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内涵，而且是一个严谨、缜密的逻辑体系。其方法论逻辑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逻辑追求指向一个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逻辑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逻辑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共生共建共享性为逻辑特征，以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为发展逻辑。
关 键 词：习近平 经济思想 理论逻辑 社会有机体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Xi Jinping thinking on economy theoretical logic theory of social organism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06(2017)02-0001-11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创新，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1]，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作为其科学内涵[2]。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思想理论体系，不仅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哲学的合理性，更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体现了哲学奠基的坚固性和知识构成的科学性，进而形成了学术规范的一致性、理论范畴的统一性、自然逻辑的严密性。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个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方法论逻辑
人们公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在中国当代的具体运用，体现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但是具体而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习近平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时如何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人们都坚持认为要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借鉴《资本论》的智慧。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关于《资本论》的辩证法是什么以及如何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学者的理解未必一致。这里不再详述学者们的具体观点，而是专注于部分专家的研究——在笔者看来，他们提出了理解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理论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
在20多年前的一部研究《资本论》哲学问题的著作[3]中，作者就明确提出了《资本论》所体现的历史观其思想主线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学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真正对象是社会有机体，它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的横向结构，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形成、发展、变化的纵向历史演进；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外在形式，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内容本身；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质的变化规律，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量的变化规律；不仅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宏观整体，而且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微观要素和细胞，要整体地概括、理解和把握这一切，就必须把社会看作不断运动的活的机体，这正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粹之所在”[3]。可惜的是，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这一科学理解，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没有自觉地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方法来理解《资本论》的文本结构和思想结构，更没有自觉地用这一理论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也没有自觉地将其用于对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它不仅在横断面上有着特殊的结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有机体都有其产生、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他写作《资本论》所选择的对象——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发育成了一个成熟的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以用来作解剖的标本了。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4]列宁是真正洞察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的人，他多次论述过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5](P145)。“而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5](P159)。马克思正是有了社会有机体这种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历史辩证方法，才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同时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横断面的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现了资本主义自身永远不能克服的基本矛盾，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也得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产生和实现的结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以英国社会为典型用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千古名著，这是马克思理论创造的一次成功，也验证了社会有机体方法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正确。
社会有机体理论方法的核心要义，就是把社会看做一个“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这就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奠定了整体性、全面性、辩证性和系统性的思想基石。也就是说，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方法要求我们要用总体的、全面的、辩证的、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
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思考中国发展问题时，正是成熟地系统地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方法论。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有机体。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出现也有一个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从横向上说，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从纵向上说，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过程。毛泽东在观察、分析和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是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的，比如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从中国社会整体的高度，全面地研究了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论述很显然是从中国社会的横断面上进行的全面分析，他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涉及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体现了毛泽东社会研究方法中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认为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他号召并带头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但是他也多次论述过规律的暴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本书的写作是不满意的，认为这本书的一个总的缺点是缺少辩证法，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但是他没有过多地责备作者，而是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出发，指出：“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7]毛泽东认为，那个时候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搞了40多年的时间，但是还是在探索过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苏联还尚未成熟，蕴藏在苏联社会主义本身的规律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反映这个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难以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这一判断，从纵向角度反映了毛泽东观察问题的社会有机体视角。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从生产力的水平方面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低水平的，从整体性上看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初级阶段出发来制定。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将我们自身经历的改革前后近70年相比较，比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实践，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之中，但蕴藏在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已经逐渐显露出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已经成熟，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研究。
习近平就是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看待、研究和谋划未来的。他适时地提出了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关系问题的要求，认为“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8]。加强顶层设计的这些要求正是社会有机体理论所要求的。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这个阶段必须自觉进行经济转型，寻求新的发展动力，重点进行结构性改革，这都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有机体发展到特定阶段需要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经济新常态下的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的解决需要新思路和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应运而生，这不仅是新常态所造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对发展理念所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五大新理念也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理念总体。新的发展理念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总体性。我国正以新的理念为指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战略。不仅每个“全面”是一个整体，而且“四个全面”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对经济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首先看到这个问题与更大的问题的联系，强调各个问题之间的整体性、辩证性和系统性。这都体现了习近平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逻辑追求
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有其本身的逻辑目标和逻辑追求，对于思想理论的创新主体来讲，他所建构思想理论体系在其建构之前和建构过程中一定会有既定的思想理论的总体打算，尽管实践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可能会不断地推动设计者调整这个理论设计目标。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本身的形成、发展和建构也是如此。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首先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的规律性总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其历史基础，其理论旨归在于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回顾和思考所走过的道路，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学说，以便于认清现在规划未来，使我们的实践活动在吸取历史智慧的基础上更好地走向未来。这种奠定在历史自觉基础上的理论自觉，既可以避免历史上的教训、汲取历史经验，又可以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在建国以后的60年时间里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有了巨大的增加，例如：2015年中国的GDP就已经是美国的60％，而这个比例在1981年仅为6％，虽然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13％，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已占30％左右，而且国民收入也从低收入水平迈进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近来又有专家研究得出结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加速，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2002)提出的2020年基本工业化核心目标和主要指标。当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动世界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是去工业化或放弃工业化，而是创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制造强国。”[9]这些成绩的取得令国内外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很是失望，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是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实践中的结合——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预言过这种结合是不可能成功的——面对现实，他们的结论不攻自破。在此情况下，他们转而改变学术话题和学术话语，从过去秉持唱衰中国的理论基调转变为抢夺解释中国成功的话语权，试图以文化霸权的方式重塑其理论地位[10]。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故意遗忘和无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引发经济崩溃的事实，却将中国经济成功事实的原因导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胜利，进而又断言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彻底地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目的在于将中国彻底推向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道路的话语权之争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话语权之争中的重要性，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1]，我们必须解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1]的问题。
应当说，习近平对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是从经济学科开始的。早在2014年7月8日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的讲话中他就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12]。在这里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对于认识和遵循经济规律的前提性作用，这次讲话虽然谈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本身并不是很多，但是，在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沉寂那么多年后的新形势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重提一门学科，而且提到了如此的高度，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是理所当然的。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第28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不仅再一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3]。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14]的论断，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此后，在学术界广泛兴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潮。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虽然是从总体上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的要求，但完全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指明了方向：“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1]“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1]。在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他不仅又一次讲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而且明确提出“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5]。这里不仅提出了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明确了要“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的问题，而且很明显是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要求整个经济学科的建设都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中国经济学科建设的问题上，习近平不仅号召广大经济学工作者和企业家以及经济工作者要做出贡献，而且身体力行研究、探索和思考经济问题，提出了很多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此外，他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6]。在整个中国经济学学科建构的问题上，习近平都有比较系统的方向性的思考。一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二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是封闭保守和故步自封，而是要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三是要继承和创新中国经济传统中的优秀思想，这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基因。四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五是要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逻辑根据
认清国情是党决策的认识论前提，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根本的认识论原因，就是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决策部署，都源于对中国国情的这一正确判断。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也是奠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科学认识的。正是以这一基本论断为基本依据，才形成了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目标理论、经济制度理论、动力理论等一系列思想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一直为这个制度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努力，但我们党又历来重视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且将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视为长期目标实现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坚决反对“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做法。如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就是基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国情，但二大的目标指向和前途却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出现了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乃至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国情判断的不准确。正是这些过程中的失误和错误才使中国共产党端正了认识路线，得出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上形成了全党的共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使我们谋划发展有了基本依据。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这次大会还指出，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17]。
2013年3月，刚刚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发表讲话时指出：“功崇惟志，业广惟勤[18]。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这一阶段必须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发展目标，决定了这一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土地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决定了这一阶段必须仍然用改革开放作为发展动力，决定了这一阶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19]。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下，新常态表现为一个特定阶段的经济发展状态，新常态必须要有发展新理念、新战略、新动力和新道路。
习近平强调新常态就是“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同时又提醒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非常辩证的论断。
新常态必须要有新理念，新理念同时也是新战略和新动力。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转变都必然呼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改革开放的发展动力也提出不同于之前改革开放的新的要求。
经济发展道路理论方面，一开始强调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时，习近平就指出要协同作战，加强四化的互动和协调，这样的思想，本身就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关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同步，扩容的“绿色化”，直接来源于五大发展理念关于“绿色”发展的要求。
由此不难发现，新常态下面对的发展问题，较新常态之前有着很大的不同，决定了必须有相应的发展新理念、新战略、新动力和新道路。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共生共建共享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显著逻辑特征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胸怀宽广、博大精深，具有适应全球化特点而又立足中国立场的巨大包容性，经济思想理论的国际视野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共生共建共享性成为其经济思想理论的显著逻辑特征。
一是中国梦的共生共建共享性
中国梦与世界梦同频共振。习近平曾经在美国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20]。他还深刻地指出：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21]。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梦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习近平多次宣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和胸怀。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商机。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二是新发展理念的共生共建共享性
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力图以此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尝试以此为世界经济摆脱危机开出药方。在近几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别是在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倡议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中国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国际化延伸，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并形成共识。
三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共生共建共享性
习近平曾豪迈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9]。事实证明，习近平经济思想正在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一个经济思想的形成至少需要两大条件：丰富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和充分的理论探索。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有理由、有条件迎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西方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经历，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积弊和问题，也是西方未曾遇到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之时，世界不少国家和有识之士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进而将复苏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贡献于世界的，除了保持经济增长，还应该有创新的经济理论。中国不仅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且还更加积极自信地与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经验，讲述中国发展故事，塑造世界发展规范与议程。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诞生于中国，发展于中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精神，正指引着当代中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引领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行稳致远；同时，它服务于世界，为世界贡献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理论元素和经验总结，为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曾经强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动摇的根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员，中国的发展机遇将同发展中国家共享。中方将把自身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中国梦和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紧密联系起来，携手走出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22]。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多次建议“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23]。“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声音”[24]，“这些行动计划和务实成果，将着力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努力，为全人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24]。习近平坦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23]，生动地表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世界共生共建分享的美好愿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核心逻辑
人民的主体地位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内容，贯穿于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的各方面和过程始终。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呈现，是毛泽东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思想体现在发展观上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来的，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25]。虽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提法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过程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党的十八大后的讲话中他多次从不同角度论述过这个问题。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6]。“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27]。这些论述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达，其思想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只要认真阅读习近平文献，就会发现，“人民”这两个字，充满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字里行间。这是由他所坚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正如他指出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3]。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根本的立场，才有了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鲜明而坚决的以人民为中心这样的话语表达。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解释说：“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8]。
在习近平看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而又玄奥的概念，而是要具体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并且每个方面每个环节都要贯彻落实到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主义本质层面上要体现为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在发展理念层面上体现为坚持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共同富裕的追求，共享和获得感的强调，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但是，发展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相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而言，相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而言，发展显然只具有手段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23]。当然，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同步富裕，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区异质性比较明显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必然的，所以，就全国各地来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可以无限地往后推延。从总体上实现小康到全面完成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就开始了这种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25]。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习近平反复强调在工作中一定“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29]。他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国家发展的主体力量为理论支撑，强调把国家发展的过程和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辩证统一起来，“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30]。为此，习近平强调要有“底线思维”，要“守住底线”，以解决人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工作重点。一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继续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也就是要分好“蛋糕”，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上都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31]。在习近平看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地把“蛋糕”做好，这是为促进公平正义奠定物质基础，这种思想和行为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有些人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发展问题，等发展起来了，我们才能够解决公平正义问题。
这里涉及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心任务还不能变化，但这并不是说要等到经济发展起来了再去解决公平正义问题。这是因为，实现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当然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但是，“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我们促进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32]。习近平在这里阐发了关于公平正义的非常深刻的思想，对公平正义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表现进行了全面深刻分析，并且指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真正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上的根本作用。二是认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突出就业这个重点，全方位解决教育、卫生等民生问题。“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特定人群面临的特定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33]。其实，困难群众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一般与就业有关，所以，习近平反复要求，要把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还指出，尤其是要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和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要着力保障民生建设资金投入，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保障民生链正常运转。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既要积极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承诺了的就要兑现”[34]。三是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到2020年实现“两个确保”，即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个目标意味着到2020年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能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根本的标志就是农村贫困人口能不能全部脱贫。习近平将这个问题提高到治国理政、社会主义本质和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35]。脱贫攻坚战略的目标要求是比较高的，这意味着我们要比世界银行确定的在全球消除绝对贫困的时间主动提前了1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反贫困作出贡献。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23]。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展开，而且整个理论体系的每一个部分也都充分体现着这一核心思想，整个思想理论体系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展开。
创新意识和问题导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发展逻辑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而且正在不断的发展中，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讲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创造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问题导向。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他在谈到理论发展问题时明确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1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审时度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以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为背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总体目标，不断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创新治国理政的理念、思想和战略，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征程规划着正确的道路。在经济领域，在判定经济形势、确定经济发展思路、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的同时，还不断从理论的层面提出和思考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反映新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崭新概念，为大家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指明了更加符合实际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任务。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一大重要特色，就是充满了创新思维。
是从自我构建全新概念、自我营造全新逻辑体系出发，还是从分析、直面和解决实际问题出发，这是理论创新的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路径。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极力批评的从原则出发的方法，一种是基于实践、立足现实的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这两种方法实施的过程当然也会得出两种不同的创新结果。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36]。很显然，习近平是把问题的发现、思考和解决当成理论创新的前提来看待的。这是因为问题必定以现实为基础，问题都是现实中的问题，但是，问题又不是完全根源于现实，它能够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已知与未知，寓于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正是在这种对问题的思考中把历史与未来、已知与未知、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也正是在这种多重的联系中创新性地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上了“全面”两个字，这正是从问题出发而提出的战略任务。“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7]。“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38]。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问题倒逼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保障，“四个全面”的提出根源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习近平用了“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来表述这个问题，主要矛盾就是主要问题。正是必须解决的这些主要矛盾或者主要问题，倒逼着我们党的决策不得不采取“四个全面”战略，不得不对“四个全面”进行理论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四个全面”理论的诞生，也就有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的创新。所以，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解决问题的需要而推动的，绝不是将自己反锁于房间苦思冥想出的新概念、新框架，而是从放眼社会寻找问题入手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习近平深刻地点明问题意识在理论创新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1]。这段论述高度概括了理论创新与问题流程的关系，道破了创新思维的秘笈。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之所以充满创新思维，就是因为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始终从直面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近4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虽然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经济体量于世界来说已经举足轻重，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又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人们纷纷寻找有益的药方，但这些药方鱼龙混杂，莫衷一是。有人简单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应归功于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应用，如发展私有经济、自由开放市场等；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则源于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偏离，如国有经济、政府干预等，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这种药方就是要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认为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要奉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面对这些鱼龙混杂、似是而非的论断，有魄力、有责任感的政治家除了需要在辨析中保持战略定力，更重要的是另辟蹊径，主动进行理论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之所以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一思想直面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继而试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及时指导改革发展实践。他用“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9]。这一科学论断，来诠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40]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连续性，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论断，科学回答了大家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疑问和担心，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围绕着这个总问题所做出的系统回答，这些系统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是问题的答案。这些理论创新不仅是对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总结和未来筹划，是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的前途命运提出的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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