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历史。这种出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缘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能动地改变世界为目标的哲学，如何在肯定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安置人的能动性，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反思能动性问题在这一出场史中的起起落落，就能够从中获得必要的教益，从而有助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日本是最重要的中转途径。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重大发展，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思想潮流，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激发下开始的，且后来苏俄之传入途径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但是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急速传播的初期，由于当时俄语人才缺乏而留日人数众多，日本途径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前后。在从日本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当中，李大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一系列著作也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李大钊等人从日本引介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与当时和后来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要么无批判地接受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要么在接受通常阐释的前提下对其加以攻击不同，李大钊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通常的阐释保留着自己的疑问。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要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另一是人的活动，即阶级竞争或阶级斗争的作用。但他觉得这两个方面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张力：即历史规律论是一种决定论，而通过阶级斗争去争取解放，则是一种能动论；如果历史是决定论的，则通过阶级斗争获得解放所要求的人的能动性似乎难以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与之兼容。虽然李大钊也对这一张力做了某种推测性的解释，但却仍有存疑。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即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理论内部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涉及理论上的主张在实践中的效果问题，即在理论上排斥人的能动性的决定论，在实践上可能会有一种坚定人们信念的作用。看似悖谬的是：肯定历史有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趋向，既有可能导致人们因历史已被决定，行动无意义而放弃行动，也有可能导致人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正是某种合乎历史的客观规律的事业，作为“天道”的历史规律就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行动正是“替天行道”，因而不仅正当，且必定能够成功，从而起到坚定信念之作用。但无论如何，从学理方面讲，如果历史完全是为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则人的能动作用就被否定掉了。不仅如此，价值理想、生活的规范，甚至关于这些规范性的理论，如当下热门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价值论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基于人的能动性的自由，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能建立一个人的自由可能性的本体论前提，则这些规范性的理论便无从谈起。而这一问题，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才为学界所意识到。此点足以见出李大钊哲学思考之超越于同时代其他人的深刻性。无论如何，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阐发的唯物史观，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华丽登场。但这个经由日本登陆的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很快便让位于源于苏俄的路径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而集中于唯物史观的话，那么，在紧接着的阶段则是一个引入辩证唯物主义，并使之体系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瞿秋白、李达和艾思奇。瞿秋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开创者。通过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学习，瞿秋白认为先前国人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局限在唯物史观方面，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对于当时的国内研究状况，他评价道：“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瞭。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绝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①出于纠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特别是补充作为其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而且，在关于规律性、必然性与自由意志、偶然性关系的论述方面，瞿秋白所采取的否认偶然性，将其视为人的无知的极端决定论立场，更是富有特色。这些特色对后来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程中，李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李达作为早年留学日本最为学院派的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20世纪20年代末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思想主要受日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为代表，这完全是一个唯物史观的论述。后一阶段既有来自日本的影响，又包括了苏俄的影响，还有直接通过对马克思原著和欧美其他学者著作的研读而受的影响，以1935年面世的《社会学大纲》为代表。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书中明确提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即是“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且尽管此处的“实践的唯物论”显然是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一种修改，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修改并未能真正改变整个教科书体系决定论的理论倾向。

       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为人知的是其大众化工作，其《大众哲学》便是大众化的典范。这一工作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范围，或者说体系化的延伸，也就是说，这一大众化阐释所遵循的主要仍是苏联教科书体系。但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这一理论的基调仍是决定论的，但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却是极具能动性的。有人估计，《大众哲学》当时动员了至少十万青年参加了革命。②此一事实又一次印证了李大钊早已意识到的决定论与能动性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即这一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和意义。

       毛泽东作为一个立志要改变中国的政治行动家，对于客观规律或决定论与能动性的关系，自然会有更高的敏感性，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另外一种出场方式。毛泽东虽然并未像瞿秋白、李达那样创作一种体系性的哲学著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有着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虽然亦主要源自苏联，但却也经过了重大改造，形成了与苏联教科书体系有原则性差别的哲学观念。斯诺提及的一件轶事似颇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写过一部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但在1965年斯诺问及此事时，毛泽东却否认自己是该讲稿的作者。这当中的缘由是颇耐人寻味的。这部讲稿中，除了后来公开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具有显著的独创性之外，其余部分大多仍是借鉴自苏联教科书体系。从他后来对苏联教科书甚至斯大林本人哲学观点的批评，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是不满意的，因而就不难理解他何以要否认这部讲稿了。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个“送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装进口”，而是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能够经由革命而获得解放自由，社会主义是能够由理想变为现实的。也正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以之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指导。但要能够有效地成为中国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南，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正是基于对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理解，毛泽东才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意义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意味着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毛泽东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最重要的不满，是这一体系中能动性原则的缺失。教科书作为一种决定论体系，强调的是客观规律。但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家来说，并不只是要用客观规律去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这个世界。但从逻辑上说，要改造世界，就必须以这个世界是具有改造的可能性为前提，而如果世界是完全决定的，那就不具有可按照人的意愿改造的可能性，从而任何改造便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革命者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之现状，而不只是为了解释中国之现状。如果世界是在客观规律的支配下完全自然发生的，革命行动又有何意义?毛泽东作为一个以改造中国为鹄的的政治领袖，显然是不能不意识到教科书体系的这一严重缺陷的。为此，毛泽东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解，在对苏联哲学教科书批评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地并不是存在于其几篇哲学作品之中，而是更主要地体现于其政治、军事论著之中。葛兰西曾经说过：“一个搞政治的人进行哲学写作，情况可能是，他的‘真正的’哲学反倒应该在他的政治论著中寻找。每个人都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活动；正是必须从这里寻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处在一种往往暗含在、而且甚至经常是同公开表达的东西相互矛盾的形式中。”③与毛泽东一样，葛兰西也是一位身兼实践家与理论家双重身份的人物，因而其说法自是真确之言。李泽厚先生亦认为：“毛泽东最光辉的理论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其代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和《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在这些论著中，总是尽量地把这些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说。同时，他又非常重视被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④读毛泽东的著作，人们会发现，他特别关注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如何发挥人的能动性，在读苏联教科书的时候，他做的大量的批注也暗示了他想把能动的东西加进去。可以认为，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尽管没有以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存在着一个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两个方面构成的关于人与其活动环境的存在论。这一存在结构能够为合理地解决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提供一种存在论和方法论前提。就此而言，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能动性之关系的认识，与李大钊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有着相通之处。

       我们看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客观规律论或决定论与能动性之关系，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由于事关对于中国革命性改造之成败，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了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这些革命实践者们的哲学思考。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此，如何安置能动性，还涉及构建整个规范性理论何以可能的问题。因而，这一问题也对那些单纯地从事哲学思考的理论家们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我们将这些理论家称为“学院派”的话，那么，在“学院派”中，除了坚持苏联教科书体系主流之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还有一条理论进路，也出于对机械决定论体系的不满，而试图将人的能动性以及基于人的能动性的价值规范性之维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奠定哲学基础。在这一方面，可举出张岱年先生、冯契先生和高清海先生作为这一理论进路的代表。虽然三位先生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思想传承关系，但从理论的逻辑上看，却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的。这一理论进路虽然主要地是由几位“学院派”哲学家推进的，但却由于所关注的重建民族价值理想的问题，乃是事关中国哲学精神现代重建之关键，因而其意义之重要便不言而喻。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一理论进路还是一条未得到足够关注的理论出场路径。因而，现在便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那就是使这一条出场路径得到更好的彰显。

       使之更好彰显，就是增加其出场强度。任何出场都有一个出场强度问题。出场强度不足，可能是由于出场者显示度不足，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剧情”进展尚未达到这一环节，故尚未能吸引更多的关注度。就历史的“剧情”而言，从革命到建设新社会的转变，当中便有一个在哲学观念中从关注方法论到关注价值论的转移问题。张岱年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场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恐怕也是与其提出哲学需要理想性维度时，正值民族危亡的革命时期，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方法论问题有关。另一个客观上的因素，是张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后不再直接涉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缘于此，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张先生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出场，其中也包括曾受过张先生直接教诲的我自己。我在上世纪80年代读研期间，曾听过张先生讲中国哲学，后来也读过张先生的许多著作，但却从来不知道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人们大多不仅不知道张先生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于对他后来在80年代写文章批评主流学界的价值论讨论，探索新价值论，也未曾加以关注。事实上，张先生80年代对价值论的讨论，承接着他在30年代的思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主流学界的新的路子。缘于其长兄张申府的带领，张岱年先生出道非常之早，二十多岁的他，就与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前辈学者们讨论问题。正是在与这些著名学者的讨论中，他提出了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哲学这一问题。他的观点是，中国需要一种包含理想的哲学，以此作为人民奋进的目标，激发民族精神，催人向上奋进。

       扩展开来说，在这条新的路径上通过探索而提出新说的，除了张岱年先生的理想说和价值论之外，还包括冯契先生的“智慧说”，高清海先生晚年提出的类哲学。冯契先生的“智慧说”要阐明的是，如何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是要找到一种方法，从关于现实世界中事物的有限的、相对的科学或日常经验知识，达致对于超越的天道的无限的、绝对的把握之智慧。这一探索的目的，是要为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奠定哲学基础。哲学研究不能只是寻求客观的科学规律，而更是要“转识成智”，让哲学“智慧”即价值理想发挥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精神境界的作用。

       高清海先生晚年提出的“类哲学”，也包含着这一关键性问题。对于高先生提出的“类哲学”观念，人们多有不解、误解和批评。笔者最初亦对高先生的“类哲学”没有透彻的理解。在纪念高先生七十诞辰时写的一篇《启蒙及其超越——高清海哲学思考的轨迹与意义》文章中，还对高先生的“类哲学”做了委婉的批评。十年之后的2014年，高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由于自己在理论研究中遇到了决定论与能动论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重新思考高先生的类哲学，才明白高先生提出“类哲学”之深刻意蕴。“类哲学”不仅是高清海先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中所遇到问题的一种独特的解答，而且是对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发展，或者说是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接着讲”，而不是简单地“照着讲”。“类哲学”的意义不在于翻新了某一个哲学概念，而在于通过规定人的本性或本质所包含的“类生命”和“种生命”的双重性，探讨在超越“种生命”的“类生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世界的可能性。人作为一个生物自然体的存在，是其“种生命”，而类生命则是其精神生命。把人的精神生命和生物生命区分开来，其意义正在于为重建民族价值理想奠定哲学基础。

       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也是现实生活就已经直接提出来的，而并非只是一些哲学家们观念中的构想。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理论上的困惑就已经突显出来了。面对现实生活中人道原则的迫切需要和既有哲学理论对这一原则的排斥，有人提出人道主义可以作为一个伦理原则，但不能作为历史观的原则。这一提法固然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却会在理论上带来更严重的困难：作为伦理学原则的人道主义是否可以不需要历史观的支撑?此后学界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争论，关于道德滑坡还是道德爬坡的争论，近年来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兴起，无不关涉到这一问题。

       因此，可以说，从李大钊对于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性关系的困惑，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对于能动性的弘扬，都是这些身为政治领袖的哲学家们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而进行的深刻思考。甚至源自第二国际的教科书体系中的决定论倾向，也可以看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简单化路径。同样，从张岱年到冯契、高清海这些“学院派”诸先生所关注的问题，也是试图对于时代所提出问题的回答。当然，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领袖与张、冯、高等单纯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更是有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所关注的主要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可能性问题，而后者所关注的则主要是价值理想建构的可能性问题。但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涉及对于客观规律或决定论与能动性关系的理解，都是中国社会生活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因而都是需要予以充分重视的。对于前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关于人的能动性的哲学思想，人们已有较多的研究，但后一方面的问题，却似乎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尽管对于三位先生的理论贡献，已有许多研究，但对于这条思想进路之意义，人们的认识似乎尚有不足。特别是对高清海先生“类哲学”的认识，更是如此。通过论文检索统计可知，研究“类哲学”的博、硕士论文已有几十篇，一般论文有一百多篇，但其中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却似较多，即使持赞成态度的人也似乎多未从如何在理论中安置人的能动性，以为重建民族价值理想奠基的高度，理解和把握高先生的思想。高先生在被孙利天教授称之为“高清海先生的哲学遗嘱”的文章中写道：“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⑤高先生想把这些体会在哲学上表达出来，这是他晚年的一个夙愿。然而，由于病魔缠身，这一哲学表达终没能完成。高先生的这一夙愿就是，对马克思哲学不仅要“照着讲”，还要“接着讲”。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推进高先生的“接着讲”，也就是说，在高清海先生所开辟的理论道路上推进他的探索或者他的“接着讲”，亦即对马克思哲学“接着讲”的“接着讲”。

       注释：

       ①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②参见卢国英《智慧之路—— 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③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④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4～45页。

       ⑤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