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出版国际化背景下，国内出版机构面临主体地位缺失、创新能力不足、出版活性欠佳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政府政策主导，导致出版市场主体退缩；观念、机制约束，创新能力受阻；审批、评价限制，出版活力受限等。走出困境应从以下三方面努力：政府合理干预，激发主体活力；企业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国际出版；简化审批与改革评价，引来“源头活水”。

 

 

关 键 词：出版国际化  理性思考  路径探究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7)5-032-05

      当前，随着国际图书贸易越来越繁荣，出版业全球化趋势已成定局。面对出版市场国际化、出版经营国际化、出版资源国际化的形势，越来越多的出版组织或机构致力于国际化发展。它们有意识地在日常出版活动中，采取全球化的策略，积极以版权引进或输出、跨国兼并或跨国投资、国际合作出版等方式，向全球辐射，扩大影响力，壮大实力。政府为了促进和帮助出版企业积极主动地应对出版业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更为了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于2003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经过我国政府和出版业多年的共同努力，中国出版“走出去”已成绩显著。但是，我国近年出版产品的进出口状况缺乏突破性增长、贸易逆差仍然较大，出版产品对外传播力、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不足，出版国际化程度不高，海外传播处于弱势。本文拟对我国出版国际化面临困境进行思考，从政府、企业、社会三个层面寻觅突破困境之路。

      一、我国出版国际化面临困境

      1.主体地位缺失

      我国出版国际化主要靠政府政策的推动。《新闻出版“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若干意见》等文件无不表明政府在“走出去”中的主体地位。由国家以政策形式自上而下地推动出版“走出去”，其作用已被近年来“走出去”的成绩证明。这种由上而下拉动的模式，有效地保障了出版业在面临新形势之初迅速转换角色，及时调整自己的计划和目标，主动适应新变化。然而，这种模式也导致了部分出版单位主体地位的缺失，遗忘了自身才是市场的主体，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引领中懒于主动思考、探索。当我国出版业经过十数年的努力，在我国出版业国际化发展水平进入新阶段时，主体地位缺失这一特质越来越阻碍了出版业进一步国际化发展。从目前出版现状看，在前期政府大力催生的背景下，能够真正实现出版国际化的主要是富有实力、地理位置优越的出版集团。反观国内大多数的出版单位，对出版国际化的实践还停留在引进版权，或向国外转让版权阶段。可见，我国出版国际化之路，还任重道远。

      市场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出版业在国际出版时缺乏蓬勃的活力，只是被动适应国家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出版国际化的政策，缺乏主动性、热情性、积极性，更没有做精品的决心和恒心。例如目前“走出去”的出版物，精品不多。毕竟做精的要求较片面追求数量和营业额，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与努力。要突破出版国际化过程中的困境，作为市场主体的出版单位必须从跟着政策方向做计划的追随姿态，转变为以国际市场的内在需要引动自己的计划和目标，甚而从下而上地为政府相关决策、规划给予影响的开拓姿态。

      2.创新能力不足

      当前，我国图书出版市场内容结构呈失衡现象。在由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构成的图书出版市场中，教育出版所占比重过大，出版业的经济利润和支撑力量仍然是教育出版。而教育出版要实现国际化，更需要开拓精神与创新能力。

      此外，我国图书出版面临内容趋同、跟风严重的趋向。在信息化时代，粗制滥造、陈词滥调已经不能吸引读者。唯一能留住读者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著述，富有鲜活思想的观点、具有情思内涵的故事，令人惊叹的有价值的信息，使人叹为观止的技术形式等，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创新。

      3.出版活性欠佳

      出版的活性来源于文化的兴盛，但目前我国出版国际化面临源头的缺失。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存在诸多问题，条例规定过多，不利于文化市场的长期发展。

      另外，相关机构在对优秀文化与作品进行评价时，有倾向认为国外的评价更为权威、公正、科学。受此影响，一部分优秀作品直接外流到国外出版，导致中国出版国际化缺乏优秀的作品。在这种作品来源不足的大背景下，出版活性自然欠佳。

      主体地位缺失、创新能力不足、出版活性欠佳的困境，构成了出版国际化的硬伤，加之某些出版机构自身实力不足、信息缺失、国际化理念缺位，面对国际化出版语言、政治、文化差异不适应，又欠缺国际出版营销渠道。这样一来，即使有各种政策扶持、有机遇摆在面前，国际化出版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二、面临困境的理性思考

      1.政府政策主导，出版市场主体退缩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出版国际化，出版国际化有良好的政策优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的文化建设总目标。在这个总目标的指导下，不少有益于出版“走出去”的政策、规划、计划、工程会应运而生。然而，出版机构面临出版政策的主导，易形成依赖的思想与惯性，易遗忘自己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

      (1)国家相关基金扶持急于求成，导致出版单位片面追求数量。为推动出版“走出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专门设立了中国出版基金，实施“大中华文库”等计划。这些计划在制订的时候缺乏层次性和辨识度，对内容质量的要求更多体现在宣传中国优秀文化上，对其他的关注较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出版社抓住国家扶持的有利时机，快速地制作一些符合政策的宣传册式图书来实现版权输出，这样的图书通常能容易获得基金扶持，但因为是急就草制，不能较好地呈现我国文化的特色，即使能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出版市场，也通常表现不佳。此外，由于我国政府对出版“走出去”的重视，数据成为考核图书版权输出业务的标准之一，导致一些出版机构片面重视输出的数量，而不重视输出图书的质量，很少对所输出图书的内容质量进行评估和考虑，完成“走出去”任务之后，很少对该书在当地的反响进行调研。

      (2)国家重视国际交流活动，出版单位参与却流于形式。为了让出版企业更快成长，国家高度重视各种出版交流活动，不惜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国际书展，如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BEA书展等，被视为了解海外市场、加强与海外同行交流合作以及寻求合作契机的绝好平台。可我国一些出版社参与此类交流平台，只是走马观花。或派出编辑现场学习，这些得以出国学习的编辑，回国后甚至不能给没去的同事介绍现场的情况，更别提总结和反思；或只将自己的书带到书展现场简单地展示，既没有关于这些书的详细英文目录和内容简介，也没有英文解说视频介绍，而随同这些书一起参加书展的编辑，甚至不懂英文，无法与人用英语就这些图书开展交流。这样热闹地走一圈，根本没有机会深入调研当地图书市场和读者需求。在此项活动中，国家的出发点很好，但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2.观念、机制约束，创新能力受阻

      从目前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成果看，我国出版并没有在国际市场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也没有达到很好地提升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效果。即使是在中国出版“走出去”项目所钟爱的传统文化领域，中国的出版者都未能做到较全面而系统的诠释，出版“走出去”的形象固化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孤立的元素。这既有观念层面的问题，也有机制层面的问题，表现为创新动力缺乏和创新空间不足。

      一方面，在当前出版国际化背景下，依然有不少企业在观念上无法接受国际出版，在本国出版能获得盈利的前提下，不想在出版国际化方面多费脑筋。即使在承认出版国际化的企业中，观念也并不都是与时俱进。例如，有的人认为国际出版无非是把已有的出版物翻译成外语出版；有的人认为国际出版就是与国外机构合作，让书能够出现在国外市场上；有的人在策划国际出版选题时，只对国内读者进行调查，只考虑国内消费者的审美品位和接受能力……这些对国际出版不重视的态度，源于其观点的陈旧，使之无法在选题策划阶段有所创新。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当前的出版机制还存在缺乏活力的地方。为确保出版物的质量，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制度为出版文化的繁荣、出版市场的规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为出版活动设立了重重关卡，留给出版者创新的空间有限。

      3.审批、评价限制，出版活力受限

      出版活力是从出版源头上考虑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何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的活跃难以进入出版领域?其原因主要有下面两点：

      (1)出版审批制度繁琐。政府的出版行政管理在我国出版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十项出版禁止的内容。但这十项内容如何审查，却是一个难点。我国出版制度规定了预防制(出版前审查的制度)和追惩制(出版后追惩的制度)相结合的审查方法，但操作时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出版界的改制已有时日，但正如前面提到，我国出版依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产业，在出版活动的全程，对它进行约束的法律、法规较多，对它进行管理的机构体系庞大。近年来，虽然政府机构也一直在改革，合并一些重复设置的管理项目，提高管理的效率。但政府的机构改革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仍然存在责权不明、多头管理等问题。在这种管理体制不明的情况下，出版审批制度显得繁琐复杂，相关管理者有时为了便于操作和规范，出台的细则更为琐碎，更有为规避违反相关管理条例的风险而一刀切的现象存在。这不但挫伤了出版人的积极性，对作者的创造力也是伤害。

      (2)学术评价制度错位。我国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学术评价制度，出于便于操作、易于规范的目的，大多指标简单化、绝对化，形式化特征明显。在对学术工作进行认定时，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的等次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多数高校职称评审中的学术评价，往往是对刊物、出版单位的评价，而不是对成果本身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制度，是从“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知名出版社”来推导论文或作品的价值，再到作者价值。且不说这样的评价制度本身是否合理，仅其对本土出版业而言，就是致命的打击。为追求核心、知名，不少卓有见地的学术成果，从一开始就不考虑在国内出版，而将目光直接瞄准境外的知名期刊或知名出版机构。这也导致了我国出版企业在源头上丧失了一些内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作品。

      三、突破困境的路径探究

      1.政府层面：尊重市场规律，激发主体活力

      我国出版国际化，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但政府的干预要合理。现今我国的图书出版市场机制缺乏灵活性，是因为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干预较多，导致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国家和政府应对图书出版市场竞争适当干预，不应通过片面的数据对出版“走出去”进行强制性考核，应给出版单位主动适应出版国际市场形势的空间。

      (1)促进出版体制改革。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助于推动我国出版国际化。我国政府应放弃主导推进的模式，转变为抓大放小、辅助推进的模式。如政府可以加大出版体制改革力度，把广大出版单位塑造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也可以制订细致而易操作的项目策划、投融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

      (2)优化出版资金扶持。借鉴发达国家对出版资金扶持的经验，完善出版资金扶持体系。细分现有的出版基金项目，避免资源过多集中于少数出版单位，应以市场配置资源；规范资金扶持方式，除基金外，还应有融资、贷款、风险担保等多样形式，保障体现国家重大利益的国际出版活动。

      (3)搭建人才培养平台。“有效培养国际化出版人才是未来中国出版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是重中之重。在国际出版业激烈的竞争中，谁拥有一流的国际化出版人才队伍，谁就拥有一流的产品……”[1]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出版国际化进程中，最缺的恰好也是专业人才。目前，出版企业通常从出版业人才培训、跨界人才挖掘、海外人才引进三方面着手，建立优秀的国际出版团队。人才的培养，单靠出版企业单打独斗无法完成，应当由政府制订专项政策，如定期培训，专项资助出国学习等。

      2.出版企业层面：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国际出版

      出版企业应当在下列三方面努力，促进国际出版。

      (1)对于大众图书出版，要研究文化风格，寻求共同点。多年实践表明，出版企业在国际出版过程中，容易遭遇文化差异的冲击。“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秉持差异鲜明的语言表述方式和沟通交流模式，这些文化差异可能导致文化沟通障碍和沟通误会，演变成文化风险。”[2]而避免文化风险，唯有深入挖掘文化的共同点。毋庸置疑，在世界民族文化中，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很高的辨识度。然而这一点在进行大众图书的策划中，一不留神就容易成为束缚。不少出版者执着于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或者抱着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拒绝对文化风格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也不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寻找自身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上，导致出版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水土不服。

      要让大众出版物在国际市场立住阵脚，必须提升出版物的世界亲和力，同时又不能丧失掉自己的个性。因而，出版企业应加深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研究，在两者的文化拉扯中找到一条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之路，促进带有本民族文化烙印的大众出版物走向世界。

      (2)对于学术出版，要呈现研究成果，突出独特性。“学术期刊的本质是学术和思想交流、传播的平台，是一个国家思想市场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国家重拾实质理性的阵地。”[3]学术出版物是否繁荣，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追捧，在某种层面可以展现出一国在世界中的学术地位和科技实力。学术出版由于其内容是难以复制的研究成果，有其特殊性，拓展的空间较大，特别是自然科学、农学、医学等科学技术方面的出版内容，因较少受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的影响，如果推进工作得当，“走出去”较之大众出版更为容易。

      我国拥有丰富的学术土壤，每年得以出版的学术类出版物不少，但却影响有限。究其缘由，一方面固然受制于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出版机构对学术出版的态度。当下我国的学术出版，不少依赖政府相关学术基金的赞助。然而政府项目，评审严格、门槛较高、数量有限，限制了某些有价值的学术出版物及时面世。当下，不少出版单位更着重于短期利益，对于那些一时看不到价值却可能对人类文化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学术成果视而不见。因此，出版企业应成立专家评审组，研究和讨论学术成果是否具备出版价值，以主动的态度去考量、评价学术成果，使一些内容独特的研究成果不至于沦落为沧海遗珠。大学出版机构就可以利用身处大学这一环境，将学科资源转化为出版优势，打造学术精品。

      (3)教育类读物出版，要顺应国际教育潮流，挖掘突破口。教育类出版物是我国出版一大门类，然而因中西教育文化差异，鲜有能实现国际出版的教育类出版物。2015年，英国向上海引进《一课一练》，轰动国人。这一突破说明，传统的教材辅助类图书，并非不能实现国际出版，关键是选对突破口。英国引进中国的数学教育、美国学习中国的基础教育，无疑都是对中国基础教育的一种莫大的肯定。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在走出国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学习。我国出版社理应抓住这个机遇，依托基础教育的成果，策划相关精品选题，实现教育类读物国际出版的突破。

      无论是大众出版、学术出版，还是教育类读物出版，中国出版要想在国际文化环境中生根发芽，获得受众认同，其根本还在于内容被接受。在进行选题策划的时候，内容至关重要。内容是否能贴近国际文化习俗和受众接受心理?如何才能讲好中国的故事?如何才能挖掘出那些能脱离本土文化观念，具有宽泛的人文情怀和共同价值的选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创新思维不断实践。语言转换的质量也是内容需要注意的，要探索将汉语的内容用新奇有趣的他国语言表达出来。

      3.社会层面：简化审批与改革评价，引来“源头活水”

      行政审批是当前必不可少的。有行政审批的监管，出版活动才能在保障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健康有序地发展。但目前我国的行政审批程序太过庞大，若能对其进行改革和简化，将会给出版单位更多创新的空间。除了简化审批程序，还要改革评价体系，以促进学术发展为目的，改革学术评价制度。以灵活的制度，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在学术评价中，不能简单以其发表机构是否足够权威作为评价其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要建立起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搭建起由社会公众、社会舆论、监督机构、参评者、评审机构等多维度的评价平台。

      吴尚之先生在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演讲时提到，应当五方发力开创出版未来：“努力提升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内容品质，继续加大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支持力度，持续建设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国际平台，积极培育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知名企业，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外出版交流合作。”[4]未来，政府出台的政策会更有利于出版行业的发展，而出版国际化也会更加深刻地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出版活动中，作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担当者，我国出版行业理应克服困难，主动积极地投身于富有创造性的出版工作中，让我国出版在广阔的国际舞台，赢得平等的话语权，让中华优秀文明走向世界。

 

原文参考文献：

[1]于秀梅，田雪.出版强国战略引导下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培养——跨界、创新、融合之路[J].传播与版权，2016(12)：133-135.

[2]曾荣平，温优华.出版企业国际营销的文化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研究[J].编辑之友，2015(5)：28-31.

[3]赵文义.国家利益视域下的学术期刊出版[J].编辑之友，2014(11)：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