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水浒传》文本的社会学考察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性失调而引发的社会流动，是造成梁山聚义的深层原因。聚义过程既有聚义者与统治阶级两大群体间不断变化的利益博弈与策略选择，又有聚义群体内部迫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生存境遇而作出的工具理性选择和为实现“忠”、“义”双重价值取向而采取的价值理性选择。梁山聚义的悲剧性收场，则说明理性选择会受到时代、空间、识见等要素的制约。
关键词：梁山聚义；社会流动；理性选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思想史元素案例研究和范式探究”（11BSH003）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140-05
古往今来，《水浒传》流传路径的多元性、广泛性以及读者自身视域和时代精神的不同，往往使人们对这部著作的解读有所差异。而作品的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诠释有明显的限定性，以文本为依托可以相对直观地感知作品的不同侧面及其与整体的关系。对于梁山聚义事件，我们固然不能“在场”，难以绝对地还原，但亦可通过《水浒传》的文本符号，结合社会背景，紧扣其时代特征，尽可能地去认知和理解梁山聚义是如何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发生、发展的。
一、社会流动：梁山聚义的缘由
（一）对梁山聚义缘由的几种说法
关于北宋徽宗（1082—1135）时期的梁山聚义事件，正史和野史曾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但正史多以“寇”、“盗”视之。关于梁山聚义的始末，史书之间多有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矛盾之处，因而研究者对此各抒己见，“以史论著”和“以著论史”者甚多。以历史上的梁山聚义事件为基础的《水浒传》历来版本众多，在结构、回目、名号、情节取舍上各版本或有所不同。① 基于《水浒传》的文本差异以及读者的不同理解，人们对于梁山聚义之缘由的看法多种多样，择其要者有四：“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说”、“市民文学说”。
在以上四种对梁山聚义缘由的不同说法中，“农民起义说”颇受认可。在农业人口占多數的中国，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是构成底层民众的中坚力量，因此将聚义活动归为农民阶级的武装起义似乎合情合理。而事实上，真正的农民起义，至少应当符合三个条件：其一，起义军的主体构成理应是农民；其二，起义目的应当是“均田免赋”，为广大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农民谋利益；其三，起义应当集中围绕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展开。反观梁山聚义，首先，聚义人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如宋江、武松、戴宗等皆为官吏，卢俊义、史进、李应等皆为地主，林冲、秦明、董平等皆为军官，此外，书生（萧让）、医生（安道全）、道士（公孙胜）、工匠（侯健）、商贩（石秀）、渔民（阮氏三雄）、盗贼（时迁、樊瑞）等在聚义队伍中均有体现，而真正算得上农民身份的少之又少，因而首先在人员构成上梁山聚义尚不可归为农民起义一类。其次，从起义目的上看，宋江号称“替天行道”，而“替天行道”大多数时候成为聚义人员泄私愤、报恩仇的幌子，且宋江曾多次谈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因而聚义仍然停留于个体层面上的人生理想。换句话说，造反只是一种达到个体或小群体目的的手段，并未提出任何真正惠及众生的纲领方略。再次，在社会矛盾的对抗上，梁山聚义也显然不是农民阶级对抗地主阶级，这不仅可从聚义队伍的人员组成结构上看出，更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而梁山聚义明确不反皇帝只反贪官，也没有任何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事实。只能说这是一种封建束缚下短暂的挣扎与自救，因而更像是社会底层民众与社会上层统治者矛盾冲突的集中爆发。
除“农民起义说”之外，“忠奸斗争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说”、“市民文学说”也缺乏一定的解释力。“忠奸斗争说”的重点在于揭示社会斗争的阴暗面和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然而宋江与高俅等在招安前期远未形成“忠”与“奸”两大对抗群体，即便宋江等有心报国，也并未形成气候，也就是说宋江等尚不具备与“奸”斗争的社会资本。即便招安以后，写定者也并未花费太多笔墨描述“忠”与“奸”如何斗争，而是描述了聚义群体如何在与官方博弈的过程中逐步瓦解，也就是说在具备了一定的与“奸”斗争的社会资本后，宋江等也并未把这种资本有效利用、放大。因此，“忠奸斗争说”不免把梁山英雄聚义的缘由简单化和片面化了。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说”与“市民文学说”，前者问题在于聚义人员成分复杂，较少有统治阶级内部权贵；后者问题在于聚义时市民力量较为微弱，将梁山聚义看作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文学作品较为牵强。
因此，以上所列举的关于梁山聚义缘由的四种说法值得商榷。
（二）社会流动说——梁山聚义缘由新解
对于历史上的梁山聚义事件，因史料不足征，难以绝对还原。本文仅依据《水浒传》文本来探究、解读梁山聚义的缘由以及行动逻辑。我们认为文本可视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也体现了撰者们对当时社会的一种理解和心智。金圣叹在评价《水浒传》时就分析了作品在写法上的用心良苦：“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② 既然“乱自上作”，那么要真正理解梁山聚义的缘由，就必须对其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有所了解，也就是要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发生的场域有所把握。
宋代统治者总结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以往的治国方案，通过厚待文人、抑制武士的统治策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加强政权建设。一味重文抑武的社会风气不仅造成社会机体运行的失调，同时将整个国家置于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当中。至北宋末年，严重的社会分层不断挤压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而社会上层的消极治理使社会系统的运转举步维艰。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必然造成社会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极易引发阶层之间的激烈对抗，由此造成一种结构性秩序紧张和冲突。这种结构性秩序问题的一种突出表现，便是在阶层固化、底层失语的社会背景下以宋江等人为代表的被称为“逼上梁山”的社会流动。
美国社会学者索罗金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社会流动》被认为是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学的一项专门的研究领域得以形成的开端，索罗金所创造的垂直流动、水平流动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流动相关概念至今仍被人们沿袭和使用。简单来说，社会流动就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它包含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③ 进一步说，垂直流动关涉的是个体或群体社会地位的流动变化，而水平流动是社会地位保持不变，社会空间、活动场所发生变更的流动变化。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紧密相关。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个体或群体阶层性社会地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社会流动现象才得以产生，或者说，现有的社会分层能够激发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流动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社会流动能够引起新的社会分层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多数社会学者往往依据马克斯·韦伯对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而采用财富、声望、权力三层指标来对社会成员和群体的社会分层问题进行研究。就梁山聚义而言，实质上它正是聚义者通过社会流动以改变先赋性的社会底层地位，并通过流向社会上层以转变社会角色的反抗斗争。
社会成员均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中，不同的阶层对财富、权力、声望等稀缺资源的占有情况是产生社会流动需求的内在动力之一。在《水浒传》中，聚义成员多是社会边缘人士，或贩夫走卒、或江洋大盗、或绿林豪强、或县乡小吏，或落魄江湖、或犯科负案，上层社会的富裕生活令他们心向往之，遂有阮小七“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之语，这正是底层民众强烈要求提高社会地位、争取更多个体利益和资本的直接表达。即便是作为聚义领袖的宋江也只是个“刀笔小吏”，很难为人所重视。只有突破现有社会秩序的束缚，通过垂直流动从而跻身社会上层，他们才有可能实现个体的社会理想。因此，底层生活的现状促使他们具备了通过群体合力突破固有的阶层以扭转先赋劣势的内在需求和动力。
此外，受社会环境制约，聚义活动对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冲击，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宋代社会崇文抑武之风兴盛，社会政治环境混乱，习武者缺乏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在这种上进无门的社会生态下，压抑的社会群体极易通过激烈的越轨行为获取和积累更多利益与资本。具體来说，从社会学场域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生活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场域，每一个不同的场域都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并不可化约为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④ 正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⑤。处于这种社会结构中的一些身怀绝技又好打抱不平的人，由于得不到重用，依流平进渠道不畅，上升空间十分有限，势必引发出一种社会秩序的紧张和冲突。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他们转而以非常规渠道来释放他们的能量，由个体觉醒到群体抗衡，一步步走向江湖社会，聚集成为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非正式群体。他们的无奈、怨恨、踌躇，可从宋江于江州的浔阳楼发配时写的《西江月》以及呈于李师师以诉胸中郁结的《念奴娇》两首词中一览无遗。正是由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主流社会难以调适的挤压，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个体理性难以在社会现实中付诸实践。当来自社会体制的挤压将他们逼到无处可退时，对社会现实心有不满同时又具备一身技艺的这部分底层民众只得揭竿而起，啸集水泊梁山。
由此可见，垂直性社会流动和结构性社会流动是梁山聚义的深层内涵。
二、理性选择：梁山聚义的行动逻辑
梁山聚义并不是一场群氓共舞的非理性行为，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具体而言，具有不同社会背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聚义人员之所以能够异性一家，结为同盟，其原因有三：首先，作为社会边缘群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不满是他们相同的生活境况；其次，各人都身怀绝技而又无处施展才华，怀才不遇的人生经历增强了他们的群体向心力与凝聚力；再次，他们都对现状心有不甘，因而具有极强的抗争精神。正是由于这些相同之处，使他们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胆识和魄力，最终结为同盟，通过群体合力产生了进一步的群体行为。他们由散到聚的过程，以及聚集以后的行为，皆是受时代背景、阶层局限、生活经历等因素作用的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借鉴经济学方法以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之一。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社会学界逐渐出现了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宏观主义与微观主义相结合的发展趋向。社会学者试图综合以往的社会学理论以化解原有的二元对立思维的研究旨趣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学界一般认为，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的社会行为》最早开始了社会学领域对理性选择的关注，为学者们有关社会心理的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彼得·布劳在其研究中将社会交换思想用于分析非正式组织的社会交换行为。继此，美国社会学者科尔曼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在“理性人”假设以及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个体行动者总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取一定效益而在不同的行动、事物当中进行具有明确目的性的选择。理性选择理论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梁山聚义行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该理论的观点，行动者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且试图通过控制某些资源以满足自己需求的人。就梁山聚义而言，聚义者的策略恰恰是伺机而动，见机行事，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通过理性选择以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
（一）工具理性：高压下的生存
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摆脱社会底层生活的重重束缚，是多数聚义人员初聚梁山的主要目的。这一点，在《水浒传》作品中有多处表现，比如“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一回中，阮氏兄弟对“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的强烈向往，就是底层民众对个人理想的直接表达，亦是对求得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呼吁。因此，对生存境遇的不满、不甘是一部分个体行动者加入到梁山聚义行动中的潜在导火索。在具备了这种内部心理因素的情况下，一旦遇到外界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外界的推力与他们自身的内力相结合，便具备了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强大冲击的可能性。此外，活下去，是人之为人最为基本的需求，这种迫切的生之欲望是个体行动者更为基础性的工具理性之体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豹子头”林冲身上。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有着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预期，然而却因妻子被高衙内看上而频遭陷害，几度险些丧命，落了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下场。为了求得生存，林冲只得作出相应的工具理性选择，即选择了一条与主流社会相抗争的道路。
因此，像宋江、武松、林冲等身负命案者，并不是自愿落草为寇，而是为了生存被“逼上”梁山。他们中有不少对待梁山的态度就是“权且暂住”，对他们而言，梁山是一个过渡，是一个翘板，是最终通向“正途”的驿站，而绝不是一个长久的栖身之处。梁山头号首领宋江每每纳降之时总会表达对回归主流社会的期待和向往，如在“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一回中，宋江说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也就是说，落草为寇只是宋江为国尽忠的迂回策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只是改变生活现状的工具理性选择。像宋江、卢俊义这些本身处于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让自己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的。还有如史进、王进等上梁山是为了“安身立命”、“讨个出身”，杨志、武松等最初也都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此，初上梁山是很多聚义者在现实逼迫下作出的工具理性选择。
（二）价值理性：忠与义的交织
整部《水浒传》，“忠”、“义”二字是灵魂，是主线。然而，在聚义群体内部，应该说，“忠”是以宋江为首的领导层的最高宗旨，而“义”是将群体内部的个体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同时也是江湖作为一种隐性社会的独特保护机制。“忠”、“义”两种价值取向的抗衡不断影响聚义者与朝廷之间的博弈策略。
“义”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重要的交往准则，亦是维护古代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聚义者们的侠义情怀既有中国墨侠的侠肝义胆，好打不平，又有儒士的仁义厚道，除恶扬善。两种人格理想交织、杂糅在一起，成为梁山好汉的精神内核。梁山聚义前期，仗义疏财、义薄云天成为一种内聚力，一种行为策略。这种人力、物力上的互帮互助是江湖人士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凝聚人心尤其是凝聚底层社会民心的前提，是一种隐性的权威和声望，甚至成为一种符号资本而具有名播寰海的无形号召力。因此，“义”成为聚义者勠力同心、心归水泊的精神指引，这与墨侠注重解决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改善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如，宋江初遇李逵时，宋江的仗义疏财和济困扶危使李逵赤胆忠心归顺于他，直到因宋江而失了性命；柴進初遇林冲时，柴进对林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使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抱团。在具有巨大流动性的江湖社会，个体之间的“义”成为聚义者肝胆相照、出生入死的信条。江湖道义、恪守信义是行走江湖者的行为策略，也成为聚义者的最高行动方针。值得注意的是，兄弟们对宋江的“义”与宋江对他们的“义”是不同等的：宋江的“义”是为达到“忠”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而兄弟们的“义”相比宋江的“义”要纯粹简明得多。“义”与“忠”的演变最明显的体现是在梁山聚义后期“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不仅仅是聚义场所名称的变更，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目标和政治路线的轮替。由此，民间聚义被镀染上了浓厚的官方伦理色彩，“义”作为梁山聚义的前期价值理性逐渐退居次位，“忠”作为“义”的最终服务目标逐渐统领一切。
“忠”是宋江从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回中，宋江在菊花会上所作的《满江红》中的“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安”，便是其忠君思想的明确表达。宋江的“义”是为“忠”服务的，在“义”与“忠”产生纠结时，他甚至不惜舍“义”就“忠”。如在“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一回中，宋江喝下了下了毒的御酒，自知将死，怕死后李逵造反，也骗李逵喝下了毒酒。因此，在宋江这里，“忠”是比“义”更高的价值理性，“忠”统摄了“义”，宋江对朝廷已经“忠”到了极致，这样的“忠”让人敬之、悲之、叹之。
（三）理性选择：不同情境下的合理性
应该说，是否接受朝廷招安是聚义组织能否动摇社会统治秩序的关键，作品结局的两种可能性分别昭示了两种不同的理性选择。
受朝廷招安是作品塑造的宋江形象必然且合理的理性选择。在这场民间群体对抗官方统治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存在官方群体与聚义群体之间以及聚义群体内部个体层面的双重博弈与理性选择。一方面，在相互抗衡的两大群体之间，聚义组织与北宋朝廷的对抗是贯穿作品的主线。具体来说，在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社会背景下，“乱由上作”成为导致“官逼民反”的主要因素。为了维护旧有的社会秩序，统治阶级对聚义者造反行为的态度经历了由清剿到以毒攻毒、招安、分化收拾、敕封、追赠等理性策略选择的前后变化，对群体领袖的忠义之心充分利用，一步步削弱、蚕食掉组织整体的巨大合力，仅存的极小部分聚义者饱经风霜后于迷惘中彻悟，隐遁归化，雄震一时的聚义组织最终走向了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在聚义群体内部，兄弟之“义”既是将聚义个体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同时又可看作实现忠君理想的工具理性选择，必要时甚至可以舍“义”就“忠”。“义”与“忠”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其一，“义”既包含了兄弟之间恪守信义、仗义疏财、两肋插刀等积极的策略选择，又体现为将强行断念、威逼胁迫等消极的博弈策略作为壮大梁山力量的必要手段。其二，“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从一开始就为“忠义双全”的造反—招安之路埋下了伏笔。对造反而言，招安是回归主流社会的合理选择，也是实现“封妻荫子”和“青史留名”这一人生理想的必然选择。因此，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阶级的局限，招安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体现了写定者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
未受招安则暗示了历史事件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七十回本《水浒传》中，以卢俊义一梦作为结尾，并无聚义队伍的后续发展，“惊梦”代“败亡”的结局给人留以思考的空间。由于《水浒传》作者身世记载不详，作品的结局并不是全然没有除招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水浒传》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体现在它是由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文人一次次地加工、创作而成的，而每一次删改，都有写定者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的影子。在现实社会环境和官方话语权的约束下，写定者必须找到民间与官方可以相互接受、相互包容的制衡点，才能使这部伟大的著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而宋江的形象及其领导的梁山聚义恰恰既可以提醒统治者奉公自律，“勿逼民反”，又满足了统治者对民间“忠义”思想的掌控需要。因此，后续的写定者之所以不断地增删、篡修《水浒传》，包涵着“官”与“民”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的隐性博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写定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文学创作终能文以载道的调适理性。
三、余论
社会流动是社会系统得以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层面来说，合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各社会子系统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优胜劣汰的社会机制，将各部分的潜能最大化发挥，为社会系统的平稳运行和协调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从而有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从个体层面来说，合理的社会流动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改变先赋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合法性途径，使个体价值、个体理性具备得以实现的机会和动力。
社会流动与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所得利益失衡与否紧密相关。宋江等人的梁山聚义行为是一个由社会结构性失调而引发的社会流动过程，其揭示的内涵耐人寻味。其结局不仅是聚义者的失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失利，同时也体现了理性选择所具有的时代、空间、识见等方面的局限。聚义者与统治阶级所处的不同立场、不同高度以及采取的不同策略决定了聚义者必须突破阶级的局限，具有开拓进取和一往无前的魄力，才有可能真正改变现状，谋求新的发展。而现实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状况使聚义者陷入了英雄无力当家作主而又报国无门的挣扎窘境。作品以“传”这样一种文学叙事策略讲述北宋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风起云涌的民众抗争，进一步深化了《水浒传》的思想主题和悲剧色彩，令人感慨万千。其结局亦说明理性选择只能是具体时空下的理性选择。
注释：
①《水浒传》版本众多，按照学者何心的考证，可分为繁本、简本、残本、佚本四大类。除残本、佚本和不分回的三十卷本外，以回数之多寡为标准，可分为繁本三种（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和简本三种（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参见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除明确标注外，引用文本均为百回本《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③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④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
⑤ 《韩非子·五蠹》。
作者简介：桂胜，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赵淑红，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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