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满足公众获得感是党执政的价值诉求，提高公众获得感是党奋斗的动力源泉。实现公众获得感不能停留在“满足”和“提高”的一般认知上，把党治国理政与公众获得感切实地对接起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创造丰厚充裕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正公平，建构和完善保障公众获得的制度；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安全系数；制定倾斜政策和采取扶助措施，纾解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以法治保障公众权益，使公众获得具有安全感；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紧密相结合，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

【关键词】公众获得感 治国理政 改革 五大发展理念 “四个全面”

【中图分类号】D6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2.003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主要著作有《政党治理与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党的建设在科学化轨道上行走》《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文化》《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等。

公众获得感具有时代和历史内涵。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社会的历史演变看，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获得，公众从摆脱民族耻辱和国家纷乱中深切感受到国家和民族命运对每个人利益获得的重大意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治国理政的使命，迄今为止68年来领导国家建设和推动民族进步的实践，尽管历经坎坷，遭遇曲折，多有磨难，但公众获得感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一系列重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展示人民福祉的美好前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着眼满足人民的期待，必须实现治国理政与公众获得感的对接。

公众获得感与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公众获得感不是价值范畴的概念，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它基于鲜活的生活，存在于每个人的实际感觉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是党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获得感”这个接地气的通俗词语，社会反响十分热烈。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民是历史一切活动的力量主体，人民具有创造和享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相统一的权利。保证历史活动中人民群众利益的获得，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势之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党中央领导人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必须奉行的圭臬。求一党之利、谋个人私利、与民争利，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格格不入、冰火不容。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没有给中国提供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机会，社会主义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本质，给中国人民带来生活更加美好的愿景描述。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就在于它与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和享有财富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能够提供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普遍获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大不大，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获得多不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度高不高，取决于获得感强不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测量仪和显示器。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诉求。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是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来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话，那么，在执政条件下实现人民幸福就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要求。这个认识的思想逻辑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已经形成，尤其是1956年党的八大以“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判断，作为揭示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显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认知。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突出强调执政条件下党坚持群众路线的新要求，同样表达了党在执掌政权后注重人民利益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届党中央领导以许多创新的语言表达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立场和观点，邓小平关于党的一切工作要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为标准的思想，江泽民关于把人民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论述，胡锦涛关于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观点，习近平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强调，这些一脉相承的思想都鲜明地表达了党的执政诉求，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相吻合。中国共产党只有切实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才能真正巩固执政基础。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经验证明。党的事业与人民事业的一致性在于利益同质和目标统一，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努力使国家繁荣富强、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来自人民；党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习近平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它的成功与否以人民感受幸福多少、获得程度高低为衡量标准。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个现实话语，涵义就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段揭示党治国理政使命的话，覆盖了公众获得感的方方面面，是公众获得感实实在在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我们党和政府做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要求阐述“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我们要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话语，使社会公众充满期待。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形势。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挑战、奋斗中的困难更加严峻，“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使命担当任重道远。

辩证对待公众获得感

公众获得感不是感觉的判断，而是体验的感受。它听起来抽象，但却具体而实在；它看起来简单，却十分复杂。公众是广泛社会成员的组合，获得是个体成员体验的感受。因此，公众获得感是一个全面的、立体的概念，正确认识公众获得感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获得感与幸福感有直接的关系，一般的逻辑是：获得产生幸福，幸福带来获得的满足。近年来理论界有不少成果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幸福指数问题。研究者的角度和观点有所差异，但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幸福指数不高的评价则有普遍性。这种结论性的评价是否准确和合理姑且不论，现实中改革开放发展绩效的展示与人民群众幸福感指数的提高不相匹配，则是我们明显感觉到的客观事实。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悖论：一方面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带来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和老百姓不满甚至怨恨的情绪比较普遍。这样的矛盾现状，原因很复杂，其中也涉及公众获得感的社会体验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获得感与幸福感的逻辑关系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划上等号，获得很多不一定就有幸福感，获得较少也不是必然不幸福。辩证地对待公众获得感，需要正确认识以下几种关系。

首先，整体获得与个体获得的关系。国家由国民组成，公众是社会的一份子，任何社会成员的获得，都是以国家整体的获得为前提。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从这个通俗的说法看公众获得的辩证关系，就是有了国家整体的获得才有成员个体的获得，而社会个体成员的获得又是国家整体获得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梦”思想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获得比个体获得更重要，国家繁荣昌盛了，公众更多获得才具备前提条件。公众获得感不能将整体获得与个体获得机械分开甚至截然对立起来，既不能用整体获得替代个体获得，也不能用个体获得的情况否定整体获得的程度。公众获得感是整体获得与个体获得的统一。

其次，一般获得与具体获得的关系。获得感在现实中产生都是即时的，有着特定的社会环境。从一般与具体的哲学范畴认识公众获得感，需要分辨两层关系。一是长远获得与现实获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其治国理政的实践必须着眼未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必须考虑能够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长远利益”就是一般。当然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理论上是一致的，但因为它不能表现为现实获得，有的情况下要求现实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甚至因为长远利益而需要牺牲某些现实利益，两者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一定矛盾。二是普遍获得与特殊获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公众获得感表现的一般获得与具体获得就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成就创造了一般意义上的获得，就总体得益而言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我们几乎可以说13亿中国人不存在“零获得”，差别只是获得的程度大小而已。这就是一般获得的普遍性表现为具体获得的特殊性。从以上两层关系认识公众获得感，就应防止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摆正体验获得的态度，树立合情合理的获得感。

再者，直接获得与间接获得的关系。作为全面的概念，获得感不是一幅平面直线图，如果以为到手的东西才是获得，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无论是整体获得还是个体获得都要靠奋斗，而为了获得而进行的奋斗必然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撑，没有条件支撑，就难以有获得或者降低获得的可能性。例如，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没有党治国理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任何利益获得就会受到影响和阻碍。再如，截至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7747万人。没有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民工就没有享受进城打工赚钱的机会，同时，如果没有大批农民工辛勤劳作的贡献，城市居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就会受到影响。又如，政府如果不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渎职失责，必然损害人民群众获得利益。这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发展的进程、政府部门的服务状态，对公众获得感都具有间接获得的重要意义。这些方面从表现形式上不产生直接获得的结果，但人们要得到实际需要的东西，必须依赖这些方面提供的条件和创造的机会。由此而论，公众获得感不能局限于直接获得单一层面，注重公众获得的立体感，应当将间接获得纳入其中，否则会支离公众获得感的全面性。

辩证地对待公众获得感对于人们感受幸福具有重要意义。生活总是不会十全十美，事情总是不会一帆风顺，人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获得，也不管有多少的获得，幸福的感受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知足者常乐”，幸福感不取决于获得多少，贪得无厌的人往往幸福感缺失，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图一时快乐，追求的只是感官刺激，所谓的幸福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幻觉。强调公众获得感的辩证关系，有助于人们培养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不尽人意的环境和现状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公众获得感的特征

获得不是一个财富或资源概念，因此，决不能从拥有财富或资源的角度去理解获得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物的内涵决定本质，本质规定内容，内容体现特点。公众获得感的内涵决定了它本质上是获得的社会体验，从而规定了其丰富的内容，而所有获得体验内容的表现方式都具有固有的特征。讨论公众获得感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其特征。

公众获得感具有真实性。获得感作为人们从实际中得到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一种客观的存在，获得感的关键是真，内容是实。虽然我们强调过不能简单地以是不是到手来感觉有没有获得，但获得感毕竟必须不是虚幻，它以能够看得见、摸得到和可以感受到的真实为基础。画饼不能充饥，人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想的问题、做的事情都是实际的，贴近生活的东西才能让公众产生获得感，给予人们实际享受才会产生真实的获得感。

公众获得感具有综合性。社会生活里人们丰富多样的获得，构成获得感的结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并认为这五个层次构成由低到高的阶梯。马斯洛需求理论从科学性看有机械性的缺陷。首先，人的各种需求往往是在交叉活动中实现，马斯洛的需求分层虽然提供了归类的分析理路，但高低层次的阶梯观点不具有科学性。其次，这五种需求难以囊括人的全部需求，局限性明显。但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合理性在于表达了公众获得感的综合性。它启示我们，基于人的需求多样性，公众获得感的形成不是单一途径而具有综合的特征，认识获得感不能局限于某个方面。

公众获得感具有差异性。公众是一个对象范围广泛的复合词，个体差异决定着对获得的不同感知。个体获得感体现公众获得感，因此，认识公众获得感就需要看到个体之间的差异。能力是任何获得不可缺少的要素，每个人能力不同，收获也就会不一样。能力作用于心理就形成获得的预期目标，心理预期以及实现情况的差异对公众获得感有很大影响。

公众获得感具有提升性。获得感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它是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去的获得不等于现在的获得，现在的获得不等于将来的获得。没有获得的经过努力可以争取获得，已经获得的不加以保护也可能失去。公众获得感不会静止固定，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社会成员的获得既有心理的更强期待，又有现实的更高要求。举例来说，在商品短缺的计划经济时期，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人们获得吃肉的机会很少。改革开放后物质丰富，供应充裕，随时可以吃上肉，但“死猪漂浮”事件、“瘦肉精”“冻猪蹄”现象使吃肉成为一种担心。人们是否有获得感已经不是能不能吃上猪肉的问题，而是猪肉是否安全的食品管理问题。公众获得感的变化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党中央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个判断，一方面表明我国目前社会生产落后的现状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更多获得的需要，另一方面揭示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要是在日益增长的，必须不断提升公众获得感。

研究和把握公众获得感的特征，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公众获得感的内涵。从以上这些特征分析，可以引出几个重要的结论：其一，获得感不是主观判断，来自于实际的获得，愿景描述可以满足公众获得的期待，目标许诺可以增强公众获得的动力，但不能成为人们现实的获得。公众获得感要求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求实效、出实绩，使人民群众的获得具有真实感。其二，防止公众获得感的片面认知和武断评价，避免感情用事，简单地从一些社会现象出发就草率下结论。公众获得感的复杂特征带来认识上的障碍，正确看待现实的公众获得感既要以辩证思维形成全面的认识，又要从复杂特征中重视公众获得感表现的各种问题。其三，公众获得感变动不居，获得诉求的攀升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党治国理政必须以不断发展的执政业绩来满足不断提高的公众获得感。

当代中国公众获得感的审视

在基本摆脱贫穷落后的现实情势下，当代中国公众的获得面临的已经不是物资匮乏、供给紧张、商品短缺、资源稀少的问题。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再到富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向中国人民展示的是一幅不断有更多更大更高获得的历史画面。

改革开放38年的创新探索，使中国以经济快速发展和高比例增长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1500亿美元，仅占世界总量的1.8%，人口最多的大国经济排名世界第10位。2010年我国GDP总量增长到5.9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9.4%，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此显著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实践中普遍受益，公众获得感明显和强烈。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中国的迅速腾飞创下世界奇迹。有人估算，世界上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时期里，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国只有56%，美国大约为1倍，日本为10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就让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6倍。这个事实是我们认知当代中国公众获得感的历史大场景。

诚然，当代中国还没有完全消灭贫困，有一些地方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落后的困境，也还有生活比较困难的弱势群体存在，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但当代中国已经从整体上把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笔者曾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江西农村当知青，下乡在山区偏僻的村庄，那里非常贫瘠。2014年与知青们一起回乡访问，那里已经发生惊人的变化。农民们住上了多层新楼房，家里有席梦思床、电视机、热水器、电饭煲等现代家具，有的还开着轿车，交谈中普遍感受到他们的获得感。老乡们发自心扉的获得感是真实的，审视当代中国的公众获得感不应把这样的普遍获得感架空，更不能因为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尖锐矛盾以及某些埋怨和愤恨的极端情绪而否认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的事实。

任何获得都不是绝对的，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因此不可能要求人们的获得感千篇一律。事实上，公众获得感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存在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薄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当代中国现实公众获得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也面临许多的困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公众获得存在相对剥夺感。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主观感知未必表示绝对意义的被剥夺。不少学者将这个理论用于分析我国公众获得感，普遍认为相对剥夺感问题的突出和严重。我国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发展严重不平衡造成的地区差异，使生活在东、中、西部的人们感受获得的程度不一，“孔雀东南飞”现象反映的就是人们谋求更多更大获得的流向。其次，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人们获得的结构性差异，资源配置、政策设计以及福利享受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使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对获得的权利产生不同感受。此外，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丰富的职业变化和流动形成利益获得的途径多样化，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的分配要素拉大了利益获得的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相对剥夺感。审视当代中国公众获得感不能不重视这些问题，相对剥夺感会引起社会心理的震荡，如果处理不当将危及社会稳定，乃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公众获得存在公正公平缺失感。社会中人们获得什么、怎么获得、获得多少，首先与个人的能力大小直接有关，当然也需要有能够实现获得的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说，机遇很重要。所谓“怀才不遇”，说的就是本事很大但却没有机会施展的意思。社会为每个人提供施展本事从而满足获得感的机会，就要做到公正公平。在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所获得的差距再大也是合理的，就获得而言，个人把握机遇的意识和能力往往决定着获得的状况。改革开放后，富裕成为正当的追求，社会阶层和群体的一些人凭借党和国家的政策走上了发家致富的路。但是，当代中国发展向人们呈现的还有另外一面，即很多情况下一些人获得财富靠的是别人不具有的特殊权力。例如，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肮脏获得、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的不义获得、关系网钻营的非法获得，等等。这些获得无论性质如何，都使人们难以感觉获得的公正公平。人们不反对勤劳致富，但坚决反对利益获得的不公正不公平；人们可以接受自身能力局限的少获得，但不能容忍能力差不多的别人因各种门道而多获得。社会公正公平缺失，就会助长歪风邪气和投机钻营，一方面为一些特权和特殊人物不依法使用权力、不正当利用关系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则使大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失去安全感。

公众获得存在事实差距感。收入差距扩大并呈严重发展态势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中国那段曾经虽然贫穷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社会主义历史，由于现实社会收入差距扩大而依然被一些人视为“香馍馍”，以致质疑现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摆脱平均主义思想的束缚，选择走非均衡发展道路后，收入差距拉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管人们习惯不习惯，出现贫穷与富裕的两端很正常，但问题是这样的差距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导致社会失控。这个限度可能难以标出一个明确的刻度，社会学家提出的“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测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方法被广泛运用，其科学价值只是为社会风险预警提供观察的路径。当代中国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心态被较大的反差所纠结，基尼系数超越警戒线的红灯不仅埋伏着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而且使公众获得陷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感知困境。既有上亿身价的巨富、千万资产的富翁、钱花不完的土豪，又有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巨大反差的现实使公众获得的社会体验倍感纠结。

公众获得存在盲目攀比感。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一般的常理，人们总是憧憬最好的生活状态，总是向往一天比一天美好的日子。但是，理想与现实存在太多的不一致，想得到的东西囿于社会条件和自身能力而不能获得，别人得到的东西因为各种因素限制自己没有获得，或者应该获得的利益却由于存在干扰而暂时失却，这些情况都是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福祉人民，共同富裕是本质的规定，把广大人民群众挤压到利益获得之外，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为。但是，人们的获得事实上不存在程度的可比性，共同富裕不是利益获得的同水平，公众获得感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不可能无差异。在这个事实面前，公众获得感应该从实际出发，既要理智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历史以及现实条件，又要客观地评估自身付出与回报的关系，避免盲目地进行攀比。如果因理想生活不能满足而失落，因比照他人生活而自卑，甚至产生怨恨、“仇富”心理，就会造成心态失衡，影响自己对公众获得感的社会体验。

公众获得感存在的以上这些问题，有的原因与个人主观因素有关，有的则是体制机制造成的客观原因。黑格尔说，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审视当代中国公众获得感，必须谨慎地对待所有这些问题。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就难以保证公众获得感处于满意的状态。

对接公众获得感是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能力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8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六集里有个道白：“人民获得感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真正的执政之基。”这句话说得好。从国家宝贵财富和执政之基来认知公众获得感的价值，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对接公众获得感作为治国理政实践最重要的能力。

从政党的理论视域看，治国理政对接公众获得感，就是实现利益整合的政党功能。政党作为社会的政治组织，其价值取向制约着利益取向。由于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各个国家政党运作规则千差万别，但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利益整合则是普遍的要求。从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运作的一般特点看，政党上台执政、下台失败，反转执政、角色风水轮流转等现象，背后透现出的其实就是社会利益整合有效还是失衡的问题。在竞争型政党制度下，政党推出的候选人能够多大程度上获得竞选胜利，往往取决于其在多大可能和什么程度上满足选民们的利益获得。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最注重的就是以公众获得感来博得选票，而一旦获胜执掌权力后，竞选时许下的诺言能不能兑现，就成为执政当局公众支持度的考量标准。这就说明，能不能在施政中对接公众利益获得，使社会利益整合，成为政党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

现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制度安排，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历史和现实选择，决定了满足公众获得感的社会诉求集中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因为它在领导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不断满足了公众获得感；广大人民群众赞同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以造福人民的事业定位给予公众获得的利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诉求与公众获得感的统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对接公众获得感的内在要求。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党治国理政有没有取得成效，要看公众有没有明显的获得感，治国理政成效显著不显著，要看公众利益获得多不多、大不大。满足公众不断提升的获得感，提高公众水涨船高的利益获得水平，使对接公众获得感成为党治国理政实践最为重要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为社会展现了满足公众获得感的新画面。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昭示了不断满足公众获得感的路径选择，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有了方向性的保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百愿景”，成为满足公众获得感的国家大前提。无论是即将要完成的全面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还是努力要实现的“中国梦”的今后理想，都是全体中国人民长期的夙愿。“双百愿景”不是愿景的许诺，而是行动的方略；“双百愿景”不是面子工程，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利益获得的伟大事业；“双百愿景”更不是画饼，而是让公众能够普遍享受得到的实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过程。

全面深化改革，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为满足公众获得感提供制度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民生问题核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领域一切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改革创新，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和突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指向必须围绕满足公众获得感的提升，“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压力和动力，来自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良好发展的诉求，来自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诉求。

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为公众获得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对提高公众获得感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可以提供公民财产私有权利的法律保证；其二，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面前无特权，可以使公众获得的机会公平和权利公正。全面依法治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没有法制保障和法治化治理，各种利益获得的乱象就难以避免。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秩序化环境的重要支撑，公众对利益获得公正公平的感受取决于法治化的水平和程度。

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为更好地造福于人民而努力工作的根本保证。从执政角度看，与公众获得感有关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途径和方式多样化了，但权力在决定和支配资源分配、流向和使用中仍然相当重要。从一定意义说，相比收入差距扩大的贫富分化，现实发展中权力滥用、乱用、歪用的情况对公众获得感的挫伤更为严重。因为它不仅让腐败官员侵吞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还有压制甚至剥夺公民获得的问题，更有制造公平公正缺失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老虎”的“巨腐败”也好，还是“苍蝇”的“微腐败”也好，“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从这个意思上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成果可以转化公众获得感的提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公众获得感十分密切。这五大发展理念，涉及当代中国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释放发展活力、挖掘发展动力的问题，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的关键所在。经历了30多年快速发展，“成长中的烦恼”使许多国家和社会治理呈现的问题影响着人们对生活幸福的感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引领发展中的中国继续前进，其中每一个理念都对提高公众获得感具有现实价值。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文件提出这五大发展理念的宗旨，就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构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从提高公众获得感的角度看，这是执政党进行社会利益整合的深远谋略。幸福是人民最大的追求，获得是公众最大的诉求。中国共产党把能否赢得民心作为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基础工程，治国理政对接公众获得感是党执政实践最为重要的能力。

治国理政对接公众获得感的路径选择

满足公众获得感是党执政的价值诉求，提高公众获得感是党奋斗的动力源泉。然而，实现公众获得感不能停留在“满足”和“提高”的一般认知上，把党治国理政与公众获得感切实地对接起来，才能在实践上兑现“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庄严承诺。因此，如何实现这样的对接，要比提出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的一般要求更为重要，对接住了、对接准了、对接好了，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才有了落地的基础。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创造丰厚充裕的物质基础。公众获得感中的利益概念当然是全面的，但物质利益是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人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出发，突出了物质利益对公众获得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国民生产的盘子做大了，公众的获得才具备前提条件。一般而言，公众获得的多少受盘子大小的制约。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党治国理政不能唯GDP，但不能不注重GDP，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是保证公众获得的题中应有之义。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还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从人类历史和世界现实看，国家强大不等于国民富裕，藏富于民才是真正的国家强大。在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和国家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把国民经济发展体现在人民群众普遍富裕起来的获得上，必须把民富国强作为党治国理政实践的道路选择。

坚持社会公正公平，建构和完善保障公众获得的制度。社会生活中，人的利益获得能力与其说是由天赋决定，毋宁说是由制度提供的。每个人都生存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能力大小无疑影响着利益获得的多少，但制度善恶优劣往往能够左右公众的获得。比如，人治社会官本位的制度下，个人能力与利益获得不直接挂钩，庸才也会有大获得，能人则可能身败名裂。又如，少数人统治的社会制度下，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剥削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具备卓越的能力，被剥削阶级少得可怜的有限获得是制度造成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公众获得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提供社会公正公平的公众获得制度，是党治国理政的实践逻辑。社会主义奉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劳动获得为光荣，以付出获得为合理。必须坚决反对以权力获得、以不法手段获得、以损害他人利益获得、以投机钻营获得。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提供公众公正公平获得的制度环境，以公正公平的制度规章为每个人提供利益获得的机会和渠道，让公众都有开发和施展个人能力的制度平台，要求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必须注重建构和完善保障公众获得的制度建设。

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安全系数。人类思想史上，有许多空想家曾经以理想主义憧憬人最佳的生存状态，但那样的“理想国”毕竟只是海市辰楼，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远大崇高的奋斗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是漫长遥远而不可触及的美好图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众过高要求的获得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基本生活的保障必须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建设思想，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党治国理政对接公众获得感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建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个人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利益缺失，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获得感的满足。

制定倾斜政策和采取扶助措施，纾解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人的手指不一般长，公众获得感不一般齐，个人利益获得的差别客观存在，即使在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时期，公众获得感也不是千篇一律。改革开放实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政策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因素导致弱势群体的出现。邓小平提出先富帮后富的思想，要求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起带动和帮助的作用，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扶贫帮困是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的一项特殊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并提出精准扶贫计划，要求“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必须制定倾斜政策和采取扶助措施，使社会弱势群体在贫富落差中也具有获得感。

以法治保障公众权益，使公众获得具有安全感。从一定意义上说，实施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是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的重要路径选择。现实中许多事实表明了缺乏法治降低公众获得感的危害。行政违纪、执法犯法、司法不公，行政违纪，不仅破坏法律尊严和国家公信力，而且对集体利益或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从不少案例和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到，由于法治保障的缺失，人民群众享受正当利益的权利受到压制和剥夺，公众获得没有安全感。因此，党治国理政对接公众获得感，必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建立在法治建设的基础上。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紧密相结合，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征，也是公众获得感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选举民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两者相结合的民主建设目的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利益诉求表达的权利，使公众在有序的政治参与中感受到主人翁地位。党治国理政实践只有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取得满足和提高公众获得感的实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治理的党建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ZZD036）

On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Party's Governing Capability and the Public's Sense of Gain

Qi Weiping

Abstract: Meeting the need of the public for sense of gain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and improving the sense of gain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Party's endeavors.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complacent about just "meeting the need" or "improving" the sense of gain, but should effectively link the Party's governing capacity with the public's sense of gain, always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y a foundation of abundant material resources for meeting the need for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gain; adhere to social fairness, and establish a sound system for securing the public's acquisition; improve the social safety-net,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security of the people in their daily life; formulate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take supportive measures to help to tackle the difficulties of vulnerable groups; protect public interests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and make the public have a sense of securit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integrate electoral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losely, so as to uphold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meet the need for and improve the public’s sense of gain.

Keywords: the public's sense of gain, governance, reform, five development ideas,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上一篇：在参与与共享中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下一篇：增强获得感：新时期反腐倡廉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