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志”的内涵;产生时代;关系;现代价值
【Abstract】 The poetic statement of poetry is the oldest proposition of poetics in China.The research on poetic speech since modern tim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po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ic speeches and other poetical propositions, The study of "Poetry Express" also made progress in overseas studies, and its modern value can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Chi" connotation; generation times; relationship; modern value
正文：摘自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1期，知网收录。
《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1]“诗言志”观念在先秦两汉历经了四个阶段,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左传》中的“诗以言志”､荀子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到《毛诗序》提出的“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完成了“诗言志”命题的最后定型｡从此“诗言志”说便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主流,影响深远｡与之相关的研究历经两千年而不衰,近代以来更是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按照时间分段对诗言志的研究特点予以概括简述｡一､20世纪上半叶对“诗言志”的初步探讨
建国以前,“诗言志”研究刚刚起步,在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光潜等人所著的文学批评史中均有提到,他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论述了《尚书·虞书》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认为这几句话“从诗的创作到诗的格律,从作者方面到读者方面都讲到了,成为后来论诗言声律的先声”｡[2]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诗言志”是借诗歌吐露胸中的愁闷或者是想把自己的意志诉诸公众,另外他根据声律的起源推断“诗言志”大约产生在周代,还粗略地提及承其说的荀子和袁枚,但没有进行深入论述｡朱光潜在1946年出版的《谈文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志’为心之所之,也要合乎‘道’,情感思想其实本身就是‘道’,所以,‘诗言志’即‘载道’,文艺的‘道’与作者的‘志’融为一体｡”[3]此外,朱光潜在他的《诗论》一书中认为:“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4]诗还不是一个独立个体,其所指更像是音乐,“诗言志”是音乐借助言辞表达的一种诉求｡在中国诗论史上,第一位以“诗言志”为题著书的是朱自清,1947年出版专著《诗言志辨》,他在该书《序言》里对“诗言志”作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他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言志”的内涵作了考察和阐析,这些内涵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诗言志”呈现出了不同侧面的内涵,这些内涵又异中求同,都以“言志”为中心｡《诗言志辨》阐述了“诗言志”的确切内涵,并且梳理了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朱自清集古人研究之大成,在“诗言志”研究领域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20世纪下半叶对“诗言志”的全面研究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下,“诗言志”研究一度停滞,直至20世纪80-90年代,许多学者都纷纷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涉及并论述“诗言志”,使“诗言志”的研究处于崭新的阶段,焕发出一派生机景象｡这时期对“诗言志”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第一,探究“诗言志”的理论源头｡“诗言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确切记载是出自《尚书·尧典》｡1987年,张朝瑾的《“诗言志”探源》详细介绍了自先秦至唐以来学者对于“志”的阐释以及“诗言志”最早的出处｡1989年,王树芳的《“诗言志”说探踪》就其产生基础､具体内涵､历史演变展开论述｡1991年漆绪邦的《中国诗论的滥觞和“诗言志”说的提出》认为春秋时期借用诗歌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就是“诗言志”｡第二,探究“诗言志”的发展演变及其地位作用｡“诗言志”说极其精炼地揭示了诗歌的本质问题,所以它的影响深远｡1991年,孙耀煜的《“诗言志”与原始文化———中国诗学源流论之一》结合原始文化辨析“诗言志”的本义,从而理解“诗言志”的开山纲领的重要地位｡同年樊徳三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书认为“诗言志”说既是中国古代的最早文论,也是影响最大的文论｡1996年,洪树华的《诗言志说的回顾与展望》提出运用辩证多方位的方法来分析“诗言志”｡这一时期的研究,巩固了“诗言志”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第三,深刻分析“诗言志”中“志”的内涵｡例如,1986年,吴奔星的《“诗言志”新探》认为“诗言志”表明了诗的本质,怀乡爱国是最根本的“志”｡1995年郝树亮的《关于诗言志的再认识》提出“志”应理解为人与外界接触形成直接强烈的感受,作诗应坚持感时感事而作｡1999年,徐正英发表了《“诗言志”复议》,其中“诗言志”中的“志”被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这一时期对于“志”的理解得出的结论就是:春秋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这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基本特征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
三､新世纪以来对“诗言志”研究的深化
新世纪以来,对“诗言志”的研究有增无减,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研究的专著就达5部,论文数篇,呈现繁荣之势｡综合来看,这一时期“诗言志”的研究一方面在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深层次探索,如“诗言志”的内涵,“言志”与“缘情”的辨析等;另一方面是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与“诗言志”相关的其它诗学命题及其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创新,采用了辩证思维,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第一,辨析“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例如,2003年王筑民､陈全明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古文论笔札之三》认为“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但是,“诗缘情”不等于“诗言志”｡“诗缘情”说既解释了“诗言志”的最初内涵,更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明确了文学的“情感性”｡2006年郭常斐在《论“诗言志”走向“诗缘情”的历史必然性》中提出:“结合具体的文学语境,至魏晋时对诗歌有了更清晰的把握,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概念,最终完成向‘诗缘情’的过渡,从中可以找寻到诗论发生变异的内在必然性｡”[5]2012年侯卓均的《从“诗言志”说谈“诗缘情”的兴起》指出二者并非根本对立,而是相互生发,相互影响,共存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这一时期的论文整体论证了由“诗言志”向“诗缘情”历史过渡的必然性｡第二,探讨与“诗言志”相关的其它诗学命题及其关系｡2004年赵奎英的《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提出“诗言志”和“文载道”的歧异在于“志”与“道”､“言”与“载”所具有不同的“指向性”,从儒家语言哲学基础来看,“诗言志”根植于言心合一,“文载道”则根植于名教伦理｡
同年董莉的《“诗言志”与“模仿说”比较之我见》认为“模仿说”强调再现生活中的必然性与普遍性,“诗言志”则注重表现“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2013年王利明的《从“诗言志”到“吟咏情性”》认为诗歌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再到诗人群体出现,诗歌的发展逐渐由外到内,由关注社会生活到个人的内心世界｡由“诗言志”到“吟咏情性”情感性一步步被关注､强化,表明了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第三,认为“志”的内涵是否具有情感性｡例如,2002年,洪树华在《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中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排斥个人情感因素;另一种认为,“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是意和情的结合｡2009年王小盾的《论汉文化的“诗言志,歌永言”传统》认为“志”是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和理想抱负｡2010年王齐洲的《“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的一个标本》结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种集体交流方式认为闻一多将“志”解释为“记录”具有合理性,“记录”不具有情感色彩｡第四,从阐释学角度理解“诗言志”的内涵｡2010年,张丽丰的《“诗言志”研究抉微———兼述朱自清､闻一多的“诗言志”阐释》提出闻一多､朱自清二人对“诗言志”的阐释有明显区别,“志”即“怀抱”,闻一多所讲的“怀抱”泛指诗人内心蕴藏的各种情意,“言志”即等同于言情;朱自清则着重揭示“怀抱”与“礼”的不可分性,即与古代社会政教人伦相关联的特定情意指向｡2012年钟锦的《“诗言志”在汉儒阐释中的歧出意义及其本意之失落》一文指出,“诗言志”的“志”必然指向道德意志,而不是指向“情”｡但是,站在阐释学的立场来看,为了回避诗歌实际创作中更多抒情现象的矛盾,汉儒阐释把诗中表现的“情”与社会的治乱相联系,从而发挥了诗的政治功用｡这是汉儒阐释“诗言志”的歧出意义｡2016年王建清的《“诗言志”的审美阐释———从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提出从先秦诸子百家经典到两汉经典诗学理论代表《诗大序》,对“诗言志”的审美阐释是伦理诗教到个人情性的滑动,这是继承､超越的过程｡另外,海外汉学家对“诗言志”的研究已引起我们的重视｡他们在探讨“言志”问题时,重点从中国文化和民族特性的角度讨论“诗何以言志”,以及从作家个性情怀角度讨论“诗言何志”｡
汉学家宇文所安考察从《尚书》“诗言志”到《诗大序》“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发展,发现二者的差异:“诗言志”是根据过程或活动下的定义,即诗就是其活动或过程,而“诗者,志之所之也”则是诗的本质｡海外汉学家对“诗言志”的研究,或立足传统,深究原典;或结合西方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诗言志”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在后世的传播演变中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综观20世纪对“诗言志”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把目光主要集中在对“诗言志”的演变､内涵以及与其它诗学命题的关系上,诸多学者如朱自清､闻一多､郭绍虞､叶朗､王小盾等,均运用文史视野中的训释与阐发等现代学术方法,为我们揭开“诗言志”说的本义提供了不同维度的视角｡但是,“诗言志”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却被忽略｡“诗言志”对历代乃至今天的诗歌创作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可以说,“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仍然散发着愈久弥新的学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6.
[2]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M].上海:世界书局,1934:9.
[3]朱光潜.谈文学[M].上海:开明书店,1946:6.
[4]朱光潜.诗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
[5]郭常斐.论“诗言志”走向“诗缘情”的历史必然性[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上一篇：小说《耻》中的历史再现与反思 下一篇：浅析老舍《茶馆》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困境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