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拓宽了政策性生育的选择空间，有益于人口的生态优化和均衡发展。从统计数据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有限正向效应确实正在释放，但是我们更应该为已经悄然形成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居危思破。

【关键词】“全面二孩”  生育政策  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简称“全面二孩”或“全面两孩”）。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明确“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如何？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考虑到政策效果体现的滞后性，人们普遍对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较为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小幅减少63万人，但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79万人，而且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其中，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达到了883万人。2017年二孩的出生数量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显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显现的同时，一孩的出生数量却有较多下降。2017年我国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只有12.43‰，也低于2016年。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双双下降这一信号显示：中国人口变化正在逼近某个敏感的临界点。也就是说，不出数年，中国将迎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口负增长。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意义重大，但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小于预期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实现适度的低生育水平。适度生育率是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大概在2.1—2.3上下。而我国统计观察到的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经验表明，生育水平过低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逐年减少、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现象就是一个信号，持续的低生育状况将使今后劳动力短缺问题雪上加霜。

二是保障家庭的健康发展。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诸多风险集于一身，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利于家庭的健康发展，“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家庭抵御独生子女的风险。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与国的关系自古密切，家庭结构的健康和发展是国家繁荣兴旺的社会基础。

三是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从1980年代初，我国就出现了生育政策与生育文化冲突背景下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十余年之后演化为适婚人口的性别失调问题，挤压出至少3000万以上的男性光棍，加上数目不清的剩女人口，单身人口规模日趋庞大，人口性别生态失衡，危害严重。同时，少子老龄化趋势挑战加剧，年轻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支撑力越来越弱，人口代际失衡问题严峻，能否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引发较多关注。过低的生育率将使人口生态问题更加恶化，提高生育率则可以缓解人口生态问题。

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改善低生育率作用较小、效果不尽人意。事实表明，中国早已开启意愿弱化型、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模式。仅仅依靠政策的有效放宽，改变不了生育率低迷的状态，实现不了“适度低生育水平”的目标。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比2014年不增反降，减少32万人。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31万人，也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预判，“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体现有一定滞后性，应该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但2017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双重下降说明，生育政策的放宽对生育行为的有利影响并不像预期得那么大，生育反弹的政策效应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中国独特和快速的生育率转变揭示了一个社会人口学的道理：生育文化的力量要大于生育政策的力量。

“全面二孩”政策的有限正向效应得到释放，但我国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值得警惕

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减少的人口学原因是已婚育龄女性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2011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2015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约150万人。“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据测算，中国18—44岁年轻人口2017年为5.48亿，2022年将降低到5.18亿，五年间将减少3000万人。生育母体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新生代出生人口的减少。

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学解释是生育意愿和婚育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根本性变迁。事实证明，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不婚不育、晚育独生”为基本特征的新型生育文化对年轻一代生育行为的影响非常深刻。过去二十年，中国女性的初育年龄已经从22岁推迟到26岁。2017年的生育主体人群基本上是80后90后了，假定平均的生育年龄是26岁，那母亲也应该是90后了。80后90后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有自己减压式的生活方式，一般也更倾向于选择做独生子女父母，这就是生育的社会遗传和文化惯性。

从2017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双降的数据中，我们应该提炼出需要引起注意的两点信息：

首先，我们不仅要关注二孩出生增加的“成绩”，还要关注一孩出生下降的事实。要使生育率从递减到递增，就要设法提高一孩的生育量，这样才可以为二孩的出生量奠定基础。一孩出生的减少，一方面固然与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与新生代母亲群体个人本位生育决策模式流行有关，她们会更多考虑生育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压力、负担、成本、羁绊、不自由等一切不利影响，从而更倾向于晚育、少育和不育，更容易接受低生育文化。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生育转变有一个规律性呈现，即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却出现代际弱化的趋势，年龄越低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低。由此判断，中国已经步入政策性和意愿性双重的低生育模式。不争的事实是，不仅二孩的生养成本高昂和压力太大，而且客观上男性生殖健康问题和女性生育力的弱化都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其次，我们应该将注意力引向二孩出生数量的历时性纵向变化，而不是二孩出生占比的相对变化。想生二孩的都有了第一个孩子，体验过生养孩子的喜忧，二孩生育决策变得更加理性和稳健。这时母亲的年龄一般偏大，再不生二孩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就会出现2016年的集中生育和出生堆积现象，这不过是生育政策放宽的初始激发效应。

中国第三次生育率转变的目标是实现近更替水平的适度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FR）最好落在1.8—2.5的区间内，但实际生育率却多年保持在1.3以下。而且从我国已经进入的低生育模式的性质来看，是内生、稳固和常态化的。“全面二孩”政策的有限正向效应确实得到了释放，但是我国更应该为已经悄然形成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居危思破。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参考文献】

①《全面两孩政策效果继续体现 出生人口数据有喜有忧》，中国新闻网，2018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