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林芙美子;战争观;剧变;原因
【Abstract】Fumiko Fumiko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Japanese novelist and poet. Her creative career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period of the liberal writers represented by the book “Gangrangji”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North Shore Troops” and “Frontiers”. During the era of the writers of the “Pen Forces” era, the era of anti-war writers represented by “The Late Chrysanthemum” and “Floating Clouds.” The complex creative experience reflects that Lin Fumiko’s view of war changed dramatically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author's growth experience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he analyz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the war concept. By analyzing the nationality of the Japanese,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war concept of the writers.
【Keywords】 Lin Fumiko; View of War; Change; Reason
正文：摘自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1期，知网收录。
在我国,关于林芙美子(1903-1951)的战争观问题一直存在两大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林芙美子是二战后日本反战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揭示了战争的罪恶[1-2]｡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战期间林芙美子已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帮凶[3]101,其战后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反战文学[4]130｡那么,林芙美子究竟拥有怎样的战争观?其根源何在?一､林芙美子的战争观综述
年少时的林芙美子曾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生活,因此,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也充分体验到人情之冷暖｡《放浪记》《清贫的书》等早期作品就是林芙美子基于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体验创作而成的自传体小说,真实再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作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然而,这些作品往往过于关注女性自身,缺乏应有的社会意识和大局意识,因而并未触及导致女性贫穷､可怜的根本原因,也未涉及战争题材｡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军部很快组建了一支由知名作家组成的“笔部队”,赶赴各海外战场进行采访报道｡他们利用媒体和作家的舆论导向作用,竭力掩盖侵略罪行,大肆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林芙美子以女作家的身份深入战争第一线,得到了日本军部的首肯,甚至被当时的日本媒体赞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战线》和《北岸部队》两部从军作品也顺理成章地得以迅速刊行,林芙美子迎来了继《放浪记》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成为战争的实际受益者之一｡然而,“她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3]107已然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帮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翻开新的篇章｡日本文坛掀起了反战文学的浪潮,涌现出以宫本百合子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反战作家及作品,他们“从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生活体验､感受和认识出发,来反映战争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和泯灭人们的理性,以及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5]｡生性好强的林芙美子也通过反思自己或身边人在战争中所遭遇的不幸和苦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写作,并很快迎来了战后的创作高峰｡这一年,林芙美子共有12部作品问世,“这一系列反战作品博得了好评,巩固了(林芙美子)在战后文坛的地位”[6]｡此后,《晚菊》《浮云》等一大批优秀的小说作品也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大多以战后混乱凋零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内心的挣扎与无助,批判了战争的罪恶｡综上可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林芙美子的战争观发生了剧变———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林芙美子由早期的自由主义作家摇身一变,成为侵略战争的协力者;日本战败后,她又立即创作了一系列反战题材作品,变身为日本文坛著名的反战作家｡
二､战争观剧变的内部原因
1903年12月31日,林芙美子出生于山口县下关市｡7岁那年,她跟随母亲开始了居无定所､贫困潦倒的流浪生活｡这期间,林芙美子当过女工､做过女佣､接产护士､酒馆里的女招待……生活的艰辛造就了她坚毅的性格和对底层民众的无限同情｡青年时期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尽管无疾而终,却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而这些痛苦的成长经历,无疑都成为《放浪记》等早期作品的创作素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和警察为了镇压本国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大肆逮捕和杀害左翼人士,整个日本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1933年7月,林芙美子因对左翼思想及左翼人士抱有同情心,且购买共产党的机关杂志《红旗》而被当局逮捕｡在拘留所度过的9天时间里,她接触到许多和自己一样贫穷可怜的女性,也亲眼目睹了看守们对她们的辱骂和毒打｡这段经历使林芙美子对社会､政治､思想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她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而命运的无常则促使她学会应时而动､明哲保身｡因此,我们认为林芙美子如蝼蚁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成长经历,以及早年间屡受挫折､饱含痛苦的生活经历,致使她具备了超出常人的敏锐嗅觉和竞争意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情况,导致林芙美子有时会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甚至抛弃所谓的尊严和主义｡
三､战争观变化的社会政治背景
林芙美子的战争观在二战前后发生剧变,其中既有林芙美子个人的原因,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家政策等外在因素密不可分｡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号召全国上下共同支援战争｡这一时期,作家们的战地作品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火野苇平的从军记《小麦与士兵》畅销达120多万册,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战争文学”作品,而作家本人也得到军部的大肆表彰,并获得高额奖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石川达三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家想通过这篇纪实小说,把战争的真实情况传达给日本民众｡然而,小说一经发表,作家即被当局逮捕,作品也被禁止发行｡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从此,作家们对写作的态度愈加谨慎,并开始主动向法西斯的巨大磁场靠拢｡不仅如此,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其作家们在法西斯政府的逮捕和镇压下,也逐渐放弃了无产阶级理想,转而以笔代枪,为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摇旗呐喊｡这就是所谓的日本无产阶级的“转向”｡在这种形势下,林芙美子也顺理成章地站在了日本军部一边,不仅参加了“笔部队”,还发表了从军作品《北岸部队》和《战线》,并积极参加各种讲座和座谈,热情洋溢地做起了从军报告,从而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女作家｡可以说,对战争的投机,使林芙美子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而对战争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坚定的意志信仰,则导致她彻底“丧失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工具｡”[4]132
四､战争观嬗变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林芙美子并不是日本文坛上唯一一位在二战前后战争观发生剧变的作家｡佐多稻子等无产阶级作家也曾向军国主义妥协､“转向”,并在战后自责､反省自己助力战争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林芙美子等日本作家的战争观之所以轻易改变,其根源在于日本人的民族性｡
(一)等级制社会中的绝对服从精神
日本是纵向社会,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整个观念中,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是一种基本信赖｡”[7]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居于权力的顶峰,得到全家的尊重和敬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被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任何人不得越级｡在国家关系层面,根深蒂固的“大国意识”,使日本人深信日本是先进和强大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而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都是落后小国,因此必须在亚洲重新建立起由日本主导的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林芙美子等日本作家正是深受此种等级制观念的蛊惑,才能轻易认同日本对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
(二)为天皇尽忠与报恩的精神
在日本,天皇向来被赋予神秘的色彩,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人们无条件地爱戴这位精神领袖,并时刻准备报答皇恩｡当“忠”的意义发生改变时,他们尽忠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反差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林芙美子二战期间积极助力战争的行为,与战后反战作家的形象大相径庭,常常令日本以外的研究人员感到费解｡而在日本人看来,无论作为侵略战争的帮凶,还是反对战争的控诉者,都是为天皇效忠的忠实子民,值得推崇｡二战期间,日本军部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这种信仰,借天皇之名对日本普通军民进行洗脑,行烧杀掳掠､侵略他国之恶行｡
(三)善变的价值观
日本人对待善恶､好坏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应时而变是其价值体系最主要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集团内､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日本人可以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有时甚至可以同时拥有两套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岸信介二战期间曾作为东条英机的副手亲自参与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二战后却奇迹般地当选为日本首相,更令人费解的是,日本民众居然能信任和支持其政权｡同样,林芙美子等日本作家在二战期间积极协助侵略战争,在战后又立即成为宣扬正义､倡导和平的反战作家,日本的广大读者和民众当然也可以欣然接纳｡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日本民众的价值观在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和信仰追求,导致没有相应的道德负担和精神痛苦,致使日本人可以做到前一天还在同敌人殊死搏斗,第二天就举着鲜花面带微笑迎接曾经的敌人占领本土———世界上恐怕也只有日本人能够做到如此释怀吧!综上所述,正是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日本人既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也可以不计前嫌､从头再来｡林芙美子等日本作家在二战前后战争观发生剧变,也是出于同样的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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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宝香,谭姗姗.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反战观———以《浮云》为中心[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5):77-80.
[3]王向远.日本的“笔部队”及侵华文学[J].北京社会科学,1998,(1):107.
[4]王劲松.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以林芙美子《运命之旅》为例[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30.
[5]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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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M].北塔,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5. 上一篇：对种族歧视的妥协———尤多拉·韦尔蒂《绿帘》中的黑人男性“外 下一篇：“西方吸血鬼”与“中国鬼”文学形象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