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于2017年9月24日落下帷幕，现任总理默克尔赢得了胜利。默克尔已在位12年，是21世纪主要国家任职最长的领导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怀、沉稳务实的施政特点、个人风格与德国政治体制的契合、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成果，是默克尔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德国  默克尔  大选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9月24日，德国举行第十九届联邦议院大选。选举结果是，得票率最高的联盟党总理竞选人默克尔获得组阁权。假如组阁成功，默克尔将开启其第四个联邦联合政府总理任期，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执政时间最长的女领袖。

在国内外观察家眼里，默克尔是个难解之谜。她成长于东德，没有从政经验，却掌控了堪称男人世界的德国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出任德国总理12年之久；她被称为“铁娘子”“黑寡妇”，却又平淡而无奇。过去12年里，欧洲与全球政局风云变幻，各种危机频发。美国产生了三届总统，英国更替了四任首相，法国也更换了四位总统，而德国女总理却依然故我，成为21世纪主要国家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还在2017年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结果中，登上全球“最受信任的领导人”榜首。那么，默克尔的“成功之道”是什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怀、沉稳务实的施政特点、个人风格与德国政治体制相契合、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成果，可以说是默克尔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默克尔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

默克尔首先是德国历史上积极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一国领导人热爱并服务于本国人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二战后于1949年成立的德国在当时却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被美、英、法三国所占领与管制。1955年，德国获得国家主权独立，但其在国家统一的根本民族利益上仍然没有自主权。“克制文化”占据德国对外政策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欧洲整合与对法国关系的塑造上。

在这种情境下，“国家利益”“德意志特殊道路”等都是禁忌，即使涉及利益问题，也一般要用“责任”等委婉表达。1990年德国统一以后，曾有德国学者呼吁要为“利益”正名，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利益政策“妖魔化”和将一体化政策“神圣化”。然而，这在20世纪90年代尚不能为德国内外大多数人所接受。

而默克尔在2005年上台后第一份施政声明中就向世界明确宣示：“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是利益政策。一项符合德国利益的政策系于同我们伙伴的联盟与合作。”从二战以后德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审视，这不仅为“德国利益”正名，还是一种“德国优先”论。

默克尔奉行“德国优先”政策，将爱国主义视为最高准则：欧洲仍是德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但要置于德国利益之下；注重欧盟的“功能性”作用，而不是“海市蜃楼似的欧洲准联邦国家”。譬如，她对上台后面临的欧盟财政危机表态说，德国愿为解决危机作出贡献，但是新政府“将全力以赴维护德国的利益，不会接受过分的财政负担，因为我们自己的财政状况、我们自己的问题不允许这样做”。

默克尔奉行“德国优先”政策，还突出体现在2010年爆发并影响至今的欧债危机中。默克尔反对搞所谓“欧洲债务同盟”，2012年还放出过狠话“只要我在世，就不会同意这样做”，这都是“德国优先”政策的体现。从默克尔的很多讲话中可以看出，她深爱自己的国家，对二战以后德国在废墟中崛起并成功驾驭德国统一带来的巨大挑战等充满自豪。默克尔在2015年难民危机高潮时的名言“我们会成功”亦是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的流露。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也无疑是默克尔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沉稳务实的施政特点使默克尔获得民众支持

务实、勤政、不浮夸、不虚荣，是默克尔一以贯之的施政特点。默克尔2005年上台后的第一份政府声明标题就是《我们是一届行动的政府》。默克尔崇尚爱因斯坦的名言：“生活似骑脚踏车，必须前行才能避免失衡。”默克尔的前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在她看来，解决问题犹如治病，要先诊断病情，然后对症下药，能争取解决的，绝不拖延；暂时无法解决的，明确表明立场，并创造条件以后解决。

本着这种行动方略，默克尔在宣誓就职后第二天就出访巴黎，开始扭转其前任对法关系的偏差，同时致力于平衡与协调法英之间、大小国之间、穷富国之间以及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努力为最终化解欧盟2005年财政危机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在默克尔总理生涯的12年间，她一直不得不同各种各样的危机打交道。2008年横扫世界的金融危机暂且不论，仅从欧洲地区来看，近几年来一系列危机接踵而至、扎堆蔓延，如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恐怖袭击、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面对上述危机，欧盟诸机构及其精英似苍白无力、招架无功，惟有默克尔奔波在各个危机现场，发挥着主导作用。

2015年1月乌克兰东部战事升级，默克尔同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提出倡议，并同俄、乌两国总统达成第二个《明斯克协议》，促进实现停火；是年夏天，在希腊债务危机的紧要关头，默克尔政府态度坚定且有耐心，对希腊最终政治妥协起到决定性作用，希腊免于财政崩溃，欧元区也得以维系；在汹涌而来的难民潮中，默克尔同土耳其总理商讨联合提议北约参与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工作，打击偷渡，并争取到希腊政府的支持等。如今，难民危机已在德国乃至欧洲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对默克尔的欧洲政策至今仍有许多人看法不一、有褒有贬，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像默克尔这样认真勤勉、沉稳务实的政治家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也是其获得大选成功的原因之一。

默克尔的个人风格契合德国政治体制

默克尔的行政风格是冷静低调、平淡简约、兼收并蓄、后发制人，几乎获得德国国内外众口一词的褒扬，而这正是她的杰出和令德国各政党生畏之处。2017年9月3日，默克尔在同其竞选对手电视对决中阐述自己奉行的是“中庸之道”。正面解读，默克尔的中庸之道可被视为待人接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能够与时俱进和“拿来主义”地吸取各党之长为我所用；负面解读，默克尔则是克人、克党的能手，谁与她联合执政，谁就会被边缘化甚或败北。事实上，默克尔的个人风格正是契合了德国政治体制的两大客观因素。

一是德国“政治趋同”发展态势。从1949年到2005年默克尔上台，德国政党体制基本形成了联盟党和社民党两大“全民党”轮流坐庄的“准两党制”格局。两大政党均奉行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社会国家”的发展问题上，联盟党和社民党均坚守“社会市场经济”的指导原则。对两党来说，所谓“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都是界限不清和可以跨越的政策调控手段，特别是在“社会国家”的发展问题上，两大政党意识形态模糊，阵地也是互换的。德国的“政治趋同”突出体现在联邦议院大选上。默克尔2005年之后经历过四次大选，都让外人感觉无聊乏味，2009年大选被视为“共识性竞选”，2017年的大选更是这样，社民党无法高扬自身特性，应是其竞选失利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因素是德国议会民主制的“总理式民主”特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明确规定并赋予联邦总理三大实权：一是人事决定权，联邦总理可以决定其政府班子组成人选，即有权向联邦总统建议对各部部长的任用和罢免；二是方针制定权，联邦总理确定政治总纲并对此承担责任；三为单独负责权，即只有联邦总理才有权向联邦议院提出信任问题，换言之，联邦议院表示不信任的对象只有联邦总理一人。倘若联邦总理因其他原因而终止任职，各联邦部长的任职也将随之终止，而联邦总理的罢免只能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来实现。有鉴于此，社民党人再资深，进入默克尔主导的内阁也仅是一种“跟班”角色，加上默克尔式的“中庸之道”与“和为贵”，社民党形象被削弱甚至被边缘化在所难免。

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成果是默克尔赢得大选的基础

默克尔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实质内容，是她执掌德国权柄后一直坚信和恪守的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这是默克尔治国理政的根基和远景，也是她承继德国政治连续性的体现。

“社会市场经济”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提出的概念，是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领导实施德国货币改革的奠基石。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自1948年诞生至今，显示出惊人的连续性。默克尔2000年开始出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开始着手规划“新社会市场经济”政策；2005年执政以后明确表示：“社会市场经济同基本法、双轨制职业教育一样，是德国创造的精神财富，启迪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智，它使德国获得巨大成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因此必须坚持。”在实践中，默克尔坚持其前任的改革路线，只是迫于国内压力和避免社会剧烈震荡，采取了渐进主义的“小步走”方略，即在一定程度上视情而定地后退，以保证改革成效。在全球化挑战和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冲击下，能否继续坚持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默克尔不仅继续高举“社会市场经济”大旗，还表示要将其推广到全世界。

总之，默克尔在国内、欧洲以及世界范围，都倡导实施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2017年9月24日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前一周，默克尔致全体选民一封公开信，充分展示她对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坚守。如今，德国已从统一后的“欧洲病夫”成长为欧洲首强和世界继美、中、日之后第四大经济体。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德国经济在2016年仍实现了1.7%的增长，失业率处于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最低点，就业者实际收入创下20多年的最高增幅，国家三级（联邦、联邦州和乡镇）财政以及社会保险继续保持收支平衡。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成果，是默克尔赢得2017年大选的基础。

2017年德国大选后默克尔将面临的挑战

默克尔善于因势利导、后发制人，那么国内外不同层面的“势”是什么，将如何影响新一届默克尔政府？

首先从国内层面来看，2017年德国大选结果从两个方面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德国联邦议院首次形成1949年以来的“六党格局”态势。德国的政党体制已从“准两党制”向“多党制”的方向演变。二是组阁谈判极为艰辛。从此意义上说，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赢”得了大选，但“败”给了选民。再有，尽管默克尔成熟老练、经验丰富，但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很难弥合。默克尔能否“以柔克刚”，排除各种障碍而组阁成功，结成较为稳定和有效率的联合政府，驾驭国内外巨大挑战，特别是国内极右政党的挑战，世人无不翘首以盼。

其次从欧盟层面来看，欧盟正遭遇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危机。在欧盟机构及其政治精英应对危机无力的同时，默克尔领导的德国的作用却异常醒目。如何重振欧洲，是德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6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的“重启欧洲”计划演讲的主旨。迄今为止，在应对欧盟危机如欧债危机等问题上，默克尔更青睐所谓“联盟式方法”，即主要通过由欧盟成员国国家与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进行商讨和议决，是为“政府间主义”合作方式。然而，马克龙倡导的是“核心欧洲”，深化欧洲一体化的“超国家主义”路径。默克尔新一届联合政府如何在“重启欧洲”“做强欧洲”上同法国合作是十分关键的。

最后从全球范围层面看，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层出不穷的新挑战？默克尔在2017年大选之前致全体选民的信中提出：“存在迎接挑战的巨大机遇，必须加以利用。”然而“巨大机遇”具体何指，信中并未说明；德国竞选主拼内政，外交政策几无涉及。笔者以为，巨大机遇中有中德合作发展的成分。2017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中德关系在德国前任总理施密特、科尔、施罗德打下的基础上，在默克尔主政的12年间又获得长足发展。譬如，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的开启，特别是两国在先后主办的2016年G20杭州峰会和2017年G20汉堡峰会期间的精诚合作，为双边与多边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注入了正能量。总之，中德关系总体向前的良好发展趋势不会改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德］乌尔里希·罗尔主编、顾俊礼等译：《德国经济：管理与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