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行为逻辑，应当成为当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根基与理念，也为职业教育赋予了新的时代意蕴与丰富内涵。基于实践哲学指导的职业教育发展，更需要我们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进行全面的审视，必须兼顾终身教育与人的终身发展、正式与非正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协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均衡，兼顾职业教育的长期与短期目标等内部结构的要素与博弈。在指导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上，认清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环境，做出一系列基于解决现实实践困境的改革。 
　　关键词：实践哲学；职业教育；培训；维度考量；改革发展 
　　作者简介：刘晓（1982-），男，山东淄博人，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浙江省一流学科和浙江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学科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学科资助；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定期监督工作机制”联合研究项目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2-0013-08 
　　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几乎为所有的哲学家使用，也成为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行为逻辑，成为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教育作为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实践，这就决定我们对“教育是什么”的考察必须置于实践论而非认识论的视域之中[1]。职业教育亦如此。长期以来，在传统学科思维逻辑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常常受到思辨或理论哲学的指导，强调运用逻辑方法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追求目标的根本手段，以力求通过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对职业教育作出完整圆通的解释说明。诚然，基于思辨哲学的职业教育理论基础，有助于对职业教育基本问题及其逻辑关系的探索、揭示和解读，有利于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职业教育基本问题即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方面的基本问题和职业教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解析。不可否认，提出并研究职业教育基本问题有利于职业教育研究地位的确立、本质认识的加深、学科视野的拓展以及理论体系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是职业教育学科走向丰富、走向完善、走向成熟的重要前提。但时至今日，大量的理论工作者却不自觉地偏向于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而忽视了现实问题的关照，以至于职业教育研究始终无法跟上亿万人参与的丰富多彩的职业教育实践，理论也因普遍缺失现实的有力支持而干瘪贫瘠[2]。于是造成了如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对立：第一，理论派与实践派存有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相互指责、各自为政；第二，职业教育缺乏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逻辑，学科立场不明确，缺乏持续性的、可积累的理论知识；第三，职业教育研究系统内部缺乏一种研究的基础（哲学反思），研究者则缺少在此基础上对职业教育问题的把握、分析和决策能力。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建立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种基于实践、面向实践的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一、实践哲学与职业教育的现代意蕴 
　　实践并非一个新概念，从中西哲学的历史来看，有关实践的讨论绵绵不断。就西方哲学而言，最早对实践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实践的理解主要与伦理政治领域相关。他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相应的知识或思想也可划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制作或生产性的知识。在他看来，实践与理论、创制不同，它把握的不是事物普遍的本质，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不是将物变好的技艺活动，而是将人变好的伦理活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以后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实践哲学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知识部门，已经摆脱了以前同理论哲学相混杂的状态[3]。后来，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康德将理性功能和活动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并据此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世界）上进行。前者主要是通过对现象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问题的理解来解释知识和科学的人，后者主要是通过信仰和解决问题来解决本体世界问题的人。康德之后，西方哲学开始了对传统的批判，其矛头主要是针对投机或理论方面的。实践哲学已成为哲学发展的潮流，但仍然具有较强的思辨哲学性；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都走向实践哲学。一般来说，实践哲学有两个含义：一是作为哲学的性质，与思辨哲学、理论哲学相对；二是作为知识学科的名称与第一哲学、本体论、知识论相对，在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哲学等[4]。自此，对事物的認识不再致力于建构大而全的概念范畴体系，而是强调行为、实践的首要性。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在国际上，“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概念明确出现在十八世纪之交的欧洲。中世纪以来，职业教育一直以“学徒制”（apprenticeship）形式存在，其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相对成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初始阶段主要发轫于中世纪时期兴起的工匠手工业的培训和行会制度的发展。在行会成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国家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非常相似，其主要模式是基于行会学徒制的形式存在并延续。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以及城市的出现，一些西方国家开始以学校的形式进行“技术教育”。如英国最早设立务实的学校即学园（Academy），后来为“实科学校”；美国早起传授实用知识和技能的“文实学校”。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以教育成本低并以培养高级应用性和技术性人才为特点的专科学校，如技术学院、多科技术学院、教育学院也在欧美发展起来。几个世纪以来，对于“职业教育”这个概念，尽管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就内涵而言已经达成共识。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中提出了“技术与职业教育”（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理解其含义如下：（1）它是普通教育的组织部分；（2）它是在特定的职业领域进行就业准备的手段；（3）它是继续教育的一个方面[5]。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规范使用了“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概念，并理解为“主要指导学生从事特定职业或专业某类职业中从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专业知识和认识而设计的”。在1999年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一词。2012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职业教育大会则提出用“职业技术技能发展”（TVSD）来替代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
通过对职业教育概念与名称演化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蕴逐渐呈现一种规律：首先，内涵上由“就业准备”扩展为“从业所需”中隐含了创业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其次，外延上突破了“作为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的框框而形成初、中、高体系。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字眼和名称的变化，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正开始逐步由最初的思辨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下的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概念需要更加清晰化，特别是要更加强调技能培训。职业教育需要范式的转变。新的范式需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同时也需要帮助学习者去开发他们自身的技能，增强他们的发展潜力，满足受训者终身学习和发展方面的需求。自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举办以来，在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和其地位提升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尤其在教育培训和在终身学习领域下的职业教育的角色扮演相结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可能需要完善和扩大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概念，以便在培养特定职业所需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关键能力，同时让人们普遍了解职业教育包含在多种不同环境下进行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随着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崛起，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内容中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增加。此外，随着各国教育、培训和就业部门之间合作关系的加强，教育、培训和就业相互隔绝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由职前教育、就业培训和在职培训构成的统一而连续的整体。 
　　就本文而言，所指“职业教育”在概念范畴上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技术教育、正式和非正式的技术培训、正规和非正规职业教育、正规和非正规职业培训、职业先修教育和培训、多元化的职业中等教育、政府办和私营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技术和职业再培训。在内涵上，笔者认为“职业教育”应是包括一系列教育、培训和发展活动的统称，即：（1）准备工作的人或协助他们目前的工作；（2）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手段发展和提高能力、态度和知识[6]。职业教育需要采取或制定明确的哲学原则，以指导、支持或创造改变工作场所的做法。为了满足当今和未来工作场所的需求，教育工作者必须意识到促进职业技术需求和个人发展的哲学。为此，实践哲学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新的哲学观点的认识，即：让学生们自信并能在成功的职业生涯中获得好工作，以及他们能获得过上舒适生活的收入；让一个接受高度训练的人能胜任今天和未来行业所需技能；接受良好职业培训的劳动者能够获得合理的高薪和福利；给社会的回报是低失业率和高生产率，同时保证政府有良好的税收并为职业教育买单[7]。 
　　二、实践哲学视域下的职业教育发展考量 
　　对世界各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与演化进行历史审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深层的历史规律：一是各个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与演变，都是其内在扎根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职业教育发展也往往与教育内部的诸多要素的发达程度和博弈均衡，职业教育的发展样态通常也是内部各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因此，基于实践哲学指导的职业教育发展，更需要我们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此，本文拟勾勒一个职业教育发展的考量要素。 
　　（一）终身教育与人的终身职业发展 
　　人类进入21世纪，崭新的科技、经济和社会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新的时代特征：全球化造就了“地球村”，知识经济带来了知识工人，终身教育营造了学习化社会，网络时代铺设了信息化高速公路，市场经济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等等。这些时代特征全面加速了世界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对人们在工作、家庭和社会中普遍适应新生活环境的需求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傳统的工作场所已经发生了重组，人们的工作和任务被一系列崭新的技术进行了重新设计，新的企业和工作形态已经替代了过去传统的工作，这也必然对职业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作为一个单一的完整工作生活的准备和旨在提供一次性教育和培训的职业教育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人们现在必须保持对知识和技能的终身追求，努力跟上迅速变化的工作和家庭环境。因此，职业教育必须适应不断进行的外在需求变化，并在相关的课程和机制之间建立内在联系，以便在多个教育渠道之间进行适当的转换。为了给学生提供必要的灵活性以及在具体的变化领域定期重新设计课程，课程建立在一个模块化的结构上是可取的。在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工人流动性的情况下，更希望这些模块化课程结构在国家间合作区域基础上得到标准化[8]。 
　　（二）正式与非正式职业教育 
　　非正式的职业教育一词是用来描述有组织的正式教育过程之外的技能发展，通常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它通常包括通过与上级或同事进行非正式讨论获得技能和知识，以及通过复制和实践同事使用的工作流程和解决问题的技巧。这种技能的获得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并产生与工作场所特别相关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相关的工作经验，工作人员也可以发展高度的技能转移能力。职业教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认证以这种方式发展的知识、技能和态度。通常这些工作人员在已经具备相关技能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正式的学习，以满足许可或认证要求。这不仅是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的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而且浪费了学生和职工的时间，可能会使他们不仅从正式的学习中退学，还可能从劳动力队伍中撤出。因此，许多国家正试图改善正式和非正式职业教育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评估和评估正式计划以外的权限。 
　　（三）长期与短期职业教育目标的契合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应该关注短期还是长期目标结果的持续争论。那些赞成短期目标的人认为，工业生产力最好是通过集中培训工人在工作场所立即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如果要求人们在特定的应用中使用特殊的技能，那么他们应该在使用这些技术之前得到详细的指导，由此保证工人的能力和高质量的成品。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个人在一套技能或知识方面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下降，除非经常实践或刷新。以焊接工人为例，三年前他学到的特殊的焊接技术不可能继续适用于目前的工作，除非他在三年中一直使用。此外，焊接技术很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内通过升级设备或改变使用的程序进行修改。而持长期目标论的观点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浪费的，可能会创造一个对变化反应迟钝的不灵活的劳动力。由于每种新技术或新任务在引入之前都需要特殊的指导，因此在服务或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实质性的培训延迟。根据这一理论，首选的方法是培训工人强适应性，并将他们的技能和知识从一代技术、设备或工艺转移到下一代。这些工人的教育水平更为全面或综合，而且教授的技能更为通用。另外鼓励他们认识新旧之间的异同，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这两种观点在支持论证方面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实践中，最有用的选择是两者的结合。这需要一些在职培训。然而，由于较早期的综合技术教育，工人能够轻松吸收新的知识和技术，所以所需的培训程度被最小化了。要避免的危险是政策的两极分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国家正在设法通过改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并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综合的职业教育进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来联系更为密切的职前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9]。
（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围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问题一直以来是长期争论的焦点。关于哪个观点更成功，始终没有确定的答案。事实上，有些国家的例子都是作为主要的职业教育主旨有效运作的。例如在日本，中等教育的主要推动力是朝着普通教育的方向发展。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像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样采取职业化中等教育的举措。在许多国家也没有正规的高等技术教育体系。相反，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在工作场所为企业的所有员工提供与特定企业的流程和产品相关的特定职业培训。McCormick（1988）认为，这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只占少数劳动力，这为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10]。中等教育的普通教育方式和正规的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发展高水平的认知技能，包括识字和计算能力。McCormick声称日本的教育过程是作为一个人才分类系统。他观察到，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劳动力市场上，雇主重视正规职业教育体系取得了较高的成绩，表明了一般能力和勤奋的能力的重要性。他们并不期望被选中的新员工具有许多有用的具体职业技能。一旦新员工成为公司的一部分，这些具体职业技能是通过内部培训来发展的。McCormick指出，日本雇主的这种做法在日本被反映为一种文化规范，在这种规范中，能力加上艰苦的努力导致了成就，从而导致了精英地位和就业能力。因此，日本家庭内部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相当大的压力来帮助孩子们在学校内外学习。学业成就不仅是就业的关键，也是一个成就事业的关键，而被视为一个家庭的勤奋和荣誉。虽然这个例子说明了普通教育是就业前最主要的教育，但它也强调了文化价值和习俗如何影响某个国家的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性。与日本的做法相反，澳大利亚、英国等一些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行政策，将更具体的职业重点纳入中等教育和正规高等职业教育。这部分是为了应对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让离校人士在劳工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的需要。另一个因素是需要在高年级课程中提供职业选择，以满足越来越多留在学校但不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需求。与日本人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雇主尽可能寻求具有可以立即在工作场所应用知识和实用技能的新兵。这些政策重点的表现是：通过机构建立职业技能标准，如英国的NCVQ和澳大利亚的NTB，提供基于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将职业科目引入中学课程，评估和认证系统的可用性，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以外所获得的技能方面，需要特定职业的工业招聘政策，就业前申请人的技能，对TVET课程的抵制，普通教育的内容，和形成促进两者发展的机构，公共和私营职业导向的课程选择[11]。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中等教育职业化，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对青年劳动力市场高失业率的回应。特别重要的是，这类政策所针对的教育和培训项目与相关的就业创造举措相关，或者在就业前景预期增长的情况下处于研究领域。这进一步强调了将职业教育政策与政府和行业的其他政策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只有特殊的职业培训不会导致就业前景的改善，青年失业的困难才会进一步加剧。如果这种培训的唯一影响是在就业能力或工资水平方面增加预期（经过大量的个人努力），而在受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任何实际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则可能导致学生严重的挫折和失望。如果由于这样的训练，唯一的影响是进一步的失业，那么这样的学生将会有理由愤世嫉俗。另一方面，如果唯一的就业机会是由于其他适当的合格工人离职，因为新接受培训的申请人的资质更高，其结果就是人为地夸大了这些工作的招聘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往往会导致资格和相关的培训需求开始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不是职位本身的技能和知识要求。这会给技能培训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并削弱这些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简而言之，作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一部分的中等教育职业化必须与建设性的劳动力市场举措紧密结合。提高职业培训的水平而不把它与未来充分的就业机会联系起来，很可能只会加剧青年失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建立和开展职业教育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实际上不需要这样做，那么就可能会带来一些昂贵的徒劳行为。 
　　（五）技术转让与培训的可转移性 
　　职业教育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转让、开发和使用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新兴工业基地内开发相关技术，并不是通过在国外引进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来实现的。Squires（1987）和Varghese（1986）等人认为，技术转让必须适应行业和政府中许多机构涉及的有计划的发展的综合过程。这必须引起包括研究和发展组织、大学、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政策规划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以及那些对工业和经济发展负责的政治家的足够重视。他们推断，一旦技术有针对性，其转让应该进行谈判。然后应该在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工业研究机构以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构中系统地转移、吸收、调整、局部修改、发展、传播和应用。职业教育显然是这个创新链的重要一环。教师必须与他们的行业同事密切联系，开发和修改新的本土技术及其在当地工业中的应用。反过来，他们必须在课程中加入有效利用新技术所需的技能、知识和工作态度。Varghese认为，这应该是中学职业化的重要关注点。他认为当前的职业学校和技术学院太少，不足以确保迅速和广泛传播新的本土技术。他认为中学的职业课程可以提供更有效的方法[12]。如前所述，创新开发新技术的未来领域更多的可能是工业的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而不是传统的制造业。鉴于这些趋势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吸收、适应和应用新技术的未来机遇可能在于知识、信息处理和电信领域。 
　　人们需要在工作或家中适应不断增长的生活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需要发展必要的技能，将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態度转移到新的工作或生活中。无论是学习操作电脑还是家庭影院、人工智能洗衣机还是新车，无论是学习操作新型数控车床、智能机器人还是综合办公电脑系统，都必须具备能力调整他们现有的能力到新的形势。职业教育因此必须更有意识地教导人们如何学习。根据奥苏贝尔以及布鲁纳等人的学习理论，这是通过发展更有序的概念层次，并教导人们如何更有效地运用认知技能来组织他们现有的知识，以及将新的信息与现有的知识进行相应地处理。因此，职业教育不仅要求教授课程的职业目标中所规定的技术内容和性能，而且还要实际地教授学生学习过程本身。在未来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适应能力和快速适应新设备、工具、材料或工艺的能力很可能成为日益可销售的个人商品。将这些转移技能目标纳入未来课程的重要性将因此变得非常重要。
　三、实践哲学观照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考 
　　上述分析探讨了基于实践哲学的职业教育发展的理念，并试图构建一个实践哲学观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的向度。那么回到现实中，针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中的困境与矛盾，我们究竟该做出怎样的判断和建议，需要我们认真对此做出合理分析。 
　　（一）充分认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环境 
　　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已从“加快发展、构建职教体系”转向“完善体系、构建技能强国”，指引着我们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在2035年前后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是要求对职业教育的内涵认识不断丰富，职业教育体系的外延不断扩展。十九大报告首次正式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开始从整个国家技能形成的角度构建。过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狭义的学校职业教育系统内部，涉及的内容还是围绕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层面如何改善和优化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尚未站在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变革、就业市场变化以及教育改革等宏观背景下，从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角度来审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内涵、价值与功能发挥，导致职业教育在全社会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在深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完善国家技能形成体系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在职业教育系统外部的认可度不高等问题。此次，将职业教育概念扩展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概念，内涵上盡管与狭义层面的“职业教育”有诸多相关性，但也有其更加广义的内涵，即它以集体的方式、产业部门和教育部门合作的方式培养技能；它培养的技术技能是一种国家能力，是教育部门、产业部门集体协同的能力。二是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重大矛盾和变化的深刻影响，始终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三是要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进一步完善办学体制。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使我国过去以政府为主体的办学体制面临巨大挑战。今后要把我们的探索转向社会力量办学的巨大潜力。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激发职业教育的活力，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教育质量提高的根本保证。今后应当尽快健全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环境保障，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职业教育领域，建立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利益协调机制，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办学形式。 
　　（二）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与思考 
　　1.确保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合理结构。随着我国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普及化进程的加快，围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结构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看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有重要的收益。普通教育在提高学生认知技能、识字能力、计算能力和综合知识，促进面对变化时的适应能力，以及将现有知识和技能转移到新情况的能力具有基础作用。而职业教育则提供了即时有用的技能，并使学习者有机会在特定的工业流程或操作中发挥作用。国家应该努力确保这两种教育形式的合理结构，必须谨慎行事，避免从一个极端陷入另一个极端。 
　　2.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职业教育相关工作人员应确保与参与规划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政府部门和行业保持联系。应该建立信息交流系统和定期讨论职业教育与工业、经济计划之间关系的机制。应鼓励职业教育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参与，参与职业教育的规划、人才培养的改革以及邀请利益相关主体就规划的影响提出意见或评论。最重要的是需要确保经济、工业规划者和决策者了解职业教育在支持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以及设计和实施职业教育行动所需的时间。应该在规划倡议开始时就征求各利益主体的意见，以便他们可以在规划被锁定之前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种参与还使得职业教育代表能够开始进行必要的为经济、工业发展做准备的初步活动。 
　　3.探索职业教育与行业合作的新模式。职业教育和工业部门共同合作的重要性，远远不止是与对方的咨询委员会座谈或定期会议上得到体现。增加合作的一些选择是：在职业教育和工业界共同建立信息交流沟通平台，联合共享培训设施。工作人员之间加强交流，使职业教育加深对当前行业技术的认识，并使行业企业扩大其培训专业知识。联合开展项目合作，职业教育的人员参与基于行业的研究和开发，使职业教育和工业界可以合作参与技术转让。企业能够聘用职业教育工作人员从事工业培训项目，职业教育机构也能顺畅地聘请行业人员参加职业教育的培训项目，工业部门和职业教育机构之间进行培训师相互培训活动。工业部门能够与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包括向其他国家出口技术和培训项目。 
　　4.建立行业技能标准。为确保提高国家内部技能水平和为各国资格认可度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一项措施是建立国家或地区技能标准。这涉及三方发展和认可一套确定工商业内贸易和其他职业的技能标准。这些技能标准可以作为课程开发的基准，用于基于能力的绩效评估或工业奖励或职业许可、注册过程中的职业分类。标准通常基于可控制的条件下，必须在规定标准内执行的可评估任务或操作。技能标准是建立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程序的重要手段。 
　　5.应对青年失业者的挑战。青年失业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为离开学校，需要在困难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可为年轻人提供对雇主有吸引力的职业技能基础，提供求职技巧，让年轻人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以最有利的方式展示自己和技能，并能在将来采取合适的学习计划来克服工作中的技术困难。然而，在大多数国家，青年失业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雇主往往喜欢更有经验的工人。他们不愿意为缺乏经验和一般背景的年轻人支付大量薪水。因此，针对青年失业问题的培训计划必须采取综合战略，以确保在培训方案所针对的领域创造就业机会。这可能涉及到一些零星的方法，比如鼓励小企业，建立合作企业，把现有产业扩大到新市场，这些举措将导致更多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教育、劳动、就业和工业发展部门之间应进行战略合作，以确保青年就业工资具有竞争力，行业发展与培训举措相联系，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向年轻人提供有关培训计划的充分信息，以及特定培训与未来工业发展和相关工作机会的密切关系。为雇员和雇主提供足够的信息。参与工业和经济计划，确保将培训合格的青年工人纳入他们的计划和发展战略。行业主管和政府行政人员承诺，他们将支持任何综合计划中的培训举措和创造青年就业机会，以减少青年失业。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避免针对失业青年的没有带来真正的就业机会的培训项目。
6.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制约各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长期问题是职业教育成本高而政府资金有限。为此，各国正在探索解决这些困难的各种选择，并进行各种尝试，包括：（1）征费/赠款计划。（2）包括学生和雇主在内的福利制度。（3）职业教育机构与行业之间的合作项目（分担运营成本）。（4）有奖学金或者免除制度的报名费。（5）鼓励自由企业私人培訓机构提供政府认可的课程。（6）培训券计划，使政府能够帮助那些没有钱支付大额入学费用的弱势群体。（7）使用可以进行自学或在职学习的合格评定机构，并根据考核结果取得合格证明[13]。有限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资源能够专注于那些无法以这些方式发展能力的人，但需要更多结构化的学习环境。上述做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在一个国家运行的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国家，似乎没有一个适合任何国家情况的万全之策。在此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战略应该把资源集中在最优先的需求上，并找到创造性的方式分担培训的成本。必须始终采取特殊措施，确保获得教育、财务或其他形式的利益的公平。教育技术的使用可能提供一种更经济有效的职业教育的手段，但应该注意评估真实的收益和成本。技术与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的相关性必须加以评估。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需要对上述的决策进行全面评估，仔细研究一项举措的影响和实施问题，并仔细研究政府支出和用户成本方面的可行性，这些都应在实施技术教育计划之前进行。 
　　综上所述，本文将“实践哲学”作为指导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理念，旨在彰显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试图扭转当前思辨哲学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理论指导与职业教育实践的脱离，强调对现实实践问题的关照；二是进一步丰富职业教育的现实意蕴和内涵，摆脱过去对职业教育的狭义理解，在现实实践的范畴下重新审视和概括职业教育内涵的应有之义；三是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扎根于特定的土壤之中，除了关注宏观的社会因素外，更需要审视内部结构中的诸多因素的均衡和博弈，这样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才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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