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勒德·胡塞尼的新作《群山回唱》描写了众多因战争和贫困而被迫离开祖国的当代阿富汗移民,在频繁的身份转换过程中,他们内心充斥着矛盾与挣扎｡本文主要利用杂交性身份理论,对作品中典型人物伊德里斯进行深入剖析,探究具有杂交性特征的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身份困境,并探究其解决途径｡
  【关键词】《群山回唱》;身份认同;流动的社会;杂交性身份
  【Abstract】 Kadirh Husseini's new work "Echo of Mountains" describes many contemporary Afghan immigrants who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motherland due to war and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frequent identity conversion, thei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This paper mainly uses hybrid identity theory to deeply analyze Idris, a typical figure in the works, and explores the dilemmas faced by ethnic minorities and marginalized groups with their hybri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explores their solutions.

  【Keywords】"Mountains Echoes"; Identity; Mobile Society; Hybrid Identity

  正文：摘自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1期，知网收录。

  卡勒德·胡塞尼是当代美国文坛上著名的阿富汗裔作家,他的前两部小说《追风筝的人》与《灿烂千阳》是近年来世界上最为畅销的小说,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胡赛尼本人更因其小说的巨大影响力,于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促进难民救援工作｡他的新作《群山回唱》也再次大获好评,被称为是作者迄今最具野心的小说,笔法较前两本也更为娴熟｡作品描述了多个因战争而远离故土､散落世界各地的阿富汗移民的故事,其中伊德里斯·巴希里的故事便是典型的代表｡伊德里斯和堂弟铁木尔14岁以前生长于阿富汗喀布尔,战争爆发以后举家移民到了美国｡20年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涌入喀布尔,使得当地房产的价值大大飙升,巴希里家的房子当然也在其列,然而20年间,房子几经易手,需要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因此兄弟两人回到阿富汗只为索回父辈的房产｡在喀布尔,兄弟两人除了要接触当地人,还有西方救援人员,最重要的是,还有由于无谓的暴力而身受重伤的罗诗｡伊德里斯答应回到美国后帮助罗诗进行手术,而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他不能履行诺言而陷入身份迷途｡作者通过细腻高超的叙事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所面临的多重身份困境｡心灵上归属感的缺失､模糊的民族身份､边缘性的文化地位,都导致他在试图融入主流群体时倍加孤独和艰难,深刻揭示出当代阿富汗移民跨界生存的身份焦虑和对尊重及认同的渴望｡
  一､尴尬的边缘文化身份
  在与西方救援人员的聚会上,伊德里斯尴尬的边缘文化身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无法作为一名普通的外国人带着求知欲和好奇心与西方人一起探讨阿富汗文化,因为听西方人为他讲阿富汗艺术家让他十分别扭｡另一方面,他也无法作为一名地道的阿富汗人跟西方人相处｡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塔利班的精神领袖)的笑话｡然而这个经由波斯语翻译成英语的笑话已经不再是笑话,笑点全无,讲起来如同受刑｡不管以哪种身份,他都难以融入西方人的小群体,更何况他既不是纯粹的西方人,也不是地道的阿富汗人,就如波斯尼亚人阿拉姆所说,伊德里斯是“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1]149,就像观光客,来到这里像是看色情表演｡虽然在聚会上“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1]145,竭尽全力融入这个圈子,但一切都是徒劳,反而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尴尬的边缘文化身份｡作为第二代移民,伊德里斯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但他出生在阿富汗,拥有不算短暂并且又十分美好的童年时光,对他来说,阿富汗并不陌生,他依然喜欢吃阿富汗菜,对于阿富汗身份的认同轻易便能被唤起,不得不说,他仍然保留着对阿富汗民族的文化归属感｡阿富汗饱受战乱摧残,满目疮痍,到处是贫困交加的儿童,在小饭馆吃饭时,窗户上就贴着一张张脏兮兮的小脸蛋｡当地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他们逃离了阿富汗,却有着普通阿富汗人没有的金钱与权利｡对于阿富汗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他感同身受却又不知所措,作为幸存者,他感到莫名的负疚与难堪｡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到美国以后发生的｡妻子关心的是“喀布尔安全吗?吃的怎么样?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来了吗?”[1]161而他想要讲的是被炸毁的学校､断壁残垣之下的流民和乞丐,他想尽办法想让这些事情都鲜活起来,但对于两个孩子来说,他的描述如同一篇再寻常不过的美联社报道｡两个孩子明显不感兴趣,一个想要看电影,一个想要玩游戏｡“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1]161与西方人之间有距离,与阿富汗当地人之间有鸿沟,与自己家人之间有裂隙,伊德里斯的身份认同之路相对以往更加艰难｡根据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在迁移的过程中,在与不同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伊德里斯的文化身份不断流动,其身份的矛盾性愈发彰显｡他越是迫切地寻求自己身份的同一性,对自己“杂交性”身份就越是焦虑,显露出他难以找到平衡的自我｡
  二､身份困境中的选择
  由于一场严重的家庭暴力屠杀事件,小女孩罗诗头部严重受伤,需要一系列的治疗｡伊德里斯满心激动并愉悦地向救援人员阿拉姆许诺和保证,他会帮助安排罗诗的手术,甚至可以自掏腰包｡而回到美国,一切都与他在喀布尔所目睹的残忍有着天壤之别｡阿富汗人民身处于水深火热中,物质资源严重缺乏,医疗设施极度简陋,而美国人民生活富足,一派繁荣｡虽然深知自己家安装一套家庭影院的钱,可以在阿富汗建起一座学校,但家庭影院才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他背井离乡移居到美国,就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家庭影院对他来说是一种象征和标志,是他在美国努力奋斗所要争取的平等文化权利和身份认同｡身份不仅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指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政治,“身份的塑造是权力的较量和利益互相制衡的结果｡”[2]76在这种较量中,他在美国的利益便占据了上风｡仅仅一个月之后,“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1]169此时罗诗遥远得如同戏里的一个角色｡记忆是有温度的,文化记忆亦是如此｡很明显,伊德里斯对于阿富汗的记忆情绪是包含恐惧心理的｡随着记忆的淡化,他开始不再回复､不再阅读阿拉姆问询的邮件,懦弱地逃避履行这个诺言｡这一切的发生与物理环境的变化又不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环境的巨变泯灭了他对阿富汗民族的文化认同｡而在6年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伊德里斯满怀恐惧与忐忑地参加了罗诗的新书签售会,此时她已经长大,不再是以前那个怯懦的小女孩,是铁木尔帮助了她｡伊德里斯收到的签字是“别担心｡里面没有你｡”[1]175这句话如同一声霹雳,又如同一面倏然立于他面前的镜子,让伊德里斯看清了他违背诺言的事实,等着伊德里斯的将是一生恒久的痛苦,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也标志着在自我身份的追寻过程中,伊德里斯是失败的｡在混合的文化､杂交的身份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物理上的距离和时间都无不影响着新生代移民的“矛盾情感”｡
这种矛盾情感使他在生产关于主体的话语时“出现了一种犹豫与犹疑,进而会生产一种意义的剩余与滑动｡”[3]126使主体的身份也变得游移不定｡为融入西方社会,寻求自己今后发展的道路,少数族群中的伊德里斯在压力下迷茫失措,进而选择摆脱自己原有文化身份所带来的阴影,但毫无疑问,他根本无法摆脱自己是阿富汗民族的文化身份事实｡一个人的整体性与独特性,正是储存于自己对于过去的文化记忆之中,抛弃过去意味着抛弃根与源头,民族文化身份和独特性便无从追溯,个体便无法界定和确立自我,主体的文化身份注定是不完整的､虚假的｡伊德里斯现有的孤独感､失落感不仅无法摆脱,而且将愈演愈烈,主体的同一性更是无法达成｡
  三､困境中的突围之路
  在作品中,铁木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不仅对妻子不忠,还做假逃税,为人处世世故圆滑,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在美国用的名字是“蒂姆”,回到喀布尔又总是自称铁木尔,但这种无伤大雅的表里不一,反而使得他如鱼得水｡他给乞丐们发钱､跟当地人亲密无间,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在伊德里斯看来,他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的时候不在场的人,他们跟当地人不一样,“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1]148在这里,我们虽无意探讨铁木尔与伊德里斯截然不同的性格基础,但我们却发现,恰恰是在面对当地阿富汗人的灾难时,两人不同的态度,对他们身份认同的成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木尔骄傲于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与之相互依存,在这个网络中,他的善变易变,促成了他与不同群体的融合,也促使他的身份随之变化,最后使他的身份认同达到统一｡在伊德里斯那里,身份认同是固定的､孤立的,只能二选一,他无法兼顾阿富汗裔身份和美国身份,这样的结果是,只要他做出了选择,另一种身份对他的牵扯必然导致他的身份认同无法平衡｡两种文化发生碰撞的过程,也是双方协商交流的过程,双重文化身份者在寻求文化身份之时,既不能排斥自己的祖国文化,又须得接受和承认他国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在跨空间､跨文化的地域中不断求同存异,调整认知的视角与方式｡”[4]217如此才能摆脱固有文化身份的束缚,构建自己真正的文化身份,以缓解不同文化身份带来的焦虑｡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认为,身份的“杂交性”也意味着矛盾性,身份的杂交性虽是他们产生身份认同焦虑的根源,但同时也蕴含了解决这一焦虑的途径｡“双重身份”的人同时也具有双重视野,有着不同于矛盾中两种文化的视角,他们理解这一矛盾也最具能力解决这一矛盾,即以“杂交性”来解构和挑战文化霸权,从边缘和他者的立场出发来重新界定､改写主体的文化身份｡[5]217我们身处的时代､社会,包括我们的生活都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没有终结,身份只能是随之而动,不可能固定不变,所以认同本身毫无疑问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流动过程,我们只能建立一种“流动的”身份认同观,在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杂交性身份群体只有直面这种文化落差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不断地打破边界､修正边界､重新界定边界,才能在“模糊”的身份中逐渐明确身份,在矛盾､冲突中协商和建构起与主流文化融合的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
  四､结语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热点地区频繁爆发局部战争和冲突,战争移民人数一再上涨,随之而来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身份问题日益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卡勒德·胡塞尼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后移居美国,其间阿富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和动荡,胡塞尼以其独特的视角､独具魅力的故事讲述方式,将阿富汗移民的故事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也将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中的身份困境展露无遗｡在这样一个不断开始､不断变化､不断结束———继而又重新开始的时代和生活境况中,移民群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冲击,个体在众多选择和可能性面前一筹莫展,文化身份认同之路异常艰难,而通过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认同理论,探究解决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

  [参考文献]
[1]卡勒德·胡塞尼.群山回唱[M].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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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瑶.胡塞尼作品的身份认同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
[5]HomiBhabha.TheLocationof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