即媒体及其从业者需要在新闻和受众之间保持客观立场。 
  《搜索》中的新闻伦理,在上述三个层面都出现严重偏离,盲目“热点化”处理,导致新闻伦理异化到猎奇、窥探与不尊重个人人格的舆论操纵道路上。从更深次的意义上,正如传播学者展江所说,“很多问题都可以争论,但是争论要互相尊重”,要“防止多数人的语言‘暴政’”。[2]可以认为,操纵网络舆论声讨个人道德就是一种“语言暴政”,成为新闻伦理异化的一种明显特征。 
  新闻的天职就是呈现真相。从当下的许多带有“反转”情节的网络热点事件反观《搜索》的故事演绎,叶蓝秋悲剧的“反转”出现在她去世之后“爱心基金”的设立,影片总算给观众留下一个善意的憧憬。但这些都已经远离了陈若兮的职业追求,她甚至连道歉的机会都失去了。 
  在很多网络“反转”事件中,网民同情心往往始于事件所透露出来的悲情。推动舆论走向的幕后当事人精心编造一个足以吸引人的开幕故事,绑架网民同情心谋取不义之财。《搜索》中的媒体人和媒体机构,赤裸裸地利用了人们对“小三”这个群体的普遍憎恨,以及网络舆论当中存在的隐私窥探欲望,鼓励他们提起道德大棒,把一个“与人们印象中坏女人形象相符”的女子逼入绝境。 
  尽管影片是艺术化表达,但这确实就是新闻线索“热点化”处理取得的效果。不可否认,追求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的关注,是新闻从业者比较常见和惯用的职业思维。拿到一个“具备轰动潜质”的信息,在还未将其打磨成新闻之前,陈若兮就已经判断出偷拍视频播出去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现实中,具备职业资质和能力的新闻记者,对此类信息的处理有诸多职业规范,比如更深入求证、“线索不等于新闻”等等理念,都在提醒记者不可妄下结论。
媒体从业者的舆论操控需要底线思维,即在无关公共利益的个人道德评判上,作为记录者,任何形式的道德谴责都蕴藏着巨大风险。作为资深记者的陈若兮,已经连续在网络上发表了几篇质疑叶蓝秋身份和人际关系的文章,引来无数围观者,不仅如此,她还邀请“学者”做客电视台,用人为制造意见分歧的方式操纵“专家观点”,把叶蓝秋事件的舆论热潮推向更高“境界”。 
  影片对新闻伦理丧失的控诉,都集中在对陈若兮的形象刻画上。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的街头纷争,被陈若兮通过传媒手段“演绎”成热点新闻。陈若兮因此获得电视台同事和领导的赞许。在影片中,陈若兮用扭曲的新闻价值导向,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叶蓝秋生命的终结。 
  对极有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事件,缺乏对真相的深入挖掘,不能急于对新闻线索及新闻事件进行“热点化”处理,这也是一种职业要求。在新闻线索或信息处理中,道德评判与舆论监督不可等量齐观。慎重对待报道对象在公共场合的个人行为,收起舆论“道德审判”的优越感,应该成为新闻从业者特别是致力于社会新闻报道的从业者必须遵守的职业信条。《搜索》用艺术化的极端案例对此提出了忠告。 
  三、 道德漩涡:深陷“水波舆论场” 
  “道德审判”是新闻舆论中较为常见的现象。舆论“道德审判”即在没有多方信息相互佐证的情况下,大众以情绪化言论对信息当事者进行道德评判,并希望得到更多人支持,从而把当事者逼入道德劣势。在网络社会,人们获取(“制造”)信息(包括虚假信息)的成本低、渠道多,受众容易受“热点化”处理思路的误导,轻信、误读“新闻信息”,以致对信息进行缺乏底线规制的“深度挖掘”,从而形成“水波舆论场”,出现舆论场中的“道德审判”。 
  在网络信息传播模式中,除了疾速特征,更重要的是意见表达的水波式惯性传递,即在一种意见最开始被定性为“正确”之后,离真相越远的人群会跟随这种意见趋势发表他们的观点,从而更加固化了原始的“正确”意见。这种意见趋势对处于舆论核心的当事人而言,往往是一种“毁灭性”打击,即使会有辩解的时机和空间,也会出现比如“塔西佗陷阱”之类的信任泥潭。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影响舆论,是《搜索》为观众营造的舆论发酵氛围,从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方式看,这种交互影响确实是事件关注度的提升和影响范围的扩大产生了决定性因素。馬丁·李斯特等英国传播学者认为:“在这个拥有大量媒介的时代,大众媒体传统的过滤器与看门人的作用已经被‘我们’所取代。”[3]这个“我们”的力量,所带来的舆论声势往往会呈“病毒式扩散”,在需要扭转局面时就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引导。 
  陈凯歌此前的《无极》即是从网络舆论开始遭到大范围调侃,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开始质疑作为电影导演的陈凯歌的艺术水准。这与《搜索》所呈现的网络舆论暴力有相似之处,比如受害者百口莫辩,整个过程中难以重建相互信任关系,剩下的只是愤怒与无奈。《搜索》批判的一个现象是,对事件或现象本身进行客观评述,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舆论中似乎变得极其困难。 
  叶蓝秋从医院出来后,带着墨镜神情忧郁地坐在公交车上,一位老人上车后她没有让座,在其他乘客的责难声中,她拍着自己的大腿对老人说:“要座就座这儿。”老人气急败坏,其他乘客也因此对她进行更刻薄的谴责。这一幕正好被杨佳琪用手机偷偷拍录下来,在叶蓝秋下车后还“跟踪采访”。杨佳琪回去之后,把这段偷拍视频和“采访”内容交给她的指导老师陈若兮。他们的“新闻”播出后,引起社会关注,舆论谴责之声从观众延伸至网民。网民的道德鞭笞和人肉搜索,并伴随着各种猜测,其中一种被热议的猜测是,叶蓝秋是一个破坏她富豪老板沈流舒家庭的“小三”。这就是“水波舆论场”的中心点。 
  “水波舆论场”最大的特性在于,信息被无限扩散,这个过程中,因为不同群体不断“制造”鱼龙混杂的信息,导致核心事实逐渐模糊,出现严重偏离事实的道德评判和舆论绑架。“水波舆论场”容易搅浑行业伦理是非观。驾驭新闻舆论进行“道德审判”,也就丧失了客观、公正的新闻伦理。在《搜索》中,制造这起热点事件的陈若兮并没有意识到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而是一味站在新闻轰动效应的角度,把事件所承载的道德含义和社会影响力无限放大,舆论“道德审判”从此无法控制。 
  客观而言,网络世界对热点事件的认识与评议,并不完全是《搜索》所呈现的“一边倒”模式,而作为严肃新闻媒体,对偶然事件的处理也不会像《搜索》塑造的记者陈若兮那样简单粗暴。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出现非理性的“热点化”处理,就极有可能产生“水波舆论场”,出现难以控制的“次生舆论”,推动形成更大的“撕裂”声势,对社会公序良俗和进步共识造成深层次伤害。 
  结语 
  推动舆论“道德审判”,新闻职业伦理的异化往往是关键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把核心事实进行无限放大处理,而且在舆论互动中发挥了“摇旗呐喊”的引导作用,把受众注意力带向错误方向。《搜索》撕开了一层面纱,直观地描述了网络暴力的种种不堪。其对新闻伦理的警示意义在于,新闻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严谨的新闻操守意识,守住职业规范底线,防止职业伦理异化导致舆论场中的“道德审判”,相反而行,则会造成互相伤害的多输结局。其实,法治思维是新闻从业者必备的职业素养。对于专事信息“搜索”的新闻机构和从业者,应该秉持传递真相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职业理念,避免步入法治意识丧失和新闻伦理异化的扭曲道路。 
  参考文献: 
  [1]王超.中国专家争议网络实名制[N].中国青年报,2008-10-10(11). 
  [2]韩雨亭.“群氓时代”的中国精英话语空间[J].mangzine·名牌,2007(8):63. 
  [3](英)马丁·李斯特,等著.新媒体批判导论(第二版)[M].吴炜华,付晓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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