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崛起已经由“铁血道路”转向文明创造力。一个国家只有立身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到引领世界文明的作用，才能实现真正崛起。因此，中国必须在继续强化硬实力的同时，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全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由此而内生出最强劲、最持久的文化创新动力。同时，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为繁荣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人文生态优化为文化生长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土壤和条件，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包容度、融合度则有利于吸收世界文明成果。要实现文化繁荣、提升文化自信，一是由“厚古薄今”转向厚古厚今厚未来，突出于厚未来。二是针对欧美出现的保守主义动向，要在努力占领政治制高点的同时占领文化制高点。三是更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化政策导向，借助经济硬实力推动文化输出。

 

 

关 键 词：文化自信  文化软实力  民族传统文化  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最接近世界中心”的阶段，且有继续上升势头，这几乎没有哪种外部力量能够遏制和改变。但有一个自身因素或问题需要关注，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延缓乃至消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这就是文化自信及其内含的创新能力。当前，大国崛起已经由“铁血道路”转向文明创造力。换言之，一个国家只有立身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到引领文明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崛起。所以，中国必须在继续强化硬实力的同时，努力提升软实力，即建设文化大国强国。

       哪些因素影响文化自信

       中共中央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并列，充分反映出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折射出文化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文化自信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不断克服矛盾问题，不断推进的结果，因而，需要弄清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文化自信。

       第一，政治自信影响和决定着文化自信。在中国，看问题的原点、视角和逻辑必须立足于政治。一定意义上，读不懂政治便读不懂中国，就如同读不懂宗教就很难读懂西方一样。政治自信包含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当我们拥有强烈的政治自信，就会为文化创新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就会以更大的宽容包容接纳知识分子的创新成果。相反。如果我们政治不自信，防范便成为第一要务，进而设置一个个禁区，所谓敏感期、敏感点、敏感词汇。当知识分子行走在雷区密布的空间，便不可能放飞思想，创造更多更大的思想文化成果。

       第二，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影响着文化自信。这一点对于弱小的国家民族不突出，对于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尤其对于确立了伟大奋斗目标的中国，必然突显而出。中国是文明古国，并且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切断的国家，这为文化自信做了很好的奠基，但这种文化自信并非天然地存在于文明进程中的每个阶段。比如，在各大文明独立发展时，就不存在因比较而产生的自信。当航海事业促进了世界的大交流之后，文化进入可比较阶段。我们一直落后于西方，无法产生文化自信。随着经济全球化，高科技使世界深度融通，这时的民族文化成果有多大的世界影响力，同时创造了哪些世界级别的新文化成果，皆影响着文化自信。

       第三，文化成长性与创新能力影响着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自信离不开整个民族发展中产生的文化成果，但更主要的或更根本的还是看成长性与创新能力。只有存量，没有增量，只有古人创造的文化成果，而没有当代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文化自信。世界上大概没有超越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信，但与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后，伊斯兰文化的短板突显出来，并且极度错位，由此生成当下的文明冲突、宗教冲突。再比如，我们很多人认为日本存在“失去的20年”，但日本人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并不这么看，原因是日本科技创造力独步世界，2001年至今，日本拿到了17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紧随美国之后。

       第四，文化品质与民族奋斗目标的匹配度影响着文化自信。国家因大小强弱而形成世界排序，也由此区分出领导性国家和追随性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原本就不具备领导能力也不想领导世界，其未必有强烈的文化创新冲动，甚至可能采取“拿来主义”。对于大国强国来讲，显然不能这样，因为大国强国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对于追求领导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品质的重要性一定要突出。如果国家的文化品质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一致，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和可复制性，那么文化的首创者便产生道德感、价值感，进而是自豪感和自信心。如果文化品质落后和腐朽，即使阶段性上貌似影响世界，仍然因其软肋而无法持久，故无法形成真正的文化自信。

       第五，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能力和被接受度影响着文化自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但能否真正为世界所接受，最终要看效果和结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不再关着国门看世界，普通人也能够走向世界，再加上信息高速公路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位置与状态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实力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每个走出国门的人都有所感知，但文化对世界有多大影响力，是否与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吻合，这些都会反映到文化自信的程度上。

       第六，传统文化萃取与民众认知认同影响着文化自信。西方学者亨廷顿认为，“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核心剧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有时也源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历史久远的民族必然会生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又会塑造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单个人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完全切断自己与民族文化的脐带，但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与认同差异很大，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文革”、传统文化受到过极大摧残的国家，要重树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从传统文化中萃取营养，并与时代对接，这方面的工作成效影响着文化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的动力与羁绊

       中国正在进入繁荣现代文化的开启阶段。之所以是开启，在于此前的中国文化繁荣主要存在于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都未开始现代文化创造。作为主体阶段之一的封建社会，其时代特点是统治者抑制思想文化创造。而对于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三次思想文化繁荣期：轴心时代、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我们只参加了第一次，根源在于历代统治者关心关注的是政权稳固，而非文化创新，比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借助儒家的统治术。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再未创造春秋时期的辉煌。所以，中国文化史中的主体阶段打上了深深的封建烙印，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会产生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启蒙。原本新文化运动也可以通过启发优势而更快发展，终因救亡图存而功亏一篑。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从基因和革命性来看，具备了推动现代文化创新的能力，但由于政治进程曲折，发展经济的压力巨大，同时，文化创新脱离历史发展阶段，所以仍未能把中国推向世界前列。随着中国大国目标和道路的确立，我们要真正走上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的道路。要把可能化作实在，有必要深入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一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生成强大的文化创新内驱力。世界文化史证明，每一个大国的崛起，一定要找到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引导力和路径，或者说要崛起于世界，必须在超越自我的同时超越世界，必须实现思想文化的巨大突破。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全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由此而内生出最强劲、最持久的文化创新动力。

       二是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为繁荣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因为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文化成长方式与西方国家差异很大，我们的文化成长高度依赖执政力量，西方更多源于社会力量，正是因此，党中央把繁荣文化突出出来，注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

       三是人文生态优化为文化生长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土壤和条件。中国的人文传统充斥着“官本位”思想，这深刻地塑造了民族的人文性格和价值取向，既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重点必不在科学技术，甚至不是人文思想，而是八股文、做官术，极而言之是“厚黑学”。若不改变这种人文基础和文化基因，建设文化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反腐，尤其是通过制度建设厘清权力边界，潜规则被遏制，灰色空间被压缩，加上精神大厦建设不断加强，官场风气开始向好。党风决定政风，进而影响民风，我们的价值追求被引向文化创造，这具有基础性。

       四是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包容度、融合度有利于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大量的腐朽的基因和元素，即便如此，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总体上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即便是闭关锁国的清代，同样也出现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洋务运动”。一定意义上，一次次的文化融入，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走向的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既然如此，我们在深度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在把文化包容弘扬发挥好的同时，又能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超越和突破。

       除了上述有利条件和因素之外，也有需要打破的思想禁锢。一个是把“讲政治”异化为抑制文化创新。党突出政治领导，因而强调“讲政治”，这是正确的选择。但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不仅不能强化政治，还会抑制文化创新发展。比如，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文化，而非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必须打上政治制度的烙印。前者自然而然，后者注定限制文化创新与繁荣。另一个是泛化意识形态斗争，限制文化“交流互鉴”。只要世界尚未进入大同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就会是国家博弈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但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范围空间已经大大压缩，“命运共同体”与共建和谐世界是我们倡导的价值观，也是世界主流价值观。所以，意识形态斗争应当限定在导致政治制度“排异反应”的范围和层面，决不能泛化到整个文化领域。否则，必将限制我们参与世界文化的建设。

       繁荣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提升文化自信，需要在指导思想、战略路径和重点工作上下工夫。概括起来，应确立的指导思想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根本目标及其要求，立足于民族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础，遵循文化建设基本规律，繁荣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要求，巩固和提升中华文化融入世界、引领世界的能力要求，筹划和设计文化发展战略，实现文化发展与国家发展同步、文化繁荣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程度相对应，并互为支撑，互为动力。

       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战略路径便清晰起来。清晰的战略路径必然需要认识战略本身。战略决定策略，有效的策略必定产生于正确的战略。同时，战略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直接转化为实施方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路径选择，有两个方面特别需要强调。一个是战略重点应着力于政策措施，还要引领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前者重在文化产业规划，确立着重点和发展阶段，后者重在构建大国文化品质，比如文化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突出民族传统文化或政治文化，乃至普遍意义的人类文化，等等。另一个是把握和遵循文化成长规律。遵循文化成长内在规律，文化就会快速成长，反之则亦反。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遵循的是不同的规律，经济建设可以因为一个经济政策或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实现爆发式增长，文化建设却无法实现爆发式增长，必须加强基础建设，一步一个脚印。与此同时，还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科学的价值坐标和评价系统。

       每个民族都会产生民族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旦成熟反过来会塑造一个民族，这就形成了民族文化性格。一个民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走这条路而不是走那条路，与文化传统或文化性格高度关联，所以，文化建设不能放弃创新，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前行，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基于上述认识，选择文化建设的战略路径，有几个方面需要强调。

       一是由“厚古薄今”转向厚古厚今厚未来，突出厚未来。中国一方面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因近现代的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造就了借助古人找自信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政治上“不忘初心”，着力弄清我们从哪里来，以此决定向哪里去，是正确的做法。但文化上过度向后看，很容易产成抑制创新心理。总是讲“俺祖上如何来着”，也容易弱化当下的文化创新力和自信心。所以强当下、强未来，对于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很重要，也很必要。

       二是针对欧美出现保守主义动向，要努力在占领政治制高点的同时占领文化制高点。欧美国家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保守主义，这给世界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换个角度看问题，恰恰给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有利于中国更快速地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的主旨演讲，由于高扬了全球化的旗帜而备受好评。如果我们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在实现政治突破的同时，文化上发力，一定能够取得文化软实力的大幅提升。

       三是更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化政策导向，借助经济硬实力推动文化输出。更新什么观念?突出文化对抗还是文化合作?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实现突破，即与西方大国进行更加广泛而又深入的文化合作，在过程中提升话语权和主导力。至于价值观上的突破，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还要强调的是引导文化界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培养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犹太民族是最具创造力的民族，看一下犹太民族世界排名第一的收入捐出比例，我们就可以看出精神境界与价值观的支撑作用。近年来，日本的创造力快速提升，正在由次原创性国家上升为原创性国家，同样与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有关，比如日元上的人物皆为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没有一名政治家和企业家，这已经让我们窥见其中端倪。至于借助经济硬实力推动文化输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需要有意识和政策支持。

       那么，有哪些重点工作应着力开展?

       第一，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为文化创新提供科学指导。文化繁荣离不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如果囿于传统理论不敢创新和突破，甚至僵化地对待党在革命阶段创造的理论，以至于把思想理论突破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视为套用既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乃至话语系统，否则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只能造就大批的解读和诠释者，而不会造就大思想家和文化大师，因而中华文化也就不可能引领世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承担着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大目标需要大思想理论的支撑，正是因此而一再提倡思想理论创新。并且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这集中反映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说，“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改革发展”的思想路线和“新常态”“四个全面”的执政方略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只要我们把“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注入文化创新，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就拥有了科学指导，也就能够成为现实。

       第二，廓清文化内涵，找到文化创新的逻辑起点。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这就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并不等同于政治，尽管文化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成果也会化作文化成果。这里强调的是正确处理政治上的一元性与文化上的多元性的关系。世界三大思想繁荣期与文化繁荣期都非政治统一时期，甚至社会动荡期仍然能够产生思想文化大师。尽管我们不会通过分化政治来探求文化路径，但其间有值得我们深思的规律和逻辑。我们应当通过对这些规律和逻辑的分析，找到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下的文化创新路径。比如，廓清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让文化工作者有清晰遵循，既避免步入误区，又放飞思想。这其中要重点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交流互鉴”思想，避免僵化地推行“抵御西方文化侵蚀”。

       第三，以政治自信提升宽容包容度，提升政府主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制度优势实质上是政治优势。所谓政治统领一切，政治标定和评价一切。既然是优势也就不存在放弃。再者，政治安全和制度稳定也有利于文化繁荣。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改变政治制度，而是强调以更大的政治自信处理文化创新中的问题。规律表明，有多大的自信就有多大的包容度，因此生成多大的创新空间。我们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颠覆中国，国内也没有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有足够的政治自信去发展文化，而非过多地设置禁区，以至于让人产生不自信的感觉或印象。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政治自信还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自信，为什么日本人在中医领域产生专利，好莱坞拍出《功夫熊猫》，都让一些人产生“国粹外流”的误判。其实也是由不自信而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扭曲。

       第四，以文化启蒙推动和提升文化品质。文化启蒙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塑造大国胸怀或大国国民。中国创新文化崛起必须高起点、大境界、宽视野，这有赖于现代文化的启蒙。如果不理解现代文化，特别是不了解引领世界前行的大国文化的品质和要求，自然不知该弘扬哪些传统文化，以何种境界创造何种品质的文化，因而便出现这样的差别：美国好莱坞突出的电影主题是领导世界与外星人、自然灾害做斗争，以拯救人类；我们的电影主题突出的是宫廷争斗、谍战剧和抗战神剧。在这样的差别基础上谈超越美国文化，显然缺乏说服力。所以。切实弄清文化内含的科学精神、人生意义、大国崛起的本质，对于我们提升文化品质，支撑中国崛起至关重要。

       第五，设计和优化国家级文化项目，成就时代性、指标性文化成果。大时代需要大思想和大文化来彰显，同时，大思想大文化成果又能激励和引领社会。大思想成果与大文化成果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大思想成果不会产生于集团作业，只能是大思想家的劳动结晶，但大文化成果却可以来自于集团作战，因而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比如，萃取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完成，只能进行大联合、大协作。同样，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向世界，更需要国家力量，属于政府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能不能设计并完成好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直接决定了文化大国强国的建设进程和成效。

       第六，以有力措施培养造就一批富于号召力的思想和文化大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既需要大文化成果来表现，同时也需要有标志性的人物来彰显，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出访西方国家，言及所到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大师，常常如数家珍，这说明了标志性人物的意义。我们在建设文化大国强国的过程中，应当把培养和造就思想文化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试想，我们国家进入了大时代，却产生不出思想和文化大家，如何证明自己的文化创造力?如何能产生更强的世界号召力?怎样才能造就思想和文化大家?最重要的是创造更加宽容宽松的环境。对那些立足点和政治思想都信得过的专家学者，党和政府应当给予特殊关照，这或许是当下最为可行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