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主持人：徐家良 
　　主持人语：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主体，在政治协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智库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社会组织创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在社会组织创新中，社会企业是关键领域。就我国当前实践来看，社会企业的创新主要来源于社会公益活动和事业单位的转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冲击与重塑了传统公益，公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互联网公益应运而生；部分事业单位转型为社会企业的目标已经明确，但在实践中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突破点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社会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自身的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则依赖于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本期约请三位学者针对社会企业创新进行讨论，相信会引起关注，把研究推向深入。 
　　〔摘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冲击与重塑了传统公益，公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互联网公益的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上，同时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互联网公益具有便捷、可及、智能、高效透明的特点，包括多种运作模式，其功能优势在于通过科技配置资源，高效解决公益问题，实现科技连接信任，倡导公益参与文化，探索公益产业模式，极大地优化公益资源配置，促进社会信任。未来需继续完善互联网公益制度体系，制定互联网公益发展的指导意见，构建互联网公益发展的协同创新机制，有效防范互联网公益发展中的风险，创新互联网公益的募集机制，培育互联网公益发展的社会资本。 
　　〔关键词〕 互联网公益，公益持续性，公益产业，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2-0018-06 
　　自2008年以来，互联网公益不断发展，伴随经济发展而崛起的互联网技术由于便捷透明连接社会信任的优势，激发了网络参与公益的热情，网络募捐、草根公益、场景公益等持续推出。中国公众的公益观调查报告（2017）显示，我国“互联网+公益”效应凸显，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渠道。 
　　一、互联网公益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技术条件 
　　（一）经济基础。互联网公益由诸多因素共同推动，其中经济发展对互联网公益新格局的影响甚大。 
　　体现在政府层面，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推动互联网科技进入中国，并以一种迅猛发展的态势在政府并不关注的新领域扎根发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关注经济建设，尚未意识到互联网的作用，从1994年到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二十多年来互联网在发展成熟以后，正式进入政府政策议程，为互联网发芽生根提供了原生契机。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更加关注除吃饭以外的民生需求，急需吸纳更多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这为互联网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空間。 
　　体现在市场层面，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产业结构升级，更多新型服务业态和商业模式不断显现，企业、资本、公益开展跨界合作的愿望和趋势更加强烈。在市场经济主导资源配置的思路下，由企业家成立的公益组织积极拥抱互联网，许多社会企业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让市场、商业、资本、公益和互联网产生化学作用，使得“指尖公益”“人人公益”和“交互公益”成为新潮流。20世纪90年代，网易、搜狐、腾讯、阿里、百度等互联网新秀异军突起，在资本的作用下不断实现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部分互联网公司成立了诸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互联网公益组织，这为互联网公益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体现在个体和家庭层面，经济发展以一种非均衡但全面的普惠方式大大增加了个体和家庭财富，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视野、激发了社会活力。个体不再单纯关注自己的发展或者家庭的福利，而有条件更加频繁地关注其他个体、家庭甚至群体的福利诉求。互联网公益的发展，不仅拓展了社会同心圆的范围，而且实现了多种“社会差序”的链接。 
　　（二）社会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互联网公益之所以在十年内风生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领域一直存在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等个体和公共利益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领域的问题也不断集聚。社会（分配）制度层面，收入分配制度无法自然平衡和消弭因改革福利、先天区位和资源禀赋等带来的社会结构分化和贫富差距；社会（政府）管理层面，从中央到地方，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解决吃饭问题，无力充分应对庞杂的社会福利问题；社会自治层面，社会组织受到政府有节奏性的管制， 〔1 〕有学者称之为“行政吸纳”和“体制吸纳”。〔2 〕处于转型期，政府与互联网公益之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3 〕个人、家庭和社会群体因缺乏社会中介和自治训练导致自我服务能力较弱。简而言之，互联网公益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中下阶层中广泛存在的个体救济、群体福利需求。 
　　由传统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这是政府管理理念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原来的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单一中心，企业与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现在则强调和倡导合作协商、共建共享，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治理创新体现在许多方面，主要包括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社区治理创新、社会组织创新、政府监管创新。一方面，通过对不同社区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增加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参与度；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双重管理体制，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对城乡社区服务类和慈善组织采取直接登记制度，培养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公益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对“互联网+”的积极推动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双重结合。随着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2016年《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互联网+公益”正在重塑传统公益格局，互联网公益在政府大力鼓励、支持和引导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叠加优势中迅猛发展。这突出体现在政府承认和肯定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并通过多种试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三）技术条件。技术条件是互联网公益发展的重要支撑。移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结合，使得互联网公益进入爆发期。2014年，我国使用移动支付的网民达到4.7亿人。也就是从那时起，用户在摆脱传统的汇款等形式后，网络小额捐款开始成为主流。以腾讯公益为例，2008年汶川地震，其短时间内筹集2300万元，到2016年底，腾讯公益平台上已经有超过2万个公益项目，近8000万人次参与，募集善款超过8亿元，是4年前的30倍，而参与人数也达到2012年的20倍。 
　　进入大数据时代，用常规的软件和工具无法对相关数据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这就需要新的数据处理方式对大量数据在短期内进行高速处理，确保决策快速、流程优化。大数据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信息量大。信息包括各个方面的内容，能进行纵向横向间的比较。二是速度快。通过数据处理工具，快速对信息进行处理，得出较为满意的答案。三是多样性。提供的信息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四是真实性。尽管有些信息眼睛看不见、摸不着，但数据来自生活与工作，是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不是主观判断。五是具有价值倾向。不同的数据处理，都是在不同主观倾向影响下来完成，在最后的分析结果方面往往会有一定的价值倾向。云计算本身的内容是借助互联网，能够快速地对相关信息进行每秒10万亿次的运算，这对公益需求、供给的有效接收和处理，有直接的现实作用。2017年7月，由阿里巴巴联合全国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在河南郑州正式对外发布中国公益领域首个大数据开放平台——网络公益大数据平台。从公益捐赠、公益众筹、公益行动和公益动态四个维度，由阿里云提供技术支持，每天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持续、全面、高频率地采集公益领域的活跃信息，对全国各地公益动态和热点事件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利用智能分析技术，将公众的公益偏好、不同地区的公益需求和特点，以可视化的方式动态呈现出来，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公益策略，进而采取符合客观实际需要的公益行动。 
　　二、互联网公益的主要特点 
　　中国公益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大包大揽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全方位提供就业、福利和灾害救助，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很少。第二阶段是社会局部参与阶段。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有较多自由支配的资源和空间，公益组织根据社会需要陆续成立，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然之友等。第三阶段是社会全面参与阶段。公益事业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1998年的长江洪灾，全国整体参与，捐赠数量大，志愿活动多。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公益事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常态捐赠与非常态捐赠并存，并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特殊群体提供更多的关爱。2008年，由于发生了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全国公益捐赠达到1070亿元，全民参与特征明显。第四阶段为互联网公益诞生与规范参与阶段。2007年6月成立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騰讯公司把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捐给基金会，这只是纯粹的捐赠行为，还没充分挖掘互联网的属性。〔4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腾讯网站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开发出一套网络募捐软件，开始在互联网上募捐，筹得一些款项，但在全国没有产生影响力。为此，腾讯通过推广一个公益节日，与网络、企业一起，激发公众参与。2009年5月，“腾讯月捐”上线，倡导每人每月捐10元，传播慈善捐赠的理念，培养网民的捐赠习惯，把捐赠作为网民的一种生活方式。2014年8月，腾讯公益微信平台“一起捐”上线，筹款量成倍上涨。自2015年开始，腾讯发起“99公益日”，连续3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平台分别筹得公众捐款1.28亿元、3.05亿元和8.29亿元。总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从传统的有钱人公益逐渐变成平民公益、人人公益、指尖公益，公益参与人群增多，参与领域与范围扩大，互联网公益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公益捐赠的重要途径，一种新型业态和公益发展模式开始崛起。 
　　互联网公益与一般的公益有较大差别，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便捷性。互联网公益作为随手公益、指尖公益，只要有善心和意愿，24小时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小到一二元，大到数万、几十万元。这种便捷性，使公众参与度大大提高，只要有手机和电脑，就可以操作与使用。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较2016年底增加2830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6年底的95.1%提升至96.3%，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提升。2017年上半年，各类手机应用的用户规模不断上升，场景更加丰富。其中，手机外卖应用增长最为迅速，用户规模达到2.74亿，较2016年底增长41.4%；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5.02亿，线下场景使用特点突出，4.63亿网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进行支付。不论是老人还是青年人，只要有网络，借助手机和电脑，就能够转发和参与，使参与公益的人群数量大增，而且，参与次数和频率也大大提高。不论你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能及时联系。互联网大大缩小了参与公益的时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人际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5 〕56互联网在维系强关系的同时，又把弱关系逐渐变强，加强这种弱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6 〕 
　　（二）可及性。传统公益是有钱人的公益和中老年人的公益，事业有成的中老年人把钱捐出来体现爱心，但互联网公益打破了这个传统。年轻人富有理想和同情心，尽管经济上有的并不宽裕，但在手机时代，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经常把不多的钱捐出来。一个人数量不多，但只要参与捐助的人数众多，就会是一笔可观的捐资。爱德基金会的互联网筹款，从2007年的10万元，到2016年的1.3亿元，数量递增较快。有数据显示，由80后贡献的善款数额接近6亿元，占比超过45%，而70后与90后分列其后。80前群体，每次捐款的金额其实都大于80后。80后虽然捐款人数、捐款总量都非常高，但平均到单次上却不如80前群体，80后的捐款习惯有明显的多次小额的特点。从性别角度看，男性数量，从2013年11月至2015年9月以70前、70后、80后为主，但到2016年9月90后和00后就达到800万人；女性数量，从2013年11月至2015年7月以70前、70后、80后、90后和00后女性参与为主体，但从2016年1月至2016年11月90后和00后女性参与越来越多，数量值接近120万。总的情况是，男性参与多一些，女性参与少一些，参与年龄越来越年轻。
（三）智能化。智能化系统是由现代通信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行业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汇集而成的针对某一个方面的集合体。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其技术含量及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智能化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互联网公益也不例外。互联网公益的智能化主要体现在公益技术的智能化、产品和项目设计的智能化、募捐捐赠志愿参与人员的智能化和数据分析的智能化。互联网公益通过智能化，一方面与现代技术紧密相联，由技术支撑公益，同时公益项目的生成、传播与创新也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如近两年兴起的互联网公益募捐在微信、微博等平台迅速传播，直接影响了公益理念的营造；另一方面，确保公益的影响面更宽、数据反映更全面。智能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基于大数据、信息互联的运行平台能够确保辐射到各个公益参与主体，反映出公益行业的发展趋势。 
　　（四）高效透明。传统公益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时间和精力，而互联网公益能够通过移动终端把募捐、捐赠和志愿服务的有关信息输入其中，在短时间内在线上完成公益表达意愿。同时，对线下的公益项目和活动，也可随时在互联网上体现，实现指导、跟踪与检测，提高信息透明度，募捐者、捐赠者、受益人、志愿者的相关信息得以完整展示，公益过程高效透明，形成了交互的社会信任，共同推动慈善事业发展。 
　　三、互联网公益的功能优势 
　　根据互联网的特点，互联网公益的发展有不同的路径与模式，呈现差异性的判断和结论。以项目或产品来分，大体有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单一性的公益模式；一种是复合性的公益模式。互联网单一性公益模式，主要是指对单一产品进行推广、筹资和运行等。复合性的公益模式主要是指公益组织在做项目时，往往与其他项目联结在一起，发挥复合效应。以形态来分，互联网公益有网络募捐、草根公益、场景公益、跨界公益等。网络募捐包括从2008年汶川地震時的网络募捐到2011至2014年间带有公益类项目的众筹网站、追梦网、创意鼓、京东众筹等的诞生。〔7 〕草根公益如“微博打拐”“免费午餐”“渐冻人”“冰桶挑战”等。如果说这些只是零散的互联网公益事例，那么随着互联网支付平台如支付宝、财付通、京东金融等的崛起，移动通信与移动支付可以让更多个体跨界全天候参与互联网公益。此后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公益形态层出不穷，如百度“人脸识别搜索”技术、今日头条和阿里巴巴的“头条寻人”与“团圆系统”、京东物资募捐平台等。百度“人脸识别搜索”技术于2016年11月应用于走失人群。2017年春节该系统上线，用户可以上传一张照片，与数据库中的照片进行1∶N的比对，最终确认照片上的走失者是否在数据库内。人脸识别技术可以通过识别人面部包括眼、鼻、眉毛乃至更细微部位的共72个特征，实现跨代识别。这意味着，仅仅上传走失儿童父母的两张照片，就可以在系统里对比出与走失者相似的照片，彻底打破时空限制。与此同时，捐步、捐阅读时间这类交互性极强的场景公益产品也一同涌入公益圈。如腾讯公益联合微信运动推动了公益平台“益行家”，运动超过1万步，可以兑换成相应额度的人民币捐赠给公益项目。根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捐步数”上线当晚，微信平台捐赠的总步数达到了16.3亿步，捐赠次数11.6万；QQ 健康中心捐赠总步数2955万步，捐赠次数2595次。总之，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其功能优势日益显示出来。 
　　（一）通过科技配置资源，高效解决公益问题。社会上总有一些因贫因病、年老体弱、身体残障等原因导致的困难群体、弱势群体，也有刑满释放人员、失足青年和戒毒人员等特殊群体，社会要对这些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救助和关心。这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人员帮扶。互联网公益筹款方式多样，筹款能力提升，有足够的资金和反应效率为社会帮扶人员提供更好的条件，这为公益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对公益而言，募集资金的方式有许多，如捐款箱、邮局汇款等。在互联网时代，移动支付平台越来越多，支付宝、微信和银联云闪付是常见的支付方式，募捐与捐赠两个方式都很便捷，确保筹集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多。如免费午餐项目从2012年10月开始仅筹集145万，以后每年的筹款数不断增加，到2016年1月达608万元，尽管中间也有一些落差，如3月只有295万，但从2017年5月份开始，达到800多万，说明互联网筹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公益是以大数据作为支撑的高效公益。传统数据体量小，主要依赖人工，计算速度很慢，维度有局限。大数据则不同，它的数据体量巨大，几乎是通过计算机自动完成，运算速度很快，可以进行多维度统计，把相关的数据提取出并全面分析。互联网公益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势把网络有关公益的数据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比对，了解公益参与人的特性与行为方式、影响募捐与捐赠的因素、志愿服务情况，经过挖掘、加工和整理，就能得出互联网公益有意义的统计规律。另外，一般面对面募捐和捐赠都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而互联网就不一样。通过互联网可以24小时募捐和捐赠，24小时招募志愿者，做公益的人员在互联网上可以进行互动和反馈，及时调整与变化。 
　　（二）实现科技连接信任，倡导公益参与文化。传统公益借助算盘、纸张等人工方式实现数据运算，现在通过电脑程序，在最短的时间内计算出相关数据，把这些数据和信息及时公布，回应公众对公益透明度的要求，捐赠数量、项目运作情况、项目绩效高低等信息，都在互联网中一览无遗，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相比传统公益，互联网公益具有极高的信息透明度和公开度。许多传统公益组织开始借助互联网发展壮大，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中国传统公益组织通过慈善平台建设推动自身发展。〔7 〕 
　　互联网公益通过科技连接广泛存在的社会信任，甚至一些项目在公开透明的运作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公益品牌。在互联网时代，营销公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公益与互联网有机结合，快速、高效地宣传公益，借助独特的品牌提升社会影响。在大量的互联网公益中会产生品牌，如邓飞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一个鸡蛋的暴走”等。再者，传统公益有一个聚焦点即一个中心，有的以项目为中心，有的以组织为中心，有的以政府关系为中心，有的以企业关系为中心，但互联网公益没有中心，通过多地、多主体、多点、多面、多项目、多形式等方式，体现为随手公益和指尖公益，借助社交熟人网络人人参与，使公益影响呈几何级数放大，体现出扁平化优势。
互联网公益在倡导公益参与文化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人们的传统观念是公益都与钱相联系，有钱就可以做公益，没钱无法做公益，从事公益是有钱人的事。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益与金钱多少无关，而与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做公益，捐出一元二元也是公益。在一定的时期内，即使无法捐赠，也可以贡献你的时间、精力、体力和知识，提供志愿服务。 
　　（三）探索公益产业模式，推动公益持续发展。对每一个公益组织而言，都是通过一个个项目或者活动来做公益，系统性较弱。互联网公益则不同，表面上看起来，同样的一个公益组织都是在网络上单个进行公益活动，不过参与公益的组织与人则不是单一的，已经变成一个生态链与产业链，是一个有机的联合体，包括公益信息的发布、传递、沟通、监督和评估环节，让政府官员、捐助者、受益者、社会公众、大众媒体全面了解公益信息。志愿服务也能从互联网公益中获取相关的资源，包括资助资金、提供志愿服务人员与志愿服务方式，确保志愿服务快速有效地进行。 
　　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具体包括专业人员、专业项目、充足的公益资金、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品牌、社会公信力等。志愿服务也需要专业化运作，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就会使行动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引发一些冲突和尴尬。〔8 〕互联网公益为公益事业提供的互联网专业人员，熟悉互联网业务，了解公众公益心理，能够借助营销方式扩大公益影响力。由于有充足的公益资金，能为公益人才提供较优厚的职业薪酬，确保公益机构专业人员的稳定性，一个专业的项目，通过一年或几年的互联网传播与线下的实际运作，逐渐为社会公众所熟知，从而形成具有知名度的公益品牌，这对募集资金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吸纳效应。 
　　四、积极推动互联网公益发展的对策 
　　（一）制定互联网公益发展的指导意见。目前，政府层面已经制定的相关的互联网法律法规，主要在技术、安全和保密方面，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还有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4年）。201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发挥网络技术捐赠优势，方便群众就近开展捐赠；优先发展具有扶贫济困功能的各类慈善组织；积极探索培育网络慈善等新的慈善形态。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制定实施各行业互联网准入负面清单，允许各类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未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领域。2016年，国务院通过《十三五信息化规划》，要求构建面向特殊人群的信息服务体系，积极推进网络公益事业发展。2017年7月，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对互联网募捐基本技术规范和基本管理规范作了规定。以上这些规定，都从不同角度涉及推进互联网公益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整体性和系统性略弱。为此，应当着力加强互联网公益的制度建设，建议由国务院制定“促进互联网公益的若干指导意见”，对互联网公益的目的意义、原则程序、行动步骤、培育措施、部门职责、法律责任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有效推动互联网公益的有序发展。 
　　（二）构建互联网公益发展的协同创新机制。互联网公益的发展离不开各利益相关主体的配合与协调，作为公益行业的新兴事物，有必要在传统慈善体制上实现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对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整合与流动，共享科技成果和技术资源，减少资源的分割、浪费和重复，能够有效地提高社会的创新效率。〔9 〕11互联网公益的服务与管理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与政府诸多部门有密切关系，除民政、发改委、人社、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等职能部门外，还包括财政、税收、审计、监察等部门。不同部门对互联网公益都有某一个方面的管理与服务职能，这就会产生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问题，为此需要构建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发挥互联网公益的最大效用。 
　　（三）有效防范互联网公益发展中的风险。互联网公益融合了互联网技术和公益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由于互联网技术特点以及公益发展中多主体利益交叉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导致互联网公益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风险。就目前而言，互联网公益发展中存在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风险。互联网没有国界，如有些款项是从国外捐入中国，这涉及捐款的人员、来源、目的和用途。一般的国外捐款没有什么问题，但特殊的国外捐款可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二是制度风险。互联网公益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每个人和每一项事务都在尝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面对这项公益事业，会存在一定的制度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准入制度风险、运行制度风险、信息披露制度风险和事后评估制度风险。三是平台风险。从公开募捐13个平台的设立开始，民政部加强了公开募捐平台建设，但平台存在着诸多风险，包括平台的技术、人员、信息透明、竞争性等方面。四是网络募捐风险。近年来，网络诈捐、骗捐不断曝光，人们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募捐资金的使用、善款余额处置、捐赠信息披露等，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就会引发网民的热议。2016年受到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的“罗一笑事件”就是网络募捐风险的集中体现。五是理财风险。互联网公益所获得的捐赠款，通过互联网理财，就会存在亏损的风险。六是道德风险。处理好个人求助与公益募捐的关系，存在着个人自律与伦理道德的问题，有些法律能够解决，有些法律无法解决。因此，在互联网公益发展中，必须准确有效地识别上述风险，在探究风险形成机理的同时有效防范互联网公益风险。 
　　（四）创新互联网公益的募集机制。有效的资金募集是推动互联网公益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点。传统资金筹集方式是面对面的筹集过程，互联网公益跨越了时间、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进行募集和捐赠。面对这种公益形式，有必要创新互联网公益的资金募集机制。在募捐模式方面，从以往的个人募集、项目募集逐渐上升到机构募集与平台募集。尤其是要利用好互联网社交平台，如微信、微博等，发挥好社交平台在传播公益理念、募集公益基金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互联网参与渠道方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募捐和活动，从助学扶贫逐渐扩展到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环境保护等领域；在互联网公益的内容方面也有必要进行新的探索，在募捐和提供志愿服务的基础上，重视在线骨髓捐赠、角膜捐赠和器官捐献，珍爱生命本体。 
　　（五）培育互联网公益发展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不同层次间紧密联系的状况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以及为某种行动所达成的共识等。〔10 〕良好的社会资本对于推动互联网公益事业发展有重要催化作用。互联网时代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线上的联系越来越多，随之带来的信任危机和共识结构异化等愈发显著。与此同时，在经济改革发展的大潮中，原子化的个人特征、功利主义的倾向凸显，如何发动更多的群体参与公益发展，如何培育出适合互联网公益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互联网公益将加强个人、群体、社会包括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培养人们之间的参与、理性、宽容的技能，积累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形成多重的合作途径与渠道，提高社会正能量，充分实现互联网公益的使命与价值。 
　　参考文献： 
　　〔1〕郭 枫，邵亚雄，高 磊.从网络公益组织看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J〕.社团管理研究，2011（3）. 
　　〔2〕康晓光，韩 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7（2）. 
　　〔3〕宋道雷，郝宇青.从传统公益研究到网络公益研究的变迁——中国公益研究状况述评〔J〕.社会科学，2014（2）. 
　　〔4〕田 甜.互联网拯救公益〔J〕.中國企业家，2015（19）. 
　　〔5〕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方曙光.“弱关系”和“强关系”下的网络互动和网络运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4（2）. 
　　〔7〕郭宇曦.探讨“互联网+金融+公益”新模式之公益众筹〔J〕.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6（2）. 
　　〔8〕徐家良，梁钜霄.志愿者应急管理与冲突理论——以5·12地震四川G县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4）. 
　　〔9〕陈 劲.协同创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0〕郑杭生，奂平清.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J〕.学术界，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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