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村社会组织与自治组织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的特征，自治组织能有效发挥扎根群众的优势，能充当提供服务、整合服务的载体，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得以实质性改善的重要推手。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供给是湖北省英山县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范式，既有利于对本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亦能推动各参与主体之间互动与协调，为加强供需对接、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供给；村落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68 — 05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指那些基本的、纯粹的、狭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如村庄图书馆、老年人活动中心、影戏下乡、文化广场、健身器材、阅报栏等，是应该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承担的文化服务，其特征可归纳为公共性、均等性、公益性和基本性。〔1〕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农村落后面貌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离不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并由此延伸至社会公共服务整体演进。然而处于转轨期的农村社会，随着公共性的消解，一些地方逐渐出现了“原子化”趋势，“半熟人社会”模式使得村民之间感情淡化，公共空间、公共活动、公共精神、公共舆论都在逐层递减，本土特色乡村文化也在日益衰落，村民对所处村庄的认同感不断下降。目前看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存在严重碎片化问题，供给主体有多元化趋势但并未形成高效的合作模式。因此如何结合农村地区特色，传承、创造村落文化，通过文化活动形式宣传相关政策规定，充分调动农民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提高供给效率，是当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亟待完成的任务。湖北省英山县成立的“思想道德协会”是独立自主开展活动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主要工作是协助“村两委”对村民们进行思想道德规劝、组织各类文化活动等，采取“好事大家传，坏事大家管，歪风大家纠，喜事大家办”的方法，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思想模式。英山县对金家铺镇龙潭河村建设思想道德协会的经验进行总结并推广，目前，该县协会总会共计11个，分会309个，会员有1.2万余人。该县还根据协会宗旨编印《公民道德规范歌》、《农民道德歌》、《新农民读本》等3万多份送入农户家中，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向农民宣传先进文化知识，使得农民更大程度上能够进行自我教育，提高其在文化建设中的权力责任意识、合作意识、自主意识等。本文将龙潭河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一、思想道德协会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现实价值
思想道德协会的创建本身，有利于乡村公共性的重建和村落文化的传承。1997年9月，龙潭河村创建了全县第一个农村思想道德协会，协会由“三老一专”即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青年专业户组成，设名誉会长1人、会长1人、副会长2人、秘书1人、理事5人、成员22人。协会创立初衷是因为会长冯树民发现，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农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但是不讲信用、不孝敬老人、不爱护公共设施、赌博迷信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并非政治强力可约束的，所以冯会长就用工作之余创作顺口溜进行规劝。冯会长是乡镇干部，在村民中相当有威信，且每篇顺口溜都朴实无华朗朗上口，极易在群众中传唱开来，大家的思想觉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升。冯会长从乡镇退休后，自愿在村里当起了“编外村官”，编写道德民谣、快板诗、顺口溜、邻里团结各3000多首；编印《公民道德歌》、《新劝世良言》、《村民自律歌》1300多册无偿发给群众；开展评选“十星级文明户”、“道德标兵”等活动；带领文艺爱好者组成小型宣传队、夕阳乐队等，逢年过节或是遇上村里办活动，简单搭搭台子吹吹管乐，热烈的氛围就能将大家都吸引过来，表演内容大多是根据国家政策或道德规范自创的三句半、快板诗，通俗有趣且能使农民们“明白道理”是此类村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在思想道德协会的推动下，村里几乎月月有活动，乐队的成员各展所长，田间地头都是天然的排练场所，其他感兴趣的村民也会围过来商量讨论，大家乐在其中，无形中拓展了公共空间、培育了公共舆论。随着公共活动开展频率越来越高，花样越来越多，乡亲们的感情在此过程中得到升温，责任感和参与感不断提高，主体意识增强，公共精神得到重塑，乡村公共性实现再生长，村落文化不断传承。
思想道德协会能够拓展供需主体对接的通道，降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互动成本。“村两委”是我国基层农村組织单元，包含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的群众性组织，村党支部对村民委员会起到领导与支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传统治理观念影响的“村两委”干部多将精力主要放在本村经济发展上，对于文化发展及村民的实际需求关注较少或回应不到位。这会造成村民的不满，一些村民会选择不合作或是私下发发牢骚，这种消极对抗模式会造成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不信任。信任作为一种道德资本，持久稳定的信任关系有助于强化双方的协同意愿，信任资源不足必然导致协同者互动成本的增加。〔2〕调查发现，农民更倾向非正式沟通的面对面的互动方式。思想道德协会通过日常聊天与交流，收集整理村民的需求意见，及时反馈给村干部，并对“村两委”后续工作效果进行监督评估，打通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降低供需主体之间互动成本，推动信任增进和关系效应增强。当村民对思想道德协会、“村两委”形成信任，才能够发生正向互动关系，为协同关系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促进供需对接。
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是对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有利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村民满意度。思想道德协会中的“三老一专”都是村中阅历丰富且威信较高的人，他们在过去的工作生活中积累了很广泛的社会关系，动员社会资源能力较强。同时协会属于地缘性组织，所处环境内累积了基于血缘、地缘的互助基础。村中公共文化服务形式逐步多样化以后，难免会面临资金不足问题，协会中的“精英”成员就会主动承担筹集资金的任务，动员自己在县、乡的关系，或是与村中经济实力较强的成员商量捐款事宜。出于对协会成员的尊重信任及乡村社会的互助基础，大家都比较“买账”，社会资源得以整合，村庄建设的渠道不断拓展。村庄场域中，“村两委”是与思想道德协会联系最为密切的组织，具有更加正式的“权威”，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源很多时候也需要通过这种“权威”进行整合。例如有市场力量参与时，即需“村两委”作为正式代表出面商谈。由于村庄经济发展需要，“村两委”与企业、合作社等组织经常打交道，跟很多企业负责人都较为熟悉，也清楚地了解这些组织的运行规章。“村两委”能够运用这些社会关系，为村庄尽可能多地争取财力、物力支持。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通过社会威望、政治权威等不同方面，整合可用资源，为村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提高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生活的幸福感，达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最根本的目标。
二、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分析
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热情高涨，村民之间的沟通空间拓展。访谈得知，该村每天晚上的广场舞参与人数能达到80-100人。该村村民1032人，外出务工712人，在家的村民320人，跳广场舞的一般是妇女，只有百人左右，这一数据足以体现该村村民对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热情。思想道德协会了解到，广场舞能够很好的带动大家，形式简单易学，随即建议“村两委”为村里购置音响、场灯等设备。设备安置好后，大家特别开心，一些村民兴奋地说“白天摘了一天茶叶，晚上出来跳跳舞，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唠唠嗑”。村妇女主任说，“广场舞每天傍晚在文化广场进行，灯光和音响由我负责开关，有时候吃饭晚了耽误一会，就有人去家里找”。这些举措使公共文化服务落到实处，满足村民的实际需要。
村民对公共文化供给主体的信任感增强，供需主体之间的互动频繁。供需主体互动是推动供需对接的重要条件。思想道德协会打通村民与“村两委”沟通的关节，站在群众的角度为其发声，使村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受众。通过闲聊、谈论等语言互动的方式，协会与村民达成共识并反映给“村两委”，督促并协同“村两委”提供群众所需的公共文化服务，兑现承诺。村民对“村两委”和思想道德协会的信任感逐步提升，不仅愿意参与其中，更愿意建言献策，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2015年，龙潭河村组队参加英山县组织的篮球比赛后，有村民提议村里可以举办一场自己的篮球赛，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了解到这个情况随即着手筹备了30套队服、5个篮球，还在村里征集队员和裁判。大家看到自己的建议一步步落到实处，更加信任“村两委”的工作能力，觉得“自己讲话还是有用处的”，每次遇到什么问题，也能主动、积极地关注和发声。汇集群众智慧的“村两委”进行工作时能够更好地找准方向，做出相应回应，双方互动、协同意愿逐步提升。
村民对村庄认同感加深，有利于公共文化資源整合。村民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很多时候仅靠“村两委”和思想道德协会是无法满足的。2017年初县剧团来村里演出，结束后村民们都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多演一场，面对临时加场，村里并没有资金准备。这时村里的民营企业负责人主动站出来说“大家看的开心就再加一场，3000块的演出费我们公司赞助。龙潭河村养育了我，享受了这么多年服务，现在是我回馈村子的时候，办企业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应注重社会效益”。思想道德协会和“村两委”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所做的一切，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对于未来的焦虑感降低，村庄及共同利益重新为村民认可并积极维护，村民乐于为集体奉献，相关资源更易整合，各方关系趋于良性发展。
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满意度不断提升，情感交流优势凸显。思想道德协会和“村两委”整合各方资源，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改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供给模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是仅仅停留在完成行政任务的阶段，更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使供需主体协同均衡推进。思想道德协会会长经常在空闲的时候去各家串串门、聊聊天，一方面增进与大家的感情，另一方面了解工作有哪些不足、哪些可以改善的部分。龙潭河村的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较高，都希望村里能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频率与质量。会长就与“村两委”商量，汇集人力物力组织广场舞比赛、太极拳比赛等丰富大家的生活，并坚持“每日一歌”，编写顺口溜2000多首，免费发放到家家户户，村民们觉得“现在生活非常幸福，老会长和村干部是真正为我们着想、为我们服务的”。
村民整体思想文化水平提高，村庄更加稳定和谐。“大家同住一个村，不是亲来便是邻。互相理解多帮助，近邻就是胜远亲。话到嘴边留半句，莫因小事闹纠纷。乡亲之间和为贵，寒冬也就暖如春。”这是《公民道德歌》其中的一首，意在构建邻里之间的和谐关系。村庄稳定和谐，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良好外在环境，所以维系良好的农村社会秩序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很大程度上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自古以来，扎根农村大地的农民具有很多优良的美德，如淳朴乐观、相信党相信政府。对于很多问题，只要有正确的思想引领，方式能为村民们所接受，他们会非常愿意听取。在龙潭河村，通过思想道德协会的协调与劝导，形成了“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组，矛盾不上交，纠纷不过夜”的处理模式。近5年，该村无一例大型民事纠纷。村民们认识到沟通与和谐的重要性，态度也由出事回避转变为主动询问，出现问题时会向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寻求帮助，力求找到解决方法。相互之间的理解信任程度得以加深，稳定的环境为开展对话、达成共识、达到共同目标等步骤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思想道德协会和“村两委”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启示
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合作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的新思路。农村地区有其独特的场域特征，政府应结合各地实际，推动当地文化传承，资源整合，调动农民积极性，以需求主体满意度为导向，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思想道德协会是农民进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组织，其与“村两委”之间的良好互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公共文化供给主体协同和供需主体协同。龙潭河村是两者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案例，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加强供需对接，促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水平上境界。该个案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要重视村落文化建设，传承特色本土文化，提升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
随着农村经济逐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有足够能力购买电视、电脑等设备满足私性文化需求，但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农村公共文化日益式微，农民的公共生活缺失，共同价值信念在他们脑海中逐渐弱化，人与人之间不断“原子化”。农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会逐渐降低幸福感以及对村庄的认同感，乡村公共性在逐渐消解，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土壤不断流失。所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基础应该是重建乡村公共性、恢复村庄秩序，依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为其提供养分。乡村公共性消解，由公共空间萎缩开始、引发公共活动减少，培植公共精神与公共舆论的土壤在减少。乡村公共性的重建，亦应从以上四个层次着手。思想道德协会带领村民组建的夕阳乐队、宣传队，初衷是为了发展村民的特长丰富其公共文化生活，这个过程中节目排练、村民围观等都能够拓展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田间地头或是文化广场都有大家开展文化活动的身影、汇聚不同个体对集体的共同记忆。在此过程中，通过商量与讨论，公共舆论自然形成。自娱自乐的公共活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村民遵守集体规范，重新赋予他们对村庄的认同感，在相互交往中为维护村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思想道德协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协同“村两委”，为其提供表演的场地、设施等，搭建参与公共活动的平台，凝聚村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良性传统文化才能代代相传，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土壤。
第二，要拓宽表达渠道，激发村民的表达意愿，强化供需主体信任关系，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
“村两委”代表的是准行政权力，很多时候倾向于选择执行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于村民来讲，是有自身对于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但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不信任为他们所习得，加之供给主体对其需求回应不及时不到位等因素，致使村民抗拒互动，或是即使参与也无法形成有效互动。这样非良性关系若长久持续，必然无法形成供需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供需对接难以实现。因此，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供给需从信任和互动着手。在村庄中，传统互动群体大概可从两方面进行划分，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的互动、村民与村干部的互动。从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的角度出发，表达方式较为正式，加上小农意识影响，很多村民认识不到自己作为需求主体的角色，认为这些事情与己无关或是不该自己管、管了也没用，这样的意识很难对村民形成激励。从村民与村干部的角度出发，村民认为这是“自己人”，有什么要求打声招呼就行，但是“招呼”多了，村干部无法都记住也缺乏动力一一回应。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搭建更好的平台让村民表达自身需求，增进供需主体之间的信任。一方面思想道德协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自然要代表村民发声，通过非正式沟通的方式，能够更真实地了解到村民的需求，并及时整理成有条理的要点反馈给“村两委”。另一方面，“村两委”工作任务不仅仅是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很多时候可能无法完全顾及到。思想道德协会成员多由村中精英组成，能够更好地与“村两委”达成目标与行动上的协调配合，弥补“村两委”某些工作上的不足，有利于及时且高效地回应村民需求。村民与思想道德协会、“村两委”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的程度不断加深，逐渐形成良好的对话沟通平台，村民愿意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互动中，各主体之间低关系黏合度现状得以改善，供需主体得以较好对接。
第三，要整合可用的人力和财力，保证资源最优化配置，形成资源互依、优势互补的良好结构。
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来讲，财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近年来，为加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与服务效能，党中央不断增加财政投入，但农村地区公共文化财政整体基数较小，仅仅依靠政府拨款而不建立动力机制，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状。思想道德协会具有天然的社会“威望”，能够较好得到有财力基础的乡亲的信任；“村两委”则代表本村的“政治权威”，更易与企业、基层政府等组织达成共识，得到所需项目相关财政投入。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合作，有利于对社会资源、市场资源、政府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既能克服单纯“以钱养事”带来的经费缩水问题，亦能通过社会资源整合激发村民的自主性，弥补单一资金来源渠道的种种不足。在此过程中，一部分村民实际上既提供了公共文化服务，又接受了公共文化服务，这无疑是人力资源整合的良好开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大量农民由农村流向城市，人才流失严重一度制约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打通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的关节，使得村民不仅仅是服务的接受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参与者。只有村民真正参与到整个过程中，才能够主动地表达诉求，增进与其他主体的沟通和互动，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良性供给。随着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对村民的正向激励效应不断显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发挥自己的才能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務供给中，从而促进村庄现有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模式，充分考虑各主体的利益需求，正向引导资源整合及优化升级；通过调解引导整体利益最大化及各方利益均衡化，推动形成更稳固的关系结构，克服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碎片化”问题。
第四，要加强互动机制建设，提升制度活力，推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融合，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个很显著的问题是，近乎强制性的输入方式并不能使村民们满意，很多公共文化产品不符合他们的胃口，造成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低下。所以，要强化相关制度的供给与创新，着重于保障村民的文化参与及各类民间资源的整合。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脱节成因，除了需求主体自身表达不畅之外，还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形成外部约束。某种程度上看，供需主体、供给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都模糊不清，基于“经济人假设”，我们可以合理预知协作过程中易产生逐利行为，打乱互动秩序。只有建立起一套常规而完善的互动机制，才能创造良好的沟通环境，保障各参与主体之间多种形式的衔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有序进行。与此同时，还应重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在农村社会，农民对正式制度的认知和认可度还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更倾向选择一些更容易达到的方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这些行为只能依靠非正式制度进行规范。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存在，总具有两面性，尽管非正式制度中存在某些轻法律的思想，但仍包含了很多传统文化所认可的精神在其中，故而应该对其有正确的认知并合理利用，促进两种制度的结合。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合作，一方面运用“关系”优势向村民们普及相关制度，另一方面制定一些不成为的规定规范本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多元参与主体的互动与沟通，双管齐下的方式有利于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序运行和整合功能发挥，推动供给目标的实现。
第五，强化信息沟通，增强对供给主体的监督，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绩效。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主体对于信息掌握程度明显不对等，需求主体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极易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强化信息沟通，能够让村民们更多地了解供给主体是否为其提供了所需要的服务及服务方式，并定期根据需求主体满意度对考核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防止某些阻碍整体利益正向发展的因素产生。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定期不定期与村民交流，传达、反馈相关信息，增强对供给主体的监督，并结合反馈结果相应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保证其良性运行。只有充分让村民了解到自己接受的是怎样的服务、将村民的反馈当做考核的重要指标，方能不断提升需求主体的满意度及其对供给主体的信任度。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做好事中监督、事后考核，村民才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互动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可见，充足的信息沟通、有效的监督能够更好保证供需主体之间的互动、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也能尽早将阻碍整体利益正向发展的因素扼杀在萌芽期，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效且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吴理财，等.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调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54-55.
〔2〕欧黎明，朱秦.社会协同治理：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9，（05）：118-121.
〔3〕吴春梅，向蓓.村级民主治理“七字诀”工作模式的个案分析〔J〕.理论观察，2014，（04）：95-97.
〔4〕吴春梅，庄永琪.协同治理：关键变量、影响因素及实现途径〔J〕.理论探索，2013，（03）：73-77.
〔5〕吴春梅，庄永琪.协同服务：农户视角下的供需主体互动困境与隐性激励〔J〕.贵州社会科学，2014，（02）：44-48.
〔6〕赵曼丽.我国县域农村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研究——以共生理论为分析框架〔D〕.华中师范大学，2013：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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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协会与“村两委”协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个案分析
2018-05-04 来源:理论观察 作者：段扬睿;雷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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