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考古资源记录了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轨迹，是该地区文化传统的载体，具有较强的乡土性和浓郁的地方特征。本文探讨在考古学教学中将粤东地方考古资源与教材內容有机融合，实现丰富考古学教学內容，激发学生学习和掌握考古学相关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为公共考古服务的能力和意识。 

　　关键词：考古学教学；地方考古资源；实践教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6-0077-03 

　　考古学作为高校历史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其目的是传授学生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掌握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学会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为历史研究服务。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调整的学科分类目录，把历史学划分为三个一级学科，即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为考古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考古学教学在一般高校历史学专业中还存在一定困难。首先，当前考古学教材主要面对的是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教材专业性强，难度较大，对于历史专业本科生学习有些难度。其次，与历史学课堂教学为主的学科特点不同，考古学更注重书本知识与野外实践相结合，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囿于经费与安全方面的考虑，通常考古学野外实践部分开展较少，这样也造成了学生对考古学的相关内容主要通过图片、视频等资料理解和学习，本应具有直观感受的学科变成了空中楼阁，考古学失去了应有的学科特色。 

　　教师如果在教学实践中将理论知识与地方考古资源相结合将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地方考古资源是指具有坐落于本地区域范围内，并被本地一般人所了解的考古遗址等相关资源。韩山师范学院坐落于潮汕平原，在象山发现了八千年前人类活动的遗址，其后的考古遗址更加丰富，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活动的线索连续而清晰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传统成为考古学课程教学的宝贵资源。本人于2015年在北京接受“马工程”重点教材培训，并在九月份的考古学课程中选用该工程的《考古学概论》作为教师参考书，该书注重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研究，并融合考古学领域新方法、新成果，尤其是注重围绕与人类生业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资源以及聚落等社会考古领域的探讨，研究视角实现了微观和宏观的结合，为考古学增添了丰富而生动的研究内容。本文就该书的相关章节结合地方考古资源进行探索性实践，取得一定效果。 

　　一、年代学分析 

　　“时间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一，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历史，首先必须赋予其相应的时间概念，否则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资料缺乏时间标识，年代学也就成为考古学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内容之一。在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石器、骨器和简单的陶器，这些遗存会随着人类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阶段性的变化，通过排列其发展的逻辑序列，对于揭示制造和使用者的存续年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考古工作者在潮安发现和挖掘了陈桥村、石尾山、海角山和梅林湖系列贝丘遗址，取得研究成果。这些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人工遗物，有贝壳、石器、骨器和陶片，本人在教学中，通过四个遗址人工遗物的对比分析，让学生理解石器时代人类发展过程。如陶器，在陈桥村发现贝丘遗址出土的陶器全部是粗砂陶，以灰陶最多，陶土未经淘洗，陶器表里面均磨光有大量粗砂粒，火候低，捏之即碎，手制。石尾山遗址出土陶片比陈桥村遗址数量少很多，制作比较粗糙，没有陈桥村遗址在陶器着赭红和加刻纹饰的特征。石器的加工和制作方面，两个遗址的石器都以河砾石打制而成，石尾山遗址的石器种类以尖状器最多，有手斧狀石器和砍斫器，陈桥村遗址石器类型比较丰富，有“蠔蛎啄”、手斧状石器、砍斫器和敲砸器等，出土的石锛有简单的打制和磨制并存的现象。在第三层发现的10个个体人骨上多染有红色的赤铁矿，埋葬仪式与处于旧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有相类似之处。除石器之外，陈桥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骨器，包括斧、刀、锥、镞以及尾端钻孔的骨针。通过对比广东省其它遗址的相关信息，可以判断陈桥村遗址大致年代为新石器早期，从这两处相邻遗址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对比可以发现，陈桥村遗址在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制作方面比石尾山遗址要发达，在相对年代上，石尾山遗址在陈桥村遗址在之前。 

　　在海角山遗址发掘出了石器和陶片遗物，陶片绝大部分为粗砂黑陶，与陈桥村遗址有较大差别。石器有打制与磨制并存现象，打制石器的特征与石尾山、陈桥村遗址接近，磨制石器数量超过打制石器，但也仅仅处于半磨制阶段。在潮州发现的梅林湖遗址同样出土了石器和陶器，石器则全部为磨制石器，而且发现了有精致的穿孔石器，陶器上则有使用慢轮的痕迹。 

　　通过让学生到博物馆参观相关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使书本上抽象的理论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对四处遗址出土遗物进行分析对比，为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人类在石器时代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让看似生硬的石头变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诉说者。同时，让学生研读考古报告中的内容，“我们把梅林湖遗址的年代看成相当于中原殷商以至龙山时期，那么潮安陈桥村和海角山贝丘遗址的年代大体就会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时期或者还要早一点，潮安石尾山贝丘遗址的年代则会距今五～七千年之间，”顺势开始进行科技考古相关知识的讲解，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聚落考古 

　　聚落是人们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从事生产、生活及其他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存总称。通过对聚落考古发掘，复原古代人们的经济、社会和仪式等行为。通过聚落建筑布局阐释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分析当时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在聚落遗址中的房屋、排水系统、道路等遗迹和陶器、铜器、铁器等遗物是当时人们各种活动的产物，并与特定关系的人群相联系、相匹配。聚落形态和遗物种类反映当时人群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 

　　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会同澄海市博物馆、汕头市文管会对位于澄海市西北的龟山遗址进行3次发掘。龟山山顶及其东、西、南面都有文化堆积，面积近2万平方米，在对文化遗存保存较好的南面4千平方米的发掘中发现，龟山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汉代建筑群，当时人们利用低矮的山冈，营造成三级平台，考古队对第三级平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遗迹中有四处房屋遗址，F2室内为红烧土硬面，近门道处有用河卵石铺砌的踏面，在F4遗址中发现一段排水管，房址西侧也发现了排水管道遗迹。F3室内地面用夹沙的黏土抹平、夯打后，再经烧烤，形成厚度在1～2厘米的红烧土硬面，在房址西侧发现由板瓦和筒瓦扣合而成的排水管道。由此可见，这四个房址组成了功能比较完善，使用时间比较长久的聚落，F3是最大的一座，“为庭院式。坐北朝南，方向201°，东西面宽12.8米、进深6.2米。中间为殿堂，宽5.5米；东西两侧为配房，宽3.25米。房与房之间有夯土隔墙，墙厚0.5米。房前面有走道，宽1.6米。殿堂正面有台阶，通向庭院。”房屋的精致程度和大小分析，F3应为聚落的中心。根据出土遗物风格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可以判断龟山遗址存续时间从西汉中期到东汉。

房址在聚落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房屋的大小和精致程度反映了居住者或者使用者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四个房址建造规整、精致，并伴有铺排水管道、地砖、瓦当、铜鼎、铜镜等遗物出土，说明此处房屋使用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遗址中能够反映经济生产情况的发现并不多，只出土了水鹿、猪獾、鳖龟遗骸和数量众多的网坠，这些反映了当时人们还存在一定攫取经济的行为，人类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依赖程度较高，采取的都是攫取经济。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人类进入了生产经济阶段。在汉代，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生产能力增强，社会已经进入生产经济为主的生业方式。根据以往考古证据表明，在生产经济时期，人类依然会存在攫取行为。龟山遗址出土的兽骨不足以维持如此大范围内的人们所需，可能仅仅是生产经济之外的一种辅助或补充手段。龟山遗址生活的人们获取生存所需的途径是什么？龟山遗址中出土了铁制的锸、锄等农耕用具，已经证明其生产力高度发达，但数量很少，而斧、凿、刀等数量较多，说明此处不是具有生产功能的聚落，结合房屋遗址的规模和精致程度可以判断该聚落发挥着政治中心的作用。在此聚落周围还应该有供应龟山遗址生存需求的生产型聚落存在，只是尚未发现。 

　　三、培养学生对公共考古学的关注 

　　考古学归根到底是以服务社会发展为第一要旨，“社会需要才是考古学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考古学必须回馈当今社会。”在大学开设考古学课程除了培养学生用多种思维理解和研究历史外，还要让学生认识到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在掌握保护文化遗产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其为社会文明发展提供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本人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公众考古思想和理论的讲解，对学生强调考古学走人公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鼓励他们把所学知识向公众進行讲解和宣传。例如在讲解潮州宋窑内容时，除了向学生讲授宋窑特点和历史价值，还指导学生编制问卷和调查提纲，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学生考察宋窑遗址，并向周围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和做系列访谈，向居民普及文物知识，宣传保护宋窑的意义。在学生中建立课题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发挥学生本土优势，让他们深入民间开展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活动。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他们先后进行了宋窑、开元寺、红头船、韩文公祠、北阁佛灯、潮州金漆木雕、英歌舞、潮州棵等几十个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他们在研究中注重对文物保护的宣传和一些非遗的传承和发扬问题的关注。 

　　“任何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性表达背后都会存在超越时空的普世追求。在此坐标系中，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则具有更恒久的延续性、空间意义上的普遍性。”在教学中，发挥地方考古资源的优势，做好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和延续，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与教化功能。教师在按照教学大纲和课本内容讲授的同时，增加学生熟悉的地方考古遗址资源，进行书本知识和本地考古资源的有效结合，充实了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理解和学习考古学知识的生动素材，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索的热情，并掌握了服务地方社会的知识能力和途径，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教师在彰显地方考古资源特点的同时要做到地方考古资源与教材的有机融合，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杜威认为，“所谓教材，就是在一个有目的的情境的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教材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去语境化，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在宏观上阐述人类发展线索，要把地方考古资源融入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做到个性与共性的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