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的主旨一直晦莫能明，本文在充分利用原始文献、努力发掘史实、还原诗作背景的基础上，对《饮酒》诗二十首的主旨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论，揭示出其深厚悠远的人文、政治底蕴，同时对渊明《停云》诗之作年与主旨作出合理推断。 
　　关键词：陶渊明；饮酒诗；颜延之；征士诔；停云诗 
　　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作年，迄无定说。{1}邓小军先生“根据对《饮酒》序、诗，相关史事时地，以及相关修辞手法的考察，认为《饮酒》诗不是作于东晋而是作于刘宋”。{2}并推定“陶渊明《饮酒》诗，作于永初三年秋分八月初十之后一段時期”。③笔者基本认同此一观点，结合相关史料以及《饮酒》诗中语辞，进而认为《饮酒》二十首是渊明写给挚友颜延之的劝谏语、劝慰词，是陶颜之间体贴入微的关怀、关切，从中尤可见出渊明对延之的一片良苦用心。{4}延之在《陶靖节征士诔并序》中具体记载了二人谈话的情况，渊明二十首《饮酒》诗则是二人谈话主题以及主要内容的诗体、诗意表述。另，《停云》诗的主旨，亦当与延之相关，其作年当在宋景平元年（423）春。 
　　一、《饮酒》诗创作时间补证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5} 
　　邓小军先生“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德恒按：比，亦有版本作秋）。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1}邓氏又云：“名酒价格昂贵，陶渊明弃官归隐之后躬耕自养，经济不会宽裕，哪得名酒？更哪得大量名酒以致可以‘无夕不饮’？而《宋书·陶潜传》所载颜延之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经过江州（今江西九江），‘日日造潜’，‘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显然，颜延之这一罕有的馈赠，甚有可能是陶渊明获此大量名酒的来源”。{2}“试问：陶渊明的后半生，乃至人的一生中，秋分时日获得大量名酒之馈赠，能有第二次否”？③ 
　　笔者认同邓氏对《饮酒》诗作年的考定，并认为渊明《饮酒》诗确与颜延之有关，但是并不认为渊明大量美酒是由延之临别所赠“二万钱”所致，而是认为大量美酒本即延之所携，《饮酒》诗并非作于延之既去之后，而是作于陶颜乐处之时，这是笔者与邓氏的主要分歧所在。简要考论如下。 
　　第一，由《饮酒》序中“偶有名酒”句，可知此名酒必非寻常途径得来。据《宋书·陶潜传》：“亲老家贫，……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4}《礼记·月令》：“乃命大酉（音缩。大酉，酒之官长也），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饎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六者尽善，更得醯浆，则酒人之事过半矣。”{5}据此知，即使是渊明尚为彭泽令，尚能役使人吏时，其所饮之酒的寻常、惯常之来源，亦是种秫稻以自酿，渊明令吏将公田悉种秫稻，其用意便是以之为酿酒的原材料。⑥那么，渊明“闲居”之际，绝无骤得大量名酒之可能。有之，则必为非常之人造访时所携来者。 
　　第二，据《宋书·陶潜传》：“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7}此固可见渊明之真率，然更可见者，乃是渊明对世俗普通“造之者”的厌恶。而《饮酒》序中却分明说：“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且“纸墨遂多”，更“命故人书之”，由此可见，携大量名酒造访渊明之故人必是与渊明莫逆情款、心灵相契者。若为一般访客，窃恐渊明或婉转谢曰“卿可去”，或刚拙乃至“麾而去之”也，岂复有此缠绵往复情致耶？ 
　　第三，陶序称“聊命故人书之”，亦含深意。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谢朓字符晖，陈留人。官至吏部尚书。风华黼藻，当时独步，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馀霞照人，春晚林中，飞花满目。……颜延之亦善草书，乃其亚也。”{8}可见延之虽书法不及小谢，但已入高品。又，其所擅为草书。笔者所以怀疑渊明“聊命故人书之”有深意存焉亦在此，即：一来草书龙飞凤舞，非专于此道者不易解之。渊明二十首《饮酒》诗尽是对晋宋易代之际政治态势之看法，尽是对“故人”前程、出处甚至命运的真诚关怀、关切，尽是对挚友真挚的规劝、劝谏，此是渊明与“故人”间的私密，自不当为他人知晓。以此而论，“故人”为颜延之的可能性极大。二来如果渊明“聊命故人书之”是指命颜延之书写《饮酒》诗，那么这正是再次令延之将自己的规劝、劝谏铭刻于心，以免致祸难全之意。 
　　第四，关于颜延之出守始安之年，邓小军先生考定为永初三年（422）秋，{1}此处再增补一证以实其说。据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陶渊明传》，“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2}此颇可留意。此处之“弘”指江州刺史王弘，据《宋书·王弘传》，“（义熙）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荣华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③据此可知，既然王弘永初三年入朝，那么他“欲邀延之坐”之下限即为永初三年。此可补证邓氏所考延之出守始安是在永初三年的结论。 
　　综上可知：第一，渊明大量名酒之来必为非常之遗，而延之具此馈赠之财力；第二，渊明大量名酒之饮必为非常之人，而延之与渊明情款神契，相好莫逆，具此特殊之身份；第三，延之素质、身份恰与《饮酒》诗序言“聊命故人书之”中的“故人”相符；第四，通过对王弘经历之考论，可知颜延之出守永安之下限即在永初三年。正因为颜延之是在政治昏暗、朝局复杂的时期一麾出守，其所亲者或贬或戮，所疏者柄政当轴，延之自身前途亦殊难逆料，道经浔阳，渊明得无戒之乎？延之能无请教乎？但，毕竟陶颜所谈为隐蔽事、私密事，故陶《饮酒》序出言“闪烁”：名酒之来，不叙始末{4}；故人为谁，不道甲乙；醉后题诗，讳无诠次。然饮至于复醉，醉后尚能题咏，此岂真醉之人耶？于兹可见渊明序辞之闪烁，实是欲吐还吞、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深衷。{5}概言之，陶颜交谊，以及颜延之于永初三年仓皇出守，在浔阳与渊明相会、相谈，这是渊明《饮酒》诗的创作触媒及创作背景。
二、渊明《饮酒》诗与延之《征士诔》比勘释证 
　　《饮酒》二十首，乍读之，题旨似模糊，然不可以意指不清或辞无诠次属渊明，此乃渊明故意掩饰之效果使然。 
　　既然笔者认为渊明《饮酒》诗是作于陶颜乐处之时，那么，本节即将渊明《饮酒》诗与延之为渊明所作《陶靖节征士诔》比勘互证，看看二者之间的关系。 
　　颜延之《征士诔》有云： 
　　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徽音永矣，谁箴余阙。⑥ 
　　此段文字，正如邓小军先生所云：“‘自尔介居’至‘非舟非驾’一节文字，是记述晋义熙十一年（415）至十二年‘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之往事。时犹在晋世，延之仅三十二、三岁，阅世未深，与渊明交谈当亦尚未如后来深入，故此节回忆亦较简略。‘念昔宴私’至‘荣声有歇’一节文字，当是记述宋永初三年（422）延之被贬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浔阳时与渊明延盘桓流连之晤谈。时延之三十九岁，已经历刘裕篡晋弑帝、延之与庐陵王义真及谢灵运遭权臣猜忌被贬出等国家个人之沧桑剧变，始能有如此节文字所描述之与渊明之深切交谈，故此节回忆实甚细致。”{1}由此可见：第一，渊明、延之二人谈话必包括当前刘宋政治及延之性命攸关之事，即多年来庐陵王义真聪明爱文艺，与谢灵运、颜延之交好异常，刘裕篡晋时义真意色不悦，引起权臣徐羡之等猜忌，以及眼前义真、灵运、延之被贬黜之事。故渊明神情愀然，话语严峻地告诫延之：现在邦无道，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规劝，韬光养晦，否则将祸及性命，身名俱灭。渊明的告诫，后来几乎都应验了。元嘉元年（424），义真被杀害于新安，元嘉十年（433），灵运被杀害于广州。延之幸免于难，或与听从渊明的告诫有关系。第二，渊明对现实政治动态，是密切关注。第三，渊明对朋友提出告诫，是直言不讳。第四，延之笔下的渊明，神情愀然，中言而发；对现实政治动态是相当关注，对朋友提出告诫是直言不讳。{2} 
　　如果说颜文是以诔文的形式记录了永初三年陶颜之会的事件并交谈内容，则陶诗正是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永初三年陶颜之会的事件并交谈内容。二者实若合符契。所不同者仅在于颜文显而陶诗隐，此当与诗文创作之时代背景不同相关。但是，不论是显还是隐，陶颜二人的诗文实际所表述的是相通、相同的题旨，这题旨就是渊明“诲”延之的内容： 
　　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 
　　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陶颜主旨之同，兹将颜与陶诗比列如下③： 
　　颜文 
　　[主题观点]：独正者危，至方则碍。 
　　违众速尤，迕风先蹶。 
　　身才非实，荣声有阙。 
　　陶诗 
　　（1）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2）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3）全首。（6）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 
　　（17）后半首。 
　　[所举例证]：哲人卷舒，布在前载。 
　　（1）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2）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6）三季多此事，达人似不尔。 
　　（11）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12）前半首。 
　　（19）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20）前16句。 
　　[态度期许]：取鉴不远，吾规子佩。 
　　（1）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6）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 
　　（8）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9）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10）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11）裸葬何必恶，人当解其表。 
　　（12）后半首。 
　　由此实可见出，陶诗的“规规一何愚”正是颜文的“吾规子佩”的真实写照。陶诗中所取鉴前载哲人，其经历、其精神，正是对颜文的精确证明。或者说，延之正是从渊明这些诗中，从诗中所举的这些前载哲人之经历、精神中抽绎、提炼出颜文中所云的渊明规劝、劝谏之旨。更可说，实则诗之主旨正是渊明当日规谏延之话语之主题、主意。 
　　从诗文的写作形式来看： 
　　颜文的此幅文字，虽然主角是渊明，但明显有一个“延之”在，此“延之”是渊明“相诲”的对象，是渊明规谏的对象。只是在颜文中，延之实是一个衬托形象。《饮酒》诗中，亦能发现除作者渊明外的另一人、另一形象。在《饮酒》诗中，此一人、此一形象时隐时现，贯穿二十首始终，忽以古人托之，忽以飞鸟喻之，然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能读到并发现与渊明并存的这一个形象、这一个人则是可以无疑的。这一人、这一形象，在陶诗中是一个“受体”，是渊明规劝、劝谏之对象。从这一角度说，颜文与陶诗亦有一致性。此处着重取《饮酒》之第一、四、五、六、十一、十二、十三、十七、十八首为例证析论之。 
　　以上九首《饮酒》诗，皆隐隐然以“宾主对谈”形式出之，亦即诗中除了作者渊明外的那一人、那个形象，而这个人、这个形象，正处于失群际（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疑虑徘徊中（裴回无定止。逝将不复疑。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可惜颜文中未见对延之形象之描摹，但从颜文中对渊明形象之刻画实亦不难为延之当日之形神构图。而实际上，陶诗中为我们留下了延之当日受到规谏时候的传神写照。 
　　《饮酒》第一首，渊明先抛出大的规谏主旨“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盛衰無定，盛不能久，衰不可恒。次举人事以应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昔之盛荣固可怀念，但盛衰无常之永恒真理是不可移易的。人事如此，天意如何？再举天道、天意以应之：“寒暑有代谢。”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夜”。天尚不能久，况人耶？以天道、天意作比，这是递进一层论证自己衰荣无定在之观点、题旨。{1}“人道每如兹”，兜回一句，以免主旨抛荒。复次是对友人诚心期许、规劝、劝谏：“达人（对延之的期许）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此是以淡淡之笔拨开沉沉之思，深深之谏，显出渊明之通达。既有谆谆之诲，又有暖暖之慰。
第四首以“失群鸟”喻延之，以“孤生松”自比。或谓“以归鸟自喻，表示退隐决心”{2}，实误。细绎渊明此诗，有两大主要意象，即：失群鸟（不是归鸟）、孤生松。渊明是以孤生松自比，此正颜文所云“物尚孤生，人固介立”，亦犹渊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之“总发抱孤介”、《咏贫士》其六之“介然安其业”、《饮酒》第十九之“遂尽介然分”。由兹可见，“孤介”是渊明对自身的人格定位，是其对自身操守的持戒。而渊明又喜以青松自比其孤高、孤介之性，若《饮酒》第八首之“青松在东园”、《和郭主簿》其二之“青松冠岩列”、《拟古》其五之“青松夹路生”，以青松生长环境之恶劣，反衬其“咬定青山不放松”之孤挺，实际是状写自身虽处于极艰苦环境中，但持守极坚。反观《饮酒》其四，渊明亦以孤生松自比，当延之“失群”之际（德恒按：此处之“失群”实是形象之写实。永初三年，延之与庐陵王义真、谢灵运同时被贬出京，延之出守始安，正可谓“失群”）出守始安，此间情况，以“无定止”“声转悲”状之真可谓几于神者矣，此正可见延之彼时思想之忧惧。道经浔阳，造访渊明这棵孤生松，在“劲风无荣木”之情势下，唯“此荫独不衰”，既写出渊明品格之孤高，更写出陶颜友情之真挚。末句则是对二人友谊之表白：（既然）托身已得所，（那么就）千载不相违！此处其实已超越了飞鸟与孤松之比喻，飞鸟与孤松自皆无享寿千年之理，此处的“千载不相违”实体现出渊明对这段友谊的珍重。“托身已得所”表面上承接上文看是失群鸟因值孤生松而得所，实际是，渊明希望自己之劝谏能对延之产生作用，使其心灵得以安定。唯此安定之心灵、淡泊自守之操行，方可“千载不相违”。此中有无限期许在，与“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同旨。 
　　第五首表面看绝与饮酒无关。人境结庐而远离世俗车马，“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一问若作自问解似更具往复情致；若作他问解则具递进之意义，盖《饮酒》前四首都是摆事实（取鉴）讲道理，而此首则是对前述道理的践履。这一问，若是他问，则正说明渊明劝谏之对象或仍未能安顺己心，未能真正止住内心之欲。换言之，未对渊明之说产生真正的认同——仍有疑问。后四句就是渊明对“心远”的形象具体描述，也即是对“问君何能尔”之形象具体之回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何以忘言？盖前四首《饮酒》已反复铺陈此“真意”矣，此处还有必要再讲那些大道理么？我且告诉你我践履此大道之方法：我在寻常生活中能获致美感、乐趣，并发现真理之愉悦快适。 
　　第六首以“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劝谏友人莫以贬谪为意，但散朗胸襟以求自解、自适。用殷氏之典正颜文所谓“取鉴不远”，此可见出延之当日之态度。“且当从黄绮”实与“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同意，黄绮实为渊明自比。 
　　第十一首以颜生之“颜”射延之，以荣公自比。颜生怀仁，生前艰辛，死获令名。{1}岂若荣公善养千金之躯，称心快意而生，死时精气随之灭，生时既已快意，死后纵然裸葬又有何妨？{2} 
　　第十二首自“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观之，延之似仍未能打开心结，于是渊明的语气也更为斩钉截铁：“去去当奚道”（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已经将道理说得很明确）“世俗久相欺”（你在世俗中不是也久遇艰危、遭人欺侮暗算么）。“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快快放弃你那些没有根据的不合实际的言谈，和我一道栖隐。此处的“请从余所之”既可指现实中的归隐即身的归隐，亦可指思想的认同、心灵的契合，從而达到心的“从余所之”。 
　　第十三首述陶颜交谊及当日谈话情境千载如在目前。“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此正史所云“（延之）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之诗意陈述也。然自“取舍邈异境”观之，延之此时犹未笃信渊明之思，当然亦未践行渊明之行。故“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史云：“（延之）每往必酣饮致醉”，史所言醉，是身醉；诗所云醉，是心醉，因悟道而成醉，“一士长独醉”，此独醉者为渊明；“一夫终年醒”，此独醒者是延之，此时的延之尚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心态。“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是延之仍未认同渊明。“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对勘颜《诔》“吾规子佩”句，规规言自己反复规谏，“一何愚”，反复规谏犹不听，于是自嘲也。“兀傲差若颖”，此是以反语写延之，状延之当日情状，“兀傲”显示出仍是竞一日短长，仍未体会道之真味。“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此仍是第十一首“死去何所之，称心固为好”之意之再申述。 
　　第十七首以“飞鸟尽良弓藏”寄言延之当明哲保身、全身而退。③ 
　　第十八首题旨，十分鲜明。“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此是以扬雄自比，且是写实，渊明喜欢饮酒，确实因家贫而无所得之。“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此正述“偶有名酒”之由来，亦正可取史材释证，“（延之）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而渊明“家贫无由得”，若非延之载醪相造，恐渊明致醉无由，于兹亦可见此好事人正是延之，而其造访渊明之真实目的在于“祛所惑”。渊明的态度是“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名酒要喝，咨问要答。“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不肯言，其实也是一种态度。“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只要心灵上认同了大道，身体的显与隐，无足论矣。此首述当日情事，亦十分明晰，亦千载如在目前。且既问“伐国之事”则此“好事人”必非寻常之属，田夫野老，岂有此问？更岂有载醪相问之财力？此正暗射延之也，唯延之足以当此。 
　　以上仅就诸诗外部之“宾主答问”形式极明显、明确者，并参勘颜文来析论释证渊明《饮酒》二十首当为延之而发。实则渊明采取此一“宾主问答”体，或说其暗融此一体式实际遍布《饮酒》二十首之中，非仅上述九首。此种宾主问答之体式实取鉴于魏晋之玄谈，以宾主相互驳难形于诗中，是渊明《饮酒》二十首通贯之特征。而之所以取用此种形式，除受魏晋清谈之风影响外，渊明可能还有具体的考虑，因为诗是写给延之的，所以故意用此体以发之。据《宋书·颜延之传》：“高祖受命，补太子舍人。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高祖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官列犹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既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1}渊明《饮酒》所以以宾主驳难体发之者，或许有此深意存焉。渊明化谈玄为说理融入《饮酒》诗，借此开导启发延之，真可谓用心良苦。《饮酒》诗看似平淡，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正在兹也。
综上可见： 
　　第一，渊明《饮酒》诗主旨主意，实即颜文所载渊明“诲”延之的内容；陶诗中描述的渊明形象与颜文中所载相符。 
　　第二，从陶诗及序言之写并颜文所述，并结合本文第一节之述证，可知：陶诗的写作时间实即延之出守始安，道经浔阳，日日造潜之时。参邓小军先生所考，陶诗当作于宋永初三年（422）八月十日秋分之后的一段时期，实亦即延之“日日造潜”之时。以“聊命故人书之”合参之，则陶诗之写，不当在延之别去浔阳之后。延之此行，是“载醪祛所惑”，故陶诗序言中所云“名酒”之来源，与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之“二万钱”实不相关。且《饮酒》二十首当为一时一地之作，时为永初三年秋，地为浔阳。 
　　第三，颜文中写渊明极尽情致，世所共知，而仅凭《宋书·陶潜传》之记，千载以下，读者很难确知当时陶颜交谊真实之情状，邓小军先生细致精微地掘发出颜文所述之渊明形象，本文受邓氏论证发启，述证《饮酒》二十首实是渊明为劝谏挚友延之而作。如此，颜有绘陶之文，陶有图颜之诗，且诗诔之内容、思想、主旨，甚至语辞，若合符契，此对研讨陶颜一段交谊当不无裨益。 
　　第四，掘发出《饮酒》二十首之写作背景、时间，无论是就品析《饮酒》诗而言，还是就正确认识陶颜思想，了解其形神言，实皆大有裨益。 
　　三、《停云》诗作年与主旨发微 
　　渊明《停云》诗，作年与主旨亦迄无定说。全诗并序如下： 
　　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一作弗]从，叹息[一作想]弥襟。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2}案：此诗之序明谓“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自“园列初荣”及“静寄东轩”“闲饮东窗”“东园之树，枝条载荣”诸句观之，则此诗作于某年之春天可以必矣。但究竟作于何年之春天，渊明所思之亲友又为何人，则仍有探索之必要。 
　　关于“停云”之名。据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知，“云”在渊明心灵中、诗文中当有某种寓意在，若以“出岫”比出仕，以“知还”拟归园，则“停云”，显然是如前人所论“靖节之亲友，或有历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赋诗，且以寓规讽之意焉”，③笔者更进而认为，“云”即象征渊明“出仕之友人”，“停”显示出渊明对友人出仕的态度：不愿意友人出仕刘宋。而其内容也必含规劝、规谏意。但从诗序中我们亦能看出，渊明的努力实际并未获得实效，仕刘宋之“良朋”“愿言不从”“愿言不获”，故渊明“叹息弥襟”。 
　　渊明序中所谓之“亲友”之指向，当参勘诗之内容而定。四章诗中尤当留意者，乃是第四章。又，渊明《饮酒》第四首：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裴回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1} 
　　前节已述证：渊明《饮酒》第四首乃以“失群鸟”喻延之，而以“孤生松”自比。现在对勘《停云》第四章与《饮酒》第四首可发现： 
　　第一，两首诗同是以飞鸟比喻“亲友”（友而冠之以亲，足见渊明对此友之珍重）。《停云》第四章虽未出现自比之意象，但“息我庭柯”与“因值孤生松”实相当。 
　　第二，两首诗描写飞鸟之意态，或云“敛翮遥来归”，或云“敛翮闲止”，“敛翮”一词竟雷同。再从飞鸟与所遇之关系看，或信誓旦旦“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或云“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可见渊明与此“亲友”何其亲厚情款也。 
　　由此两端或可推知：渊明《饮酒诗》第四首中之“飞鸟”就是《停云》第四章中之“飞鸟”，此“飞鸟”比喻渊明一挚友，此挚友与渊明亲厚情款、“好声相和”，以至“千载不相违”，再进而言之，《饮酒诗》第四首之失群鸟既然我们已经证定为延之，则《停云》第四章之“飞鳥”亦舍延之而不可能是他人。实则，亦仅延之可当渊明“岂无他人，念子实多”之言，亦仅延之可当渊明“愿言不获，抱恨如何”之言。 
　　另，自第一章“良朋悠邈，搔首延伫”，第二章“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第三章“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观之，此“良朋”当指颜延之。 
　　综上，笔者以为，《停云》诗当作于宋景平元年（423）春天，诗之主旨是：思念、担忧远方的挚友颜延之。诗之艺术手法与《饮酒》第四首同，是以无助之“飞鸟”方比延之。 
　　【责任编辑 郑慧霞】 
　　① 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谓《饮酒诗》作于晋义熙十三年丁巳（417），渊明时年53岁；王孟白《陶渊明年谱简证》谓《饮酒诗》作于晋义熙十三年丁巳（417），渊明时年53岁；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谓《饮酒诗》作于晋义熙十三年丁巳（417），渊明时年66岁。以上三种文献皆据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第147—148页；第105页。又，王孟白《简证》有案语：“《饮酒》二十首，为陶集中最重要之组诗，而究应系于何年，历来诸家之说不同。《王谱》谓作于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四十岁时。《吴谱》、《陶考》、《古谱》、以至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均谓作于元兴二年（403），而《梁谱》则谓作于四十岁前后。”（第148页）德恒按：以上诸说尽管在具体时间上有别，但皆认为渊明《饮酒诗》作于晋代则是一致的。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诗人（按指陶渊明）晚年时，正碰上刘裕代晋建宋，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的《饮酒》组诗共20首，虽不是一时之作，但从中却能看到他这时的心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此观点大约谓《饮酒》诗作于晋宋易代之际，然又认为《饮酒》诗并非一时一地之作。
{2} 邓小军：《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 
　　{3} 同上。 
　　{4} 德恒按：笔者与邓氏的主要分歧在于：邓氏以颜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潜”之“二万钱”为渊明“偶有名酒”之“名酒”来源。本文则认为：是延之携带大量名酒造访渊明，《饮酒》诗序中之“偶有名酒”是延之所携带而来。故与延之临去所赠渊明的“二万钱”无涉。简言之，渊明《饮酒》诗是作于陶颜乐处之时，而非颜氏既去之后。若依邓氏之说，则渊明《饮酒》诗之作年虽有着落，而创作背景、诗意主旨却并不明确；若据笔者之说，则渊明《饮酒》诗之作年与创作背景、诗歌主旨皆很鲜明。详见下文所考。 
　　{5}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5页。 
　　① 邓小军：《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 
　　{2} 同上。 
　　{3} 同上。 
　　{4}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417页。 
　　{5} 朱肱著，宋一明、李艳译注：《酒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6} 德恒按：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对此有明确表述：“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秫，过足为润，故便求之。”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于“过足为润”下标曰：“原作足以为酒，注一作过足为润。”（第317页。）按：作“足以为酒”含义更明晰，作“过足为润”似不辞。 
　　{7}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418页。 
　　{8}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255页。 
　　① 参见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国中古（汉—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8月，第412—413页。 
　　{2}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421页。另：袁书附录此传将“刘柳”误作“刘抑”。 
　　{3} 沈约：《宋书》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3页。 
　　{4} 陶渊明《饮酒》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序中未言，其实已在诗中发之矣。诚可谓诗、序互补。 
　　{5} 德恒按：此正如邓小军先生所揭：“陶渊明对于此大量名酒之来源，如此闪烁其辞，显然是为了避免给颜延之及自己带来任何可能的祸患。因为在当时，颜延之是戴罪之身，自己则是前代遗民，皆须谨慎避祸。”见邓小军《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 
　　{6} 按：颜诔此段文字之标点，依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① 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国中古（汉—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8月，第408—409页。 
　　{2} 同上，第409—410页。 
　　{3} 德恒按：渊明《饮酒》第4首以鸟比延之，以松自比；第5、7、8、9、10、14、15首大约自叙怀抱，故列入诗句不多或者竟不列入。第13、18首，状述陶颜当日把酒交谈情形，千载如在目前，主旨甚明，亦不列入。另，（）中数字为《饮酒》诗序号。 
　　① 邓小军先生更据“邵平”之典结合阮籍《咏怀诗》揭示出渊明此诗的“兴亡之感”，实属卓见，见《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 
　　{2}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173页。 
　　① 德恒按：《后汉书·范滂传》：“既得令名，复求寿考，可乎？”可见古人观念中，生前之令名与寿考长久实不可兼得。 
　　{2} 德恒按：渊明此诗中所云“裸葬何必恶，人当解其表”，就古典说当指汉代杨王孙裸葬之事，但实亦有影射今典之可能。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晋纪》二十九，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后秦主苌掘秦主坚尸，鞭挞无数，剥衣裸形，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80页）太元十二年距永初三年（422）不远，此一今典必为渊明、延之所共悉。 
　　{3} 可参范子烨：《鸟尽弓废：卞兰的人生命运——陶渊明饮酒诗第十七首发覆》，《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13日，第015版，兹不赘述。 
　　① 沈约：《宋书》卷七十三，第1892页。 
　　{2}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1页。 
　　{3} 群编：《陶渊明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张德恒，山西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经史、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文学、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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