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理论进入“后理论”时代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理论”的问题。“后理论”要求人们再也不能强迫理论去继续行使一种解答现实的终极主义，也不能强迫理论继续承担一种“宏大叙述”角色，而提醒人们注意文学理论已经开始步入一种日常的、参与性的具有实践指向的“小理论”阶段。阿甘本的姿态批评就是一种典型的“后理论”范式，它对于勘定与协商文学诸要素之间的交叉与临界地带具有特别的阐释效力。而姿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也对中国文论建构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与反思的东西。 
　　关键词：后理论；阿甘本；姿态批评；中国文论 
　　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古罗马作家瓦罗，中经尼采，一直到现代众多著名思想家，诸如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德勒兹，南希与阿甘本等都曾不约而同地讨论过姿态（Gesture）。此外，我们还发现姿态在西方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历史中，不仅没有中断过，而且“已经发挥了微妙的作用”。{1}但由于西方经典文学理论主导的文学批评传统使得像姿态这种有别于美学主流批评理论的范式长期遭受遮蔽而得不到显明。然而，随着当今世界迅速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模式和科学技术在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作用，它促使人们重新面对和思索在“理论潮汐”中的存在、价值与身份等一些重要的关乎到人类思想格局与走向的重大问题。就文学理论而言，这突出地表现为从“宏大叙事”（即所谓“大理论”）向“无名叙事”（即“小理论”）转向的“后理论”（after theory/post theory）运动。随着这股重新审视“何谓理论”思潮运动的持续发酵和纵深发展，姿态批评逐渐在其中凸显出自身的理论价值，并开始慢慢走向前台。 
　　一、理论之后的批评理论 
　　“后理论”，或者说“理论之后”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以及被热议，有着双重的原因。其中，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的解构主义思想以及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持续波及所致。当然，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伊格尔顿。他的《理论之后》一书几乎堪称国内“后理论”批评研究的“圣经”。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恐怕与中国文学理论自“五四”以来就愈演愈烈的“民族建构主义”情结不无关系。两方面力量的叠加使得“后理论”话题迅速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它的直接引爆点要数伊格尔顿提出的“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2}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紧接着便以略带沉重、忧伤而又不可回转地语气，一口气罗列出：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伊利格瑞、布尔迪厄、哈贝马斯、詹姆逊和萨义德等十几位思想巨擘，说其要么死于非命，要么无疾而终，要么“离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伊格尔顿是在告诫我们必须接受并面对一个大师及其理论远去、“不复返”的新时代。这不能说伊格尔顿没有提出“新见”，或者是故意耸人听闻。因为，人们早已熟知并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那就是，自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命题，尼采发出“上帝已死”的“讣告”以后，“死亡的幽灵”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人文社会界，人们热衷于对外宣称名目繁多的学科“终结论”、思想“死亡说”。单就文学而言，至少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西方的文学理论界——尤其是德法理论界——就早已开始了对文学“可靠性”的普遍质疑了。这样以来，如何正确理解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而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批评在寻求民族批评的“根性”，构建本土批评范式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迫切而又缺乏将理论置入现实的基本耐性。所以，当我们回顾百余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历程时会很明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潮汐现象”。简言之，理论的潮水来临时，人们蜂拥而至；潮水退去时，只留下茫茫的平整沙滩，几乎无物存在。这也体现在目前文学理论界的“后理论”研究上。比如，谈论“后理论主义”的多，关注“后理论”“问题”的少；对有没有进入“后理论时代”，或当下批评是不是“后理论”批评关注的多，对“后理论”所涵盖的批评范式关注的少；对“后理论”的理论起源研究的多，对“后理论”的现实本质研究的少。但当追问“后理论”研究的成果时，又难掩落寞之情。当然，这或许有着文学理论界以外的更大的深层次原因。可是如果不是保持着来自现实与实践的理论品格的话，恐怕“后理论”也势必会像那些昙花一现的种种“某某转向/转换”研究、“某某化”研究以及五花八门的“思潮”一样成为过眼云烟。这样，文学理论界的“集体焦虑”不仅没有得到缓解，恐怕势必会越积越深。 
　　这就有必要折返回来再次讨论对于“后理论”时代到来的认识问题。首先，“理论终结”或“理论之后”论域中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指涉。即指20世纪70和80年代以来盛行于欧美并播撒世界各地的后现代理论。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实质上表达了一些理论家对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质疑和不满，并以此宣告其进入终结阶段。这意味着，“理论之后”乃是“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理论之后”。其次，“理论之后”所标定的乃是一种“大理论”向“小理论”的让渡，是理论大举向生活进发并努力将自身塑造为阐释人类行为合法理由的根据，是理论决计要冲破那令人窒息的宏大体系、贵族式品味和冷峻面孔，并義无反顾地去探索新空间、新话题的政治运动。倘以此观之，后理论研究者们所念念不忘的70年代左右法国结构主义大师们的陨落相较于他们生前对文学本质所做的种种探讨对文学“后理论”的影响恐怕要小的多。简言之，至少在30年代众多的法国理论家们就早已在今天学界所热议的“后理论”的意义上讨论文学了。对此，只要略微翻阅新近编辑出版的《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1}，看看现代法国理论家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图景，就无需赘述了。最后，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的黄金时期”的产生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比如，“西方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反战和反核运动、女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环保主义等等激进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它们不可能不对处于这些语境中的理论家们产生深刻的影响”；{2}而后理论时代同样有着广泛且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态恶化、基因突变、医学伦理、权力渗透、殖民离散、动物伦理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无不凸显出比上个世纪更为严峻而尖锐的人类生存现实。因此，我们有充分地理由相信在“后理论时代”将会诞生出更多、更复杂的理论新形态和新范式。这样，“后理论时代”其实所迈进的是一个理论更加繁荣的新时代。但是，鉴于中国文论走过的坎坷历程，我们坚信“后理论”研究的出路一定是在基于现实的基础理论研究那里。
法国当代思想家朗西埃认为，“后”不只是指一种时间状态，也指在时间中人的存在方式。因此，“后理论”既是一种与时间和理论斗争与内化的状态，{1}也是理论的某种转型和对理论本身的再认识，而不是理论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它再一次开启了人们对于理论的“启蒙认识”。“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景观是跨界性和“小理论”的泛化、大理论的让渡。所谓“小理论”，是相对于“宏大叙事”和理论本质主义观念而言，它是指具有反思性且面向文化与文学实践的理论。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立场观点或者统摄众多学科的律令，它不与其他范式相抵抗，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这种理论或许会重新奠定文学性的根基，回归一种新诗学，甚至将重新恢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生机，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领域。 
　　姿态批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后理论”特性的“小理论”。随着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理论对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治理范式的创造性批判研究，使其迅速引起了人们广泛而持久的浓厚兴趣。而“近来在激增的生命政治批评兴趣中，理论家们常常依据文学作用去论证他们的观点。同样地，文学批评家们也在利用生命政治理论阐释他们的文学文本。至于后者，有相当多的小说类型适合生命政治理论批评。尽管这种趋势明显，但是很少有人正式地将小说与福柯所声称的生命政治的现代统治尝试建立关联”。{2}姿态批评因而显示出其巨大的阐释空间和探索可能。 
　　二、姿态批评的主要内容 
　　阿甘本并非是批评理论史上首个提出姿态论的理论家，但可以视其为批评理论史上姿态论的集大成者。在文学批评上，阿甘本特以姿态论文学。他认为任何文学批评都必然涵盖语言、外观和姿态三个层面，任何一位真正的批评家都必然会涉足并往返于这三个层面，但只有最为杰出的、第一流的批评家才会全然属于第三个层次，即姿态层。我们不禁要问，何以至此？究竟阿甘本的姿态批评意指什么，才使得他如此偏爱姿态对于文学书写的意义呢？ 
　　阿甘本像他所中的思想之“毒”——海德格尔一样，喜欢首先从词源学上去阐发概念的新意义。阿甘本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对于制作——有个有别于自身的结果，如文学创造——和行动——好的行动就是它自身的结果，比如行善——之间的区别，并结合后来古罗马作家瓦罗的对“做”与“行动”的理解，认为他们二人都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既不“做”或“生产”，也不“行动”或“实践”的“姿态”领域。该领域，乃是一种只是“维持着”“承受着”或“支撑着”的“纯粹领域”。这里一方面意味着该“行为”无任何目的的中介着某种态势、情状，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作为中介而连接着行为的因与果。进而论之，即姿态敞开和命名了一个“当所有确定的界定——生命与艺术、文本与实践、现实与虚幻、權力与行动、个人事迹与客观事件——都被悬置时所发生的东西”。③抑或说，姿态勘定了普遍与特殊、偶然与必然、身体与世界、静止与运动、自我与他者……，如此等等二元元素/世界之间的那个模糊、动荡区域。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式的阐释口吻解读它为：它言说着“无”，同时又“有”。从“无”的方面而言，阿甘本援引福柯《什么是作者》的观点认为，作者的姿态“恰恰是通过在这个表达内部建立表达的空无来使表达成为可能的”；{4}从“有”的方面而言，姿态不是书写或塑造某种事件与状况，而在于现实地维持着该事件与状况的揭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姿态可以说是在批评理论上具有革命性的开拓。那么，书写了这个领域的作家自然就具有了比肩那些书写确定性领域的伟大作家的最为可靠的资格与合法性了。 
　　像海德格尔一样，阿甘本也“完全以事实性为根基”，{1}但这却并不是阿甘本思想的伟大创新之处。阿甘本思想的伟大创新之处在于他立足于由众多事实和思想所构成的边缘地带和交叉界面所进行的激进性思考。他的姿态论便是建基于西方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已经确乎丧失其姿态——一种自然生命的天性感受——而沦为礼仪、模式和类型的生命诸表象形式的现实基础之上。在这个姿态的现实命运之中，阿甘本认为，语言“将自然本性改造成面孔”，原本经验的身体沦为仅可供交流，或仅仅承受着交流性的纯粹姿态，乃至于一切政治、伦理、我们生存的世界都本质上沦为“景观”，动物性存在的人也随之沦为一种景观的生物。文学自然就是对这种晚近的人类姿态的记录、描绘与揭示，且尝试将那些因遭受现代权力运作而丧失掉姿态的实际存在的生命救赎回自然生命姿态状态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说文学本质上是姿态的。 
　　南希也认为“文学的本质只是一个姿态”。{2}南希追溯了政治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叙述承担者最后衍变为共同体政治领袖角色的生命历程中对文学的挪用事件。在其中，南希认为文学既非文学性所意指的事情，也非叙述者在公共场合中施于的“召唤”所意指的东西，而是意指叙述者自身的“庄严性”。文学只是在其所处场景中的一个姿态而已。其实，南希也道出了阿甘本对姿态理解的两方面内容。其一，文学是作为事件中的媒介出现的；其二，在有关于政治行为的公共场合中，姿态乃是作为语言之不足而发挥作用的。因此，阿甘本说姿态是“寄寓在语言中的无言”。③ 
　　在阿甘本看来，语言是属于姿态的，是一种源始的姿态；而姿态则内置于语言之中，且比概念更为始源的在场。即，姿态包括现实言说的语言和具有言说可能性的无言（哑口）两方面的内容。而人们在姿态中谈论的则是语言的另一面：无言，它不能靠语言完成表达而只能借助姿态敞开自身。我们可以理解为阿甘本把语言描述为“‘一种向体内（endosomatic）和体外（esosomatic）领域分裂的源头’。……体内的指的是被动物用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设备/生理特征（device/function）。……体外的，指的则是一种对动物身体来说外来的（extraneous，来自于外部的）生理特征或工具。”{4}因此，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姿态的展示都返回到语言”。{5}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阿甘本何以将姿态置于语言、外观之上居于由三者所构筑的“同心圆”的最高层了。而且，阿甘本认为文学“批评就是把作品化约到纯粹姿势的领域。这个领域在心理学之外，并且，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超越了所有的阐释。”⑥“纯粹姿势的领域”是借用了科雷莫尔的界定，指现实之外的言说本身的纯粹可能性，一种意义自然生成的场所。由此，阿甘本高扬姿态批评的理由也就容易理解了。
三、姿态批评与中国文论 
　　姿态批评提供了一个通往伦理与政治领域的通道，阿甘本坚称姿态在“本质上属于伦理与政治领域，而非简单地属于审美领域。”{7}姿态如何联系于伦理领域呢？对此，阿甘本阐释道：“姿态是中介性的展示：它是使手段变得可见的过程。它将使人类的在媒介中存在（l’essere-in-un-medio）得以呈现出来，并进而使得伦理之维向他们开放”。{8}阿甘本在这里说的伦理领域是指“纯粹中介性”而言的，是一种无目的的手段范畴，它既不是指实际领域，也不是指审美领域，而是类似于“空无”和德波的“景观”概念所意味的东西。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文学伦理批评主张“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它从人类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而来，其动力来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1}以此观照，阿甘本姿态论的伦理维度或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补充。对姿态何以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阿甘本认为政治既不属于目的范畴，也不属于从属于目的的手段范畴，而是属于那些作为人类行为与人类思想领域的无目的的纯粹中介范畴。所以，在《关于姿态的笔记》的最后一个部分，阿甘本突兀地以“政治是纯粹后端的领域，亦即，人类之绝对而完全的姿态性领域”{2}结尾而拒绝给出任何解释。阿甘本在引用瓦罗对姿态的界定时也清晰地呈现了姿态的政治含义。他引述道：“另一方面，罗马皇帝，被认为‘行’（gerere）其政务，而在这种场合，他既不‘做’（facit）也不‘作’（agit），而是‘执’（gerit），也就是說，是维持”。③皇帝的政治行为就是姿态之一种。再比如，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政治总是关于姿势的。在议政厅或圆形露天场所的政治演讲并不能使声音有效地传递到听众那里，因此，杰出的演说家都知道他们并不能被众人所理解。但当你知道你不能完全依靠你声音的力量时，姿态便成了你政治表演的最好方式了。{4}阿甘本姿态论的政治维度对于近年来文学批评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政治的双向互渗所掀起的政治批评“转向”同样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 
　　阿甘本的姿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来源，那就是本雅明的姿态观。本雅明的姿态观则直接受惠于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在《什么是史诗剧》中，本雅明一开始就说史诗剧是姿态性的，史诗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援引的动作”。姿势既是史诗剧的原材料，也是史诗剧的本质。为了在史诗剧中获得更多的姿态，就需要采用“情节中断”的方式。一旦情节暂时中断，就迫使观众和演员必须在批判的立场上去审视剧情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本雅明还强调姿态越是日常化，就越是真实和难以被篡改；剧情越是被频繁地打断，我们获得的姿态就越多。对传统的中断和对接受者的“疏离”是本雅明对姿态所做的两个本质规定，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演员与观众在电影这门艺术中的姿态地位。他的这一思想也被阿甘本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同时结合了福柯“作者的缺席”——福柯甚至把此视为当代写作的一个根本伦理原则——提出了文学姿态批评的“空无”观。我们再来看看国内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主张：它“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5}辩证的批评观应该竭力避免封闭性的单一论，这或许也是姿态论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种丰富和拓展。 
　　从本雅明的姿态论来看，姿态既不是模仿论，也不是为了献媚观众。而是相反，要疏离观众。通过姿态这种特殊的中介性的中断去迫使观众去思考、批评表演（或文本）提供的发现的状况，并要求观众给出自己的态度。姿态论并不要求观众带着崇敬的心情去观赏它，把玩它，或膜拜它。也就是说，艺术是人的艺术，而不是一个供奉的神物或玩物，不单纯是创作者的事。其意义，如本雅明所言：它将一种“方法变回成一项人的活动”。⑥这项任务的完成是在他的后继者阿甘本那里实现的。此外，它的变革还在于将以往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奉为圭臬的，诸如情节、人物、修辞、风格，以及美德和崇高之类的东西丢到一边，而真正地将文学还原为生活，带回到不少文学理论家苦口婆心却常常停留在嘴皮子上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日常行为上去。其实，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奠定的陶冶性情的文学观念本来就不是让人们参与和提供批评的，但这并不是说，既往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就一无是处了。它还是要以人们所喜闻乐见地美学方式使人们“通过思考疏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状况”。{1}文学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学对象，而是生活本身，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内容，朝向美好生活的人类共同事件。可以说，姿态论重构了批评者、作品、读者、世界和作家等文学主要要素之间的现代关系，而不是将它们相互隔开。 
　　姿态批评给文学批评理论贡献了一个新范式，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敞开了有别于传统文学理论——诸如心理学的、美学的——的政治、伦理批评空间。它既让那些尝试通过语言/话语去捕捉意义的做法失效，也使得那些企图靠社会历史批评以及美学批评就奢望一劳永逸的做法失效，即使是那些实践与行动论者也会倍感失望。作为一种具有抵抗策略的批评范式，姿态可以归结为“后理论”范式。但一提到“后理论”，或许就有不少人心生恐惧，想当然地视其为终结论，至少也视其为一种悲观主义论调。其实，如果真的认识到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的日常姿态在越来越急剧丢失，文学及其理论也越来越与生活无关，一切都沦为整体性景观的话，那真地不必太过忧虑，至少文学理论界不必那么杞人忧天。因为，按照本雅明的看法，我们的本性姿态越是频繁地被打断，那么我们就获得了越多的姿势，自然也就获得了越来越繁荣的文学批评事业。当然，姿态批评在中国语境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结语 
　　当前，人类遭受着严峻的政治权力渗透、科学技术改写、生命安全威胁以及伦理知识的重塑。许许多多知名与不知名的力量无不聚焦于人类的生命与肉体，并且迅疾地掏空其与外界自然所建立的亲在关系。因此，文学及其批评都需要被置入一个新的历史命运中重新考量。姿态批评便在这种悬置历史传统，重新协商各种对立二元要素以及揭示历史性趋势上不断彰显出其独特的批评魅力。当然，我们也需警惕姿态中的非文学性在当代批评中的泛滥问题。
【责任编辑 付国锋】 
　　项目资助：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6M590433），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1601126C），“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原学科建设计划Ⅱ高原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理论”资助。 
　　① Anthony Curtis Adler， The Intermedial Gesture： Agamben and Kommerell，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Vol.12.NO.3 2007， P.57-64. 
　　{2}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① [法]米歇尔·福柯，德勒兹，拉康等著，赵子龙等译：《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2} 阎嘉：《“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 
　　① [法]朗西埃著，薛熙平译：《政治、民主与当前》，《文化研究》（台湾），2012年第15期，第351页。 
　　{2} Michelle R. Martin，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38， Num 1， 2014， p.190-193. 
　　{3} Alex Murray， Jessica Whyte，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9. 
　　{4} [意]阿甘本著，王立秋译，芬雷校：《亵渎》，泼先生书籍，2012年，第65页。 
　　① [意]阿甘本著，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02页。 
　　{2} [法]让-吕克·南希著，郭建玲，张建华，夏可君译：《无用的共同体》，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6页。 
　　{3} [意]阿甘本著，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沙明校：《潜能》，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253页。 
　　{4} [英]艾利克斯·穆雷著，王立秋译，芬雷校：《论阿甘本》，泼先生书籍，2013年，第33页。 
　　{5} Alex Murray， Jessica Whyte，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1. 
　　{6} [意]阿甘本著，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沙明校：《潜能》，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7} [意]阿甘本著，赵文译：《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8} [意]阿甘本著，赵文译：《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①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 [意]阿甘本著，赵文译：《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3} [意]阿甘本著，赵文译：《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4} Renéten Bos， On The Possibility Of Formless Life： Agamben's Politics Of The Gesture，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vol.5（1）， 2005， p.26-44. 
　　{5} 聶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6} [德]本雅明著，王炳钧等译：《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作者简介：支运波，南京大学哲学系在站博士后，上海戏剧学院高原学科组成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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