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诸多高职院校进行了“走出去”的多样探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就是典型代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不断创新探索，有效挖掘“走出去”的渠道、拓展“走出去”的路径、降低“走出去”的风险、形成“走出去”的合力、增强“走出去”的内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走出去”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缺乏系统顶层设计、缺乏充足稳定经费、缺乏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等困局，亟待国家政策与经费保障，降低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潜在风险，引导高职院校“走出去”有序持续推进。 
　　关键词：“一带一路”；校企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实践探索；思考 
　　作者简介：张慧波（1966-），男，内蒙古通辽人，“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理事长，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管理；祝蕾（1986-），女，黑龙江黑河人，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国际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职教育援非综合能力建设及耦合治理研究”（编号：14YJA880093），主持人：张慧波；浙江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2016年高职分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研究课题“高职院校‘走出去’办学的战略与路径研究——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人：岑咏；2016年浙江省教科规划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职教援外培训助推企业‘走出去’研究”（编号：2016SCG123），主持人：胡宇。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2-0125-06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既有利于构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又契合了沿线国家发展愿景，创生了一种紧密连结各国利益的全新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带来了绝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走出去”，倒逼学校内涵建设的提升；另一方面，带动中国职教标准输出，抢占世界教育领域的话语权，从世界边缘走向中心舞台，为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多重机遇 
　　（一）“一带一路”倡议为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一带一路”从中国出发，途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直到中东欧16国，覆盖了64个国家，涉及到的人口及经济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可谓市场巨大，未来的“一带一路”进程中，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实体加入进来，开放性会更强，预示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五通”，其中民心相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根基，而职业教育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抓手。设施、贸易、资金走到哪里，职业教育就延伸到哪里，最大限度发挥“软性”作用，不断厚植民意根基，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事半功倍的功效。 
　　（二）企业“走出去”迫切需要大量配套人力资源 
　　最近几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数量多，投资额度高，产业领域广，所需人力资源体量大。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3.72万家，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13573.9亿美元，在全球占比提升至5.2%，位居第六；“走出去”企业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和装备、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能源资源、农业、服务业等广泛的产业领域；2016年年末我境外企業雇佣外方员工134.3万人[1]。但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缺少在输出国熟悉中国设备能达到企业用人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许树森认为：“‘走出去’企业的后发劣势非常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源所在国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2]在对中航国际、中国通信服务、中国国家电网等在肯尼亚中资企业的走访调研中，普遍反映他们面临着招工的“两难”问题：一是派驻国内员工过去成本太高，比使用当地技术工人高出五倍左右，且还面临语言、文化等差异；二是当地技术工人大多技能水平较低，行动力很弱，也缺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认同，尽管对他们进行再培训，仍有标准化、体系化不足等问题，因而企业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员工。 
　　由此可见，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迫切需要高职院校助力。高职院校需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为“走出去”企业培养匹配其企业发展的当地雇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效益，改善竞争劣势，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使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行稳致远。 
　　（三）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高职教育的“中国经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百废待兴，它们普遍已认识到职业教育助推经济的重要作用，“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最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肯尼亚副总统在非洲世界银行PASET第四次论坛上指出：“非洲急需各行业生产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广大发展中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与中国过去有着一定相似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好的启发。肯尼亚总统特使、2030年远景规划办主任朱利斯·蒙兹·莫亚先生及贝宁总统顾问奥利维尔博科都在来访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时表示，要学习借鉴中国高职院校在教学和产教融合方面的成功模式，在其所在国复制中国职业院校的样本，培养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促进当地经济跨越式发展。尼日利亚教育部长托尼·高滋·安乌卡教授、毛里塔尼亚科研部部长思迪·奥德 萨达姆、卢旺达教育部长帕皮亚斯·穆萨菲瑞·玛里姆巴博士等非洲各国高级政府官员们都表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办学与改革创新方面的经验，较之发达国家更契合他们所在国的发展，更值得借鉴。 
　　我国高职院校经过数十年发展的经验累积，具备引领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能力。我国高职院校已经走过规模扩张的阶段，目前还处于内涵提升时期，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职教理念和办学模式，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后发优势。国内知名专家马树超教授曾统计过：“全国有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283个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3]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如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可以为留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岗位与就业机会，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高职院校具备输出中国职教标准和模式的“内功”。
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走出去”的实践探索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的多重机遇，一些高职院校进行了“走出去”工作的诸多探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示范高职院校和浙江省重点校，积极承担起教育部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重点推进项目——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计划。近年来，宁职院将“走出去”作为反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新抓手，对接输出国职业教育需求，多途径输出中国职业教育经验和成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一）构建“政校企协同”的援外培训机制，挖掘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渠道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自2007年开始承办中国政府人力资源援外培训项目，在实践探索中，构建了“政校企协同”的援外培训机制。商务部援外司等政府部门为援外培训提供项目设置与经费支持，进行宏观指导；学院具体负责援外培训项目的课程开发、实施和评价，对学员进行学业指导、考核并提供生活服务；招商局国际、宁波-舟山港集团、吉利汽车等大型企业全程参与制定培训方案、开发课程、提供师资，建立学员实训基地，形成了“政校企协同”援外培训的良性发展机制。2012年，商务部授予宁职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成为全国唯一的职业教育类援外培训基地。 
　　迄今，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圆满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委托的近百期发展中国家援外研修班，培训领域涉及职业教育、港口管理及汽车管理、基础教育及工业领域等。累计对缅甸、泰国、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埃及等113个发展中国家近2000名产业界官员、职业教育官员和教师进行了培训。针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已受训学员的问卷调查显示，86.65%的学员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与模式对本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79.32%学员表示，回国后将把中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和项目化课程开发等成功经验运用到他们的实际工作中，有效输出中国职教的理念与模式；同时，援外培训提升了对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留学生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就有50多名，其中近90%来自于已受训学员的推介；通过商务部委托的“上门”培训及援建学校等相关援外项目，积极拓展海外办学新渠道，斯里兰卡、卢旺达、缅甸等海外办学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二）盘活境内外各方已有资源，拓展高职院校“走出去”的路径 
　　基于“走出去”的过程中输出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不稳定因素的考量，为减少风险，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充分依托本国及输出国政、校、企各方的现有资源，探索高职院校伴随中资企业“走出去”、依托输出国当地资源办学、与国际组织合作办学等多种“走出去”路径。 
　　2013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整合浙江天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贝宁等西非地区深耕多年的关系资源、以及贝宁CERCO学院的已有教育资源，开始探讨在贝宁合作办学事宜，旨在为在西非各国的中资企业培养培训本土的各类实用技能型人才，为企业与当地更深更广的经济合作提供人才保障。2016年10月18日，宁职院与贝宁CERCO学院联合举办的“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贝宁科托努市正式挂牌，开创浙江高职院校海外办学的先河。“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合作办学的模式在贝宁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年10月22日，贝宁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长埃尔韦·埃奥梅、贝宁经济财政部长罗穆亚尔德·瓦达尼、贝宁总统顾问奥利维尔博科一行在华访问期间，专程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为贝宁等西非国家培养更多当地急需人才。 
　　此外，寧波职业技术学院与国际组织积极对接，与世界银行非洲区域的职教项目正有序推进中；2017年5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访问柬埔寨和斯里兰卡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当地高校，达成在两国共同创办职教培训中心、职业教育学院的意向，现正就合作相关细节进行磋商。 
　　（三）依托相关研究机构，降低高职院校“走出去”的风险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与教育部中心职教所共建的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摸清输出国国情现状，加强对输出国职业教育及人力资源的研究，提供输出国境外办学的科学设计方案，降低了“走出去”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采用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自2014年以来，每年均派出专职人员赴发展中国家调研职业教育发展，连续对肯尼亚、南非、贝宁、斯里兰卡等进行了调研。目前已全面梳理埃及、埃塞俄比亚、博茨瓦纳、厄立特里亚、冈比亚等22个非洲英语国家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况；系统研究了尼泊尔、斯里兰卡、南非等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每个国家完成了约2万字的研究报告；参与了2014年中国政府对也门重点援建项目“也中友谊科技学院”建设方案的研究与设计；赴贝宁实地调研，参与完成“中非（贝宁）职业教育学院”的筹建工作；参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职业教育海外培训项目的课程设计和开展，直接赴斯里兰卡完成海外培训的授课任务，助推了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步伐；2017年9月，通过赴缅甸现场察看、开会研讨、企业走访、方案交流等方式，参与完成了《商务部援助缅甸曼德勒第二工业培训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调研报告。 
　　（四）搭建产教协同平台，形成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合力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全国首个“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自2016年10月发起成立倡议以来，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商务部、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政府部门和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引起高职院校的积极响应和“一带一路”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媒体的高度关注。倡议发起至今，已有来自全国的百余家高职院校、中航国际等多家不同行业的龙头企业，以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家半导体产业联盟等多个行业组织加入联盟。 
　　目前，联盟正统筹产教双方资源，有序推进“走出去”工作。联盟单位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委托联盟培训肯尼亚当地电子技术人员，目前已完成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制工作；2017年4月—5月，受商务部援外司委托，联盟单位机械工业第六设计院与联盟院校单位对商务部援建卢旺达MUSANZE综合技术学校扩建项目进行了近1个月的实地考察，撰写了MUSANZE综合技术学校扩建方案，通过了商务部的立项论证；2016年12月29日，肯尼亚总统特使、2030年远景规划办主任朱利斯·蒙兹·莫亚先生一行六人，在莅临联盟发起单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考察交流时，表达了希望联盟单位参与共建“拉姆学院”的意愿，并希望将该学院打造为服务肯尼亚并辐射整个非洲的技术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五）完善校内人事、教学、科研等配套政策，增强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内功 
　　“双师双能双语”的师资储备是“走出去”办学的前提条件。高职院校懂专业的教师，语言水平却无法胜任海外授课；缺乏国际化背景，对海外生活教学的适应能力差，缺少跨文化交际能力，对海外教学很不自信；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认识，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发展中国家，缺少海外授课积极性。基于匹配海外办学的师资较为紧缺，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特制订“双师双能双语”师资培养政策与中长期规划，提升教师专业外语授课的水平与日常交际的外语水平，强化跨文化意识，消除对发展中国家的偏见，树立中国高职院校海外授课的积极形象，展现中国高职院校的高尚风采。出台“双师双能双语”教师认定与管理办法，坚持激励考核导向，明确教师个体、各分院（部）的考核要求，与职称评聘、部门业绩考核等衔接，形成政策合力，有效地提升了师资队伍境外授课水平。 
　　学校内部缺乏相配套的激励制度，鼓励海外授课的氛围不够浓厚，是阻碍高职院校“走出去”另一阻力。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完善校内激励教师境外授课的政策，通过精神与物质两个维度，最大限度调动教师海外授课的积极性。《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海外办学公派出国人员待遇暂行规定》里明确按境外授课地区环境艰苦程度的不同划分不同等级，予以不同额度津贴，在评定职称时予以优先考虑。此外，对海外授课的授课补贴、差旅补贴、撰写海外授课教材等进行高额奖励。 
　　三、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困局审视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面临的诸多挑战也导致高职院校“走出去”陷入困局。 
　　（一）缺乏系统顶层设计 
　　目前教育主管部门政策偏重“引进来”，对“中外合作办学”等“引进来”有相关的规定[4]。而有关“走出去”的法规，仅有2002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且并未有一系列的相关细则，尤其对职业教育“走出去”更是缺少相关的文件规定，如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理规定》（2001年7月30日）中“中国政府奖学金”类别中没有专科奖学金，教育部关于执行《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2000]18号）的相关规定对于留学生的实习也不适合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完全将国际化作为职业院校考核指标，国际化仅仅是学校个体行为。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未与时俱进，使用的还是若干年前的考核指標，甚至与国家政策导向不完全一致。大部分教育主管部门都缺少对职业教育的鼓励政策。匮乏相关配套法规政策的跟进。海外办学会涉及到国有资产输出，且对这部分资产管理难度很大，另外对高职院校海外办学相关的管理团队或教学团队出入境限制也会影响到合作项目的推进。 
　　（二）缺乏充足稳定经费 
　　海外办学需要资金保障。包含前期互访、调研、论证、筹备等启动资金，后期的场租费、人员薪资费、设备采购维护费、交通费、保险费，教师海外授课的“吃住行”与课时补贴等。一方面，目前高职院校海外办学都仅靠学校自身资金，而海外办学耗费巨大，仅凭高职院校一己之力，难以维持项目长期良性运作。另一方面，对海外中资企业捐赠的专款与设备难以管理。部分海外中资企业出于企业自身发展诉求，有意愿捐赠设备或款项目，但捐赠给当地合作院校，中方院校就失去了监控权，捐赠给中方院校，会面临海外投资的高征税。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7所试点院校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为例，因为没有设立专项，只能各方从现有渠道合力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只能申请援建、8家院校的资金和设备无法直接投入到境外、中央财政无法支持而只能从8家院校所在省市财政给予支持等等。协调难度大、时间周期长、有些政策暂时无法突破、有些资金使用了将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5]。 
　　（三）缺乏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机制 
　　高职院校无法满足企业方海外生产与经营的发展诉求。“走出去”企业迫切需要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人力资源等国情有一定的了解，迫切需要匹配企业“走出去”的人力资源，迫切需要企业海外发展的相关技术支撑，但目前很多高职院校还无法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校企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渠道。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反映“走出去”难，不知道“去哪里、干什么”，缺乏信息和媒人。”重庆市原副市长窦瑞华表示，职业院校走出去首先需要建立相关的信息沟通交流平台，并且能够长期化[6]。缺少利益共赢机制。境外校企合作同样需要共赢机制，而目前这样的共赢点似乎并不多，这同样制约了学校伴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四、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对策反思 
　　面对上述多重挑战造成的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困局，高职院校呼唤国家加强政策引导和经费保障。 
　　（一）强化政策保障 
　　1.优化“走出去”办学的顶层设计，国家层面对高职院校“走出去”办学进行系统规划。出台一系列“走出去”办学的指导政策和专门的规划，明确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战略定位和作用，规范性质、宗旨、业务范围等。加强各相关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的建设。将高职院校“走出去”列入国家相关部门的工作规划，通过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协调将各相关部门联动起来，形成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工作合力。 
　　2.构建相关配套法规政策，提高高职院校海外办学积极性。将留学高职院校纳入“留学中国”的总体框架予以统筹规划，吸引留学生来高职院校就读。将涉及高职院校层次的专科奖学金纳入“中国政府奖学金”范畴，各类涉及招收留学生的奖学金也予以高职院校同等待遇。对于留学生的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管理除遵守有关涉外规定外，也应考虑职业教育教学的特殊性，放宽留学生顶岗实习限制，对留学生实习或实践地点、实习人数、实习岗位相关问题予以明确。健全海外办学资产管理制度，减少高职院校海外办学资产管理顾虑。鉴于高职院校海外办学涉及资产输出这一敏感性问题，应对高职院校海外办学资产的管理出台相关细则予以引导和规范。简化教师海外审批流程，放宽限制。对高职院校海外办学教学与管理人员的出国与其他性质的出国实施以任务为导向的区别管理，针对高职院校海外办学项目可出台高职院校教师出国出境的相关政策，海外办学涉及到的派驻教师也可参照其他学术人员政策管理，灵活施行审核，简化出国程序，使高职院校海外办学更便捷和高效。增加监管和考核政策，完善各类奖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到位。
（二）开拓经费来源渠道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设立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专项资金，用于职业教育境外开展培训、服务企业走出去等助推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项目。应认识到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布局中对企业人力资源培育提升的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从“一带一路”相关专项资金中划拨出职业教育助推企业“走出去”基金。也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和民间力量的重要作用，探讨新型多元投入机制。境外办学主体除政校企三方外，也涉及许多如行业组织、研究机构、民间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开辟多方经费来源，构建稳定的相关方经费投入渠道。 
　　（三）健全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机制与路径 
　　1.健全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打造“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共同体。目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宁波市教育局、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倡议的全国首个“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成立后，陆续成立了多个职业教育校企协同联盟，并已初显成效。通过联盟搭建产教协同对话协商平台，解决了原来单打独斗“走出去”的困境，将每个联盟成员风险降到最低。搭建校企双方协同“走出去”的信息交互平台，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新信息及政策法规，积极开展跨境的多层次线下校企资源实体对接活动。寻求利益平衡点，出台免减退税等吸引鼓励企业参与海外办学的法律法规，完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顶层设计建立政校企参与的联动工作机制，增强沟通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增加高职院校海外办学模式的多样性。 
　　2.满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多元诉求。高职院校要依据输出国当地的产业与教育基础，结合企业海外生产、经营及贸易的布局，锚定企业“走出去”所需的中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培養目标与培养模式，进行专业设置与课程设计。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在莫桑比克实施地质勘查找矿项目，依托该项目创新学生实训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成效[8]。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培训合格的当地雇员。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合作承担赤道几内亚吉布洛水电站运行管理技术人员的培训，极大的提升了赤道几内亚吉布洛水电站运行管理技术人员的应用技术水平[9]。为企业撰写培训输出国当地员工的教材，做输出国的国情咨询等前期调研服务，参与企业海外项目调研和论证的管理咨询服务，协助企业做“走出去”的技术服务等增值服务。 
　　此外，高职院校自身也要在对“走出去”的现实进行深刻审视的基础上，厘清发展思路，谋划发展战略，探索发展路径，规避高职院校“走出去”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风险。如自身软硬件条件不具备开展海外办学的实力，不要“追风”“一拥而上”；不能为了追求“概念”、项目数量和考核指标而进行海外办学；不能重“立”轻“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最后不了了之；对“学历教育”的潜在风险要引起高度重视，遵循先培训后学历教育的顺序，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时候试水“学历教育”；不追求做大而全的职业教育“走出去”模板，而要尊重实际，选择适合自身的项目等。 
　　参考文献： 
　　[1]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 
　　[2]许树森.“走出去”，职教应与企业同行[N].光明日报，2017-02-16（14）. 
　　[3]翟帆.中国高职：形成国际影响力，期盼专项再引导——访高职质量年报主编、上海市教科院高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树超[N].中国教育报，2017-07-18（03）. 
　　[4]莫玉婉.“走出去”办学：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路径简论[J].职业技术教育，2016（1）：13-17. 
　　[5]许树森.“走出去”，职教应与企业同行[N].光明日报，2017-02-16（14）. 
　　[6]李丹.练就“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范儿[N].中国教育报，2017-08-22（04）. 
　　[7]赵鹏飞，曾仙乐，黄河，等.“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海外办学模式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8）：33-36+41. 
　　[8][9]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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