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职业教育在历史的发展中，先后经历墨家思想、科学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行為主义、多元哲学、人本主义哲学等哲学派别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彰显着不同侧重的服务职能。在融合中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结构功能主义的取向，并与国家的政治哲学相关联。面向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哲学应更加关注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并注意继承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为厚重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职业教育；哲学；演变；规律；趋势 
　　作者简介：陈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Carsten Schmidtke，美国阿肯色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教育。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源供给侧视角下普职教育衔接研究”（批准号：17JYC011），主持人：陈鹏；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江苏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批准号：2017ZSTD020），主持人：崔景贵；江苏省“青蓝工程”项目（批准号：苏教师﹝2016﹞15号）资助。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2-0006-07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从2007年的26801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6年的743585亿元人民币。尽管近两年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2016年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增长率排名世界第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无论是经济的规模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供给，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擎作用。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第三季度全国97个所调查城市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强烈，供需严重失衡，高级技能人员、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09、2.08和1.92[1]。一系列数字的对比提示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国如何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高技能人才来支撑国家经济的发展呢？在此基础上，又应该如何响应新时代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关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很多研究者纷纷展开论述并建言献策，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隐藏在职业教育发展背后的哲学基础。哲学是什么？哲学的功能何在？美国学者埃利亚斯（Elias）和梅里亚姆（Merriam）认为，哲学可以澄清问题，帮助人们做出合乎情理的决定[2]。这同样可以用来解决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哲学发展的历史，总结背后发展的规律，进而展望中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历史嬗变 
　　中国职业教育哲学源远流长，伴随着整个职业教育乃至教育的发展史，并与国家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在特定的时代发挥着其特有的价值，促进着职业教育不断走向完善。关于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发展史，笔者在此前的一篇研究成果中将其分为六个阶段[3]。本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并将其分为七个阶段。 
　　（一）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狭缝中职业教育的萌芽 
　　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的传统哲学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教育领域达2000多年的时间，在“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职业教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萌芽。在儒家思想里，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君子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但它却没有给予技术技能一个合法的地位，这种技术技能只能由贫穷的孩子在家里跟随父母或长辈学习，而不是在学校里进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非常鄙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当其弟子樊迟询问有关种田的技术时，孔子批评其为“小人”。因为在孔子眼里，“君子向上通达的是道，小人向下通达的是术。”但是，幸运的是，在战国初期中国出现了原始的职业教育哲学思想，它是由当时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提出来的。墨子认为，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他更为关注体力劳动者的教育，强调农民和工匠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墨子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风筝的人，精通工艺技术、建筑技术、制造技术，同时还将各种技术传授给后代，例如他将制作风筝的技术传给了其弟子鲁班，这深刻印证墨子对技术教育实践的重视。电影《墨攻》中“墨者革离”的守城技术正是对墨家建筑技术的形象隐喻和历史褒奖。墨子培养的技术人才不仅要懂乎“术”，而且还要知乎“道”，凸显出“德技双馨”的人才培养规格，因而其学生鲁班成为我国工匠的鼻祖。但是不幸的是，在西汉初年由于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儒家思想就此成为正统的国家政治哲学，此后墨家思想逐渐消失，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充分的萌芽，一直没有取得合法性的地位，更多的是在家庭或手工作坊中通过学徒制的形式呈现。 
　　（二）1840-1912年：科学主义与实业教育的引入 
　　直到19世纪后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哲学才迎来新的曙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批教育思想家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实业教育得以产生。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裴斯泰洛齐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民众苦难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导致他们不会安排生产，因此他通过创办儿童学校践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思想。另一位代表人物赫尔巴特认为，职业培训在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里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实施，因为国家需要有效的劳动力[4]。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各地通过创办各种新式学堂，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培养在造船、军事、矿物、冶炼、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国家需要的实用型人才，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随着第一所实业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在1866年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诞生。福州船政学堂“训练造船制器的工匠”，并雇佣外国工匠“教导中国工匠、匠首及艺童”[5]。随后，各类学堂在地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不仅包括军事、工程领域，还涉及到农、政、商等行业，但各地的学堂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制等方面差异甚大。清政府为进一步规范统一办学，分别在1902年、1904年、1912-1913年颁布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等一系列现代学制，尤其是在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从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到高等实业学堂之完整实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雏形。
（三）1912-1949年：实用主义与现代职业教育的建立 
　　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开始从美国传入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领域体现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史奈登认为，学校是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教育是一种“药剂品”[6]，在职业教育方面他倡导真正的“职业教育”，即“一种为装备青年人走向认知职业而设计的教育模式”，并保证毕业生能够与经济活动的世界相一致[7]。这种思想很快被布鲁索发扬光大，并最终促成美国现代职业学校系统的建立。民国初年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失业率增加，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而实业教育逐步走向高大上的发展道路，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因此需要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新型职业教育形式。为此，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并在考察美国职业教育后，将蕴含有实用哲学的现代职业学校引入到中国，很快创办了中华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个人谋生做准备，二是为个体服务社会做准备，三是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社会生产力做准备，并将其作为中华职教社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职业学校则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并提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教育原则，以实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目的。随着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职业教育替代了原来的实业教育，第一次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进而开启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起点。而后，黄炎培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要求职业教育与一切教育界、一切职业界和一切社会界相联系，奠定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天然优势。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下，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关注国民的“生活之知识”和“生产之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含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 
　　（四）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与建国后职业教育的改革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经济的重建成为国家政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职业教育则成为履行这种政治任务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职业教育充分彰显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哲学理念。事实上，从1921年开始，在中央苏区和敌后根据地进行的工农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可以视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的雏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的真正任务就是要揭露和消除隐藏在无产阶级头脑中掩盖事实真相的虚假意识，从而解放全人类；而且教育应包括智力、体力的发展，以及工艺技术的培训[8]。“工艺技术培训”“综合技术教育”作为前苏联职业教育的实践形式，它面向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特别重视“技术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都得到重要发展，其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招生政策具有普惠性，对培养新中国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在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方式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社会必须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学结合。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面对当时中国“人多、穷、生活水平低”的社会现实，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教育模式成为职业教育新的实践形式，且符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哲学原理。然而，在1966-1976年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职业教育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被抛弃，建国后获得一定规模发展的职业教育遭受重创。 
　　（五）1978-2000年：改良的马克思主义与职业教育的经济服务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被重新确立，职业教育哲学随之发生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被遗弃，而是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也需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基础是民生之本，要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首先解决好经济问题。邓小平认为，教育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在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发挥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形式，理应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渐确立起来。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实现“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91年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强调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于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意义；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特别指出，职业教育是一项国家教育事业，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因此，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行为主义的取向，在培养目标上注重技术能力的训练，在课程建设上借鉴德国、美国、国际劳工组织等能力取向的课程模式如CBE、能力模块课程、项目课程等，在实践方式上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互通都在《职业教育法》中得以明确。可以说，行为主义导向的职业教育实践方式、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式为特定时代的中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六）2000-2010年：实用主义哲学的复归与多元哲学的并存 
　　2000年后，实用主义哲学呈现复归的趋势。实用主义哲学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视角出发，不仅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关注人类本體的诉求。“科学发展观”理论是此时国家政治哲学的代表，“科学发展”意味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不再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唯一任务，在经济的粗放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需关注生态环境的建设。但是在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因此，此时的政治哲学思想其实融合了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进步主义、行为主义等多元哲学思潮，不仅关注教育的普及与公民素养的提高，还关注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因此，有学者认为，此时中国正处于职业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十字路口，处于中西方哲学的交汇中，很难说朝着某一单一的方向发展[9]。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哲学与旨在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更加贴近。在兼顾社会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逐步关注个体的诉求与综合能力的培养。首先，在服务的对象上，职业教育的面向更广，普惠性的特点更加彰显。2002年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不仅面向初、高中毕业生，还面向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上强调，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应确保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其次，在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上，综合素质教育得以进一步强调，2002年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特别指出职业教育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文化基础教育、职业能力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另一方面，此时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功能仍在彰显，在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国家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要途径。
（七）2010年以来：人本主义哲学的渐显与职业教育的人性关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人本主义哲学的意蕴渐显。2012年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得以孕育和发展，并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得以确立。人本主义哲学关照人之本体，关心个体的完满发展，关注和谐关系的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对国家未来几年的发展做了全方位的规划。据统计，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出现了203次，彰显出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关照，彰显出新时代人本主义哲学的意蕴。新的时期，经济的发展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教育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优先发展教育”。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对于职业教育，习近平同样寄予厚望，认为职业教育不仅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因此职业教育应“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因此，职业教育承载着人人“成才”“成功”“出彩”的重要责任。为实现这些目标，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政策文件先后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规划，如旨在通过到2020年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完善人才多样化成长渠道；通过健全技能高考、单独招生、技能拔尖免试等办法，为学生接受不同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元渠道。人本主义哲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不仅关注个体成长路径的获取，还关注在此基础上的职业生活的美好。在这一时期，“工匠精神”得以大力弘扬，每一位值得尊敬的劳动者都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在社会中发扬光大。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每一位职业人都将获得幸福的“职业生活”，进而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力量。 
　　二、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演变规律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在特定时代的哲学背景之上，在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与发展。从以上七个阶段的演变历程来看，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国家政治哲学共命运 
　　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上，相继经历墨家思想、科学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行为主义、多元哲学思潮以及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彰显出中国职业教育哲学嬗变的历史发展规律。在这一纵向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每个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都与国家的政治哲学紧密联系，并为国家特殊时期的发展任务贡献着力量。墨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与儒家、道家并列的三大哲学体系之一，在特殊的社会时期对于早期职业教育的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基础。虽然后来儒家作为中国古代正统的哲学思想被国家所贯彻，墨家思想逐渐走向消亡，但是它在民间对职业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欧洲科学主义思想是在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尤其是由代表上层阶级利益的开明地方官员组成的洋务派在实业教育的引进中起到了积极带头作用，他们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拯救了特殊时期中国的命运，奠定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开端。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进一步借鉴西方教育哲学，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得以降生，在面向最基层人民的生计、生活方面发挥了普惠性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职业教育与国家政治哲学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复兴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国家政治哲学一直在不断地更新与完善，在此基础上的职业教育也在不断丰富着其服务的职能。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与国家的命运共始终，与民族的命运同“甘苦”。 
　　（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始终蕴意其中 
　　不同时期的职业教育哲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职业教育哲学在历史的实践中也蕴意有另一显著的共同特点，即体现着一定程度的结构功能主义意蕴。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由一系列相关的部分组成，为了运行良好，这些要素必须相互协调一致，任何超乎寻常的因素都会导致要素之间的冲突，进而引发整体社会的非和谐状态[10]。中国职业教育虽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执行着特殊时期所需的特定职能，但总體呈现出结构功能主义的哲学视角，即在寻求职业教育不同功能方面的统一性。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之“为个人谋生做准备”“为个体服务社会做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社会生产力做准备”三重递进式目的，正彰显出特殊时期职业教育在服务个体的基础上完善社会秩序的重要价值。社会、国家、世界由每一个个体组成，只有处于其中的所有个体的生计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才能谈及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世界的进步。在此基础上，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更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另一视角的阐释，即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只有关注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与职业世界、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才能实现职业教育本身的完善和健全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因此职业教育在发挥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但是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经济本身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正是职业教育结构功能主义的重要体现。新的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哲学开始逐步关注社会生态、绿色发展、人类文明等话题，科学发展观、人民美好生活幸福的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新时期社会关注的重点，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人人皆可出彩”的服务个体职能的过程中，必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建构，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最为充分的注释。
（三）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结合 
　　中国职业教育在历史的发展中，融汇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儒家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深远。儒家哲学对“圣人”“贤人”“君子”的培养是为了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体现出强烈的结构功能主义意蕴。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职业教育在不同时期都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综合素养的培养。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在帮助个人获得“一技之长”“自求知识的能力”“坚定的意志和优美的感情”的终极目的就是造就“健全优良分子”，以促使个体在获得适当生活的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黄炎培尤其强调“精神陶冶”的价值，认为“高尚纯洁的人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是支撑个體完成社会使命和职业任务的根本精神。在新的时期，“坚持立德树人”成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这既是对高素质、高品格人才培养的诉求，也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德技并重”是对新时期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最好诠释。另一方面，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思想引导下传入的实业教育以及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引入的现代职业教育，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祖国的悲惨命运，先进的教育思想家将西方的教育理念或实践方式引入中国，并结合本国的实际进一步本土化，促成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产生，进而职业教育体系不断走向系统化。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引入的“技术教育”促进了我国技工教育的发展，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实践形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虽然逐步建立起适合本国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是在课程模式、教学方式等微观实践层面却也借鉴了德国双元制和行动导向教学法，促进了职业教育实践形式的灵活化。时至今日，融合中西方哲学思想的职业教育仍在中国不断进行着，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名片。 
　　三、中国职业教育哲学的未来展望 
　　在新的时代，面对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为满足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新需求，未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哲学理论该走向何方？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建议： 
　　（一）人本主义哲学应更加彰显 
　　在前面论述中已经提及，中国职业教育实践在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2年以来体现出逐渐增强的人本主义意涵。人本主义宣称对“个体、人类内在尊严、人性权利和价值……的神圣不可侵犯性”[11]。在新时代的中国，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职业教育应基于人本主义理念，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职业教育在发展体系上，应包含从职业技术启蒙教育、职业技术准备教育到职业技术继续教育在内的完整体系。应基于个体的潜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启部分学生对技能型岗位的向往，为职业技术准备教育提供优质的生源；职业技术准备教育不应是终止于专科教育的断头式教育，应包含更高层次的职业学历教育，以便为更多的学生成就出彩的人生提供更高的舞台；职业教育应基于终身教育的理念，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满足他们对更新工作岗位、提升职业技能和幸福职业生活的渴求。“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职业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服务社会的媒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位劳动者都有值得尊敬之处，每一位技能型人才都有匠人之心、匠人之魂。现代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德技双馨”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更需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使每一位工匠都能找到人生出彩的机会，进而为社会贡献高贵的人生价值。 
　　（二）后现代主义思想应被关注 
　　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还体现在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需要被关注。后现代主义强调个体差异性、主体多元性，满足每一位个体的自主、充分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不仅要关注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更应该关照规模化发展之下的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例如，目前实施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乃是对经济弱势群体的一种教育补偿，为他们获得更高级别的教育、免于早期辍学提供了公益平台，进而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然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学费却在很大程度上高于普通本科教育的学费，且生均拨款低于后者，这无疑对于经济弱势者圆高等教育的梦设置了一道屏障，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戛然而止。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在这方面应做深刻反思。与此同时，残疾人群体是另一个必须关照的群体。在大多数残疾人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进入普通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路径时，职业教育应承担起培养、培训其“一技之长”的职能，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奠定最为基本的物质基础。建议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应试点开设面向残疾人的专业学院，为不同残疾程度、残疾性质的个体量身定制适合其生涯发展的职业项目，进而指导与跟踪其职业技能的成长。甚至在硬件设施方面，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应有足够的配套，为残疾人群体正常的学习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应保留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儒家哲学便是重要的文化之一。“德技兼备”之“德”，工匠精神之“魂”都是儒家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最好诠释，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影响。全体人民的共同幸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每一位社会公民的共同参与，美德、公德、奉献精神、兼爱他人是成就美好社会公民的最为基本的素养。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培养“健全的优良分子”。除此之外，道家哲学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思想在职业教育具体实践中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研究者认为，问题解决、基于问题的学习、独立性学习都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体现[12]。对于个体学习者而言，问题解决是其内心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沉下心来，排除外界的干扰，感知知识在脑海的交汇中答案的自动浮现。与此同时，道家思想还倡导教育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不应“技术至上”，而是应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关注社会的最好发展[13]。这正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最好补充。在新的时期，职业教育必须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全方位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最为基础的操作性的谋生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7年第三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gzdt/201711/t20171106_280779.html.
　　[2]Elias， J. L. and Merriam， S. B.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Adult Education[M].Malabar， FL： Krieger， 2005：4. 
　　[3][13]Schmidtke，，C.& Chen， P. Philosoph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Overview[J].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2，46（3）：432-448. 
　　[4]Misawa， T. 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M].New York， NY：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9. 
　　[5]日意格.福州船政局[A].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395-397. 
　　[6]Drost， W. H.， David Snedden and education for social efficiency[M].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7：72-77. 
　　[7]Snedden， D.， Fundamental distinctions between lib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M]. NEA Proceedings， 1914：155，160. 
　　[8]Gutek， G. L.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8：230-231. 
　　[9]Wang， V. C. X. Training in China[A]. V. C. X. Wang and K. P. King. Building Workforce Competencies in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C].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9. 
　　[10]F？覿gerlind， I. and Saha， L. J.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Oxford， UK， Pergamon Press， 1983. 
　　[11]Lucas， C.， Humanism[A]. J. Chablis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 Encyclopedia[M]. Oxford， UK： Elsevier Sience Ltd.， 1996：285. 
　　[12]Flowers， J. Problem Solving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 Taoist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1998（1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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