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到晚年时期，丁玲始终坚守着五四时期传承下来的个性主义的价值立场，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个性特色，追求着自己的生命尊严。她在特定时期下貌似被政治化了的所作所为，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意义，但不能掩饰其本质上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丁玲的一生，忠诚于党，坚守自我，对丁玲的认识，应该廓清历史，去伪存真，认识最真实的整体的丁玲。
关键词：丁玲；“左”转；主体性；坚守自我；自我实现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53 — 03
一、左联时期
1927-1928年，丁玲携《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初登文坛，一时声名鹊起，成为五四退潮时期女作家中的一位“后起之秀”。时隔不久，这位以表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而登上文坛的时髦女作家迅速“左”转，变成为左联的无产阶级战士。变化之快，令人惊讶。为什么一个满怀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几年之内能够否定自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成长为一个“革命文学家”？答案众说纷纭。
1930年，冯雪峰首次在《从<梦柯>到<夜>中》谈到丁玲的“左”转问题。在他看来，丁玲的“左”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时丁玲的创作正面临无法继续前进的危机。依照旧路继续往前走，必然出现停滞状态；搁笔不写又不符合现实。唯有紧随时代步伐，加入革命队伍才是出路。冯雪峰从阶级立场出发，认为丁玲的“左”转是时代呼唤革命的必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时代要求与个人选择没有必然联系。一些知识分子依然秉承原先的态度，维护个人自由，如与丁玲关系密切的沈从文。而文学与革命之间也并非必然。鲁迅加入左联之后的创作并没有超越《呐喊》、《仿徨》的艺术成就，老舍的非左翼也并不影响他对于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描写。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丁玲“左”转是对“角色规范”与“角色期待”的冲突与调和，即丁玲在加入左联后，为满足左翼文艺界对她的角色期待，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角色加以转化。这一解释有其现实性，当时的左翼文艺界的确非常关注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为了壮大革命的力量也的确会对知识分子拥有这种期待。但是，结合丁玲自身个性而言，这一解释并不成立。丁玲是一个极富自主意识的女性，如果“某种理论或批评假如不与她的思想观点有契合之处的话，她是不会轻易接受，让其‘导向’的。”
这两种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丁玲“左”转的可能原因，但并没有触及丁玲“左”转的根本。它们都突出了外界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却没有深刻认识到丁玲“左”转的内在驱动力。与其说这是对丁玲“左”转原因的解释，倒不如说是身为左翼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期待，是对时代变迁的一种总结。
20世纪20年代初，当“革命文学”的口号风靡一时，民族独立、阶级改革等重大社会问题深受关注时，丁玲依旧冷眼旁观，沉浸在自我的狭小天地中进行资产阶级女性悲春伤秋的感叹。即使1930年5月与胡也频双双加入左联，然而直至胡也频牺牲，丁玲对于左联的各项活动始终是排斥的。于她而言，“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由此可见，丁玲的转型绝非只是趋于时势随波逐流。
从丁玲自身的精神世界出发探索丁玲内在心里的变化，丁玲“左”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她对革命已经产生了一种信仰，正是这种信仰激发了她文学创作及社会实践的转变。
1924年的丁玲，年轻张扬，对自由满怀憧憬，然而1927年这一状态已有所改变。《梦柯》一文深刻揭露了其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美好想像已被现实摧毁：升学的愿望破灭，电影明星的美梦破碎，她与胡也频共同创办的《红黑》杂志也以失败告终，并因此欠上一大笔债务。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九姨向警予的牺牲，在丁玲的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白色恐怖使她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丁玲的思想步入绝境。
1931年，胡也频的牺牲可以说是丁玲“左”转的导火线。胡也频被害致死给丁玲致命一击，却也是丁玲转折的一大契机。倔强而叛逆的丁玲，从此对国民党满腹仇恨，为了继承胡也频的遗志，她主动要求去往苏区，体验真正的革命生活，创作真正的革命作品。现实的残酷磨砺迫使丁玲放弃了原有的立场，成功转型成为左翼文坛的中坚力量。
对冯雪峰的爱恋使丁玲对于革命的渴望日渐升温。冯雪峰共产党人宽阔的视野，先进的文艺理论使丁玲大为震撼，产生爱慕，同时加深了丁玲对革命事业的认同。《不算情书》、《给我的爱》中，丁玲都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希望追随冯雪峰脚步的热情。作为一名组织的领导人，冯雪峰给丁玲带来的不只是坚定的革命信仰，更有小女子的甜蜜爱情。而革命此时便成为丁玲追随冯雪峰脚步，寻觅爱情的良好途径。
正是这些激发事件使丁玲对革命产生了深厚的信仰。现实的困境使丁玲知道個人的解放与发展单凭个人的奋斗无法实现，因而她试图抛弃个人主义思想。胡也频的牺牲让丁玲产生一种复仇心理，同时，也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好奇。这种好奇并不足以使她直接转型，相当长时间内，她仍摇摆在革命与自由之中。对冯雪峰的热恋催化了丁玲对革命的热情。但丁玲“左”转的根本原因是其内在心理的转变，此时丁玲已将革命视为自我实现的方式。她将“强国”与“救民”的理想和愿望统一起来，借鉴俄国集体理想主义思想，试图从解放中国最终落实到对无数个体的解放。丁玲并未放弃五四时期个性主义的价值立场，只是在其创作中加入了革命的因子，当然革命已经成为具有主导性的支配因素。准确地说，丁玲的这次转折，是以其价值立场上从“个性思想”转为“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并存为标志的。
二、延安时期
1936年，劫后余生的丁玲，毅然选择来到延安。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文艺界应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将政治性作为创作的首要因素。受到这一新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丁玲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有些人因此认为这一时期丁玲全然抛弃了个性主义思想，而转变为单一的革命意识，丁玲由此成为政治宣传者，其作品丧失了艺术性，甚至讳言这位女作家的正式消失，未免简单粗暴，与现实不符。丁玲的确曾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平衡政治要求与文学创作，甚至为此感到迷惘。但很快地，丁玲便找到了政治与文学的契合点，坚持文学立场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政治理想。
《讲话》后很长一段时间，丁玲不再进行小说创作，而是写了一些非小说的作品，如秧歌剧《万队长》，报告文学《田保霖》，传记作品《民间艺人李卜》等。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这一时期内丁玲的创作发生了较大转变，但不能简单地将丁玲理解为政治传声筒，《讲话》精神的维护者。事实上，丁玲早在主编《北斗》时，就已提倡与《讲话》精神相契合的“大众文艺”思想。很大程度上，丁玲对于《讲话》的接受与认同，其实是她自身对于文学理念的倡导。至于她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一些话剧、报告文学、传记作品等，虽然有一部分是对任务、政策的图解，但这些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作家在这一时期不能局限在原先的创作范围内，而要融入时代，以作家的使命感，服务于抗战这一大局。话剧、报告文学、传记等这些文体由于短小、简单、宣传鼓动性强，容易为普通大众接受，切合了抗战时期文艺要大众化的需要。丁玲的做法，是身为作家对于国家需求的回应，而不是对于政治的趋炎附势。
丁玲的作品不同于主流工农兵文学浮泛的歌颂。丁玲对于工农兵的书写，是她在通过访谈人物、查阅资料和深入现场等有意识地去收集有关材料后的成果。虽然她的作品也笼罩在政治话语之下，但她的创作题材与对象皆是来自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感触。《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等，无一不是来源于丁玲的所见所闻而对现实的揭露。丁玲总是能够在创作中达到真情的流露，传递真实的情绪。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终于在1948年如愿推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按照“阶级斗争”的基本逻辑展开，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二元对立，其中穿插正面内部先进和落后之间，新我和旧我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农民战胜地主，先进战胜落后，新我战胜旧我的结局圆满收官。这部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颇为浓厚，但无论是对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还是小说情节结构的处理，都展现出了她对文学创作个性的坚持，显现出某种程度的文学意识。小说不辱使命，最终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的荣誉。
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风格的确有了较大转变，但是她的创作仍然是对自我的坚守。当时的政治要求有其历史的特殊性。丁玲回应了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日战争的时代需求，同时清晰地认识到大众革命的力量，试图依靠颇具政治鼓动性的文学载体对抗严峻的抗战形势。这是她对党的文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她并未与五四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绝缘，在接受左翼文学“用大众做主人”的文学观念的同时，坚守着五四时期勇于批判与质疑的精神，从而为左翼文坛献上了一批兼具“个人解放”与“阶级解放”思想的独特作品。
三、晚年
晚年丁玲的概念，是指復出以后的丁玲。即1979年3月，丁玲在山西《汾水》杂志发出一篇《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那时她已经75岁，到1986年3月4日去世，作为作家丁玲的晚年，只有六七年时间。
晚年丁玲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多大研究价值的。晚年丁玲大力提倡文艺作品应少宣传个人，多写普通劳动者的思想，甚至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有根本区别的观点。在访美期间，丁玲的言谈举止让期望听到“新的叛逆语言”的西方各界人士深感失望。有学者因此认为，晚年丁玲已完全丧失早期创作中的个性，陷入了政治怪圈中，变为平庸的歌功颂德者、极“左”路线的维护者。丁玲真的完全异化了吗？事实上，关于晚年丁玲，有太多需要去伪存真的东西，只有将丁玲放到左右着她的个体和社会政治的无奈处境之中，才能看见真实的整体的丁玲。
首先，丁玲对共产党的讴歌是真诚的。她发自内心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真诚地用一个党员作家的标准去写作，始终保持着一个作家对社会的使命感进行真诚的创作，而不是故意做作。在她的《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等晚期作品中，她始终以一个担当的作家身份去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其次，丁玲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的固守虽不合时宜，确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起于1933年的历史问题是丁玲晚年最大的心理障碍，为此，晚年丁玲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争取彻底解放，即平反历史问题的状态中。丁玲的历史问题，源于1933年南京的囚居生活，丁玲1980年获得“丁陈反党集团”和右派问题的平反，历史问题则被遗留，直到1984年8月才获得彻底平反。丁玲的晚年心态及晚年形象，受到历史问题平反这一因素的严重制约。正是为了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丁玲才以一种对政治追捧的方式来要求文艺。丁玲其实是以文学为媒介，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她企图以政治交换获得历史问题的平反，从而重获个人尊严。这也是为何她明知道《牛棚小说》更具备文学艺术，却依然执着于借由《杜晚香》亮相，正是出于政治上的安全考虑。晚年丁玲，想要借由政治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不惜以文学艺术的部分丧失为代价，这或许正是一个作家的悲哀。但从人格而言，晚年丁玲，即使她的境遇如此尴尬，她仍然在追求自己的尊严。因为她知道，唯有洗清自己，她才能够尊严地活下去，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
结论
丁玲的一生，矛盾而又复杂。这与她在政治与文学上的矛盾密切相关。这便使丁玲的“左”转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其实丁玲的一生始终是追求自主性的一生，无论是在左联时期、延安时期，抑或是晚年时期，她始终忠诚于党，坚守自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格独立、富有尊严的人。左联时期，她对于革命的选择，正是由于革命理想契合了她获得个人解放与自由，实现人生理想与抱负的美好憧憬。延安时期，她对于《讲话》精神的维护，正是在表达自己的文学态度，是她作为一个满怀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形象的展现。晚年时期，她的部分妥协，只是为了廓清自己的历史问题，获得人格的尊严，是她对实现人生意义的追求。可以说，丁玲的一生始终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一生。即使她最终并未获得自我的超越，但是我们不应过多苛责，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而丁玲已经在这个大环境下坚守了自我，令人同情与敬佩。
〔参 考 文 献〕
〔1〕茅盾.女作家丁玲〔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2〕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3〕王中忱.重读晚年丁玲〔J〕.丁玲研究，2011.
〔4〕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丁玲.丁玲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丁玲.丁玲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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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信仰，坚守自我——丁玲“左”转再思考
2018-05-04 来源:理论观察 作者：施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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