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获得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词”。准确把握“获得感”的内涵，不能简单的将其解释为“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外来概念的“同义词”，必须将其放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实现共享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 “获得感”以发展为前提，以民生为重中之重，以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为保障。“获得感”的提出明确了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落脚点和突破口， 解决了发展质量、改革成败的评价标准问题。 “获得感”是发展、改革的动力源。推动包容性发展、改善民生、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是提高公民“获得感”三个不同层面但又紧密相关的途径：发展是前提，改善民生是主要内容，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是“获得感”落实的保障。
【关键词】获得感 全面深化改革 共享 包容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2.002
自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获得感”以来，“获得感”不仅成为党中央重要会议和文件中频频提及的重要概念，也成为民众、媒体和学界的“热词”之一。但综合现有文献来看，“获得感”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对于“获得感”虽已有诸多讨论，但尚缺乏对这一概念的细致剖析；其次，“获得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词”，目前仍无法与国外建立理论与实践上的概念对应，难以实现国内外的理论探讨与经验共享。清晰界定“获得感”，建立可以为中外学者对话的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国外提升公民“获得感”的经验教训，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经验，提升我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获得感”概念解析
“获得感”（Sense of Gain）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在国外尚不存在直接的概念对应。国外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热门概念，如“幸福感”（Sense of Happiness）、“主观生活质量”（Objective LifeQuality）等，都被用来评价公民生活状况，与“获得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这些概念往往更偏重主观感知，且在评价主体、评价内容与评价标准等方面与“获得感”存在一定的区别。准确把握“获得感”的内涵，不能简单地将其解释为这些外来概念的“同义词”，而需要从提出背景、含义、特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意义等方面理解它。
“获得感”的提出背景。任何概念的提出总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获得感”的提出，正处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高速发展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二元分割严重、地区发展差异过大等方面，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这五大发展理念的归宿和落脚点——“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秦国文，2016；蒋永穆、张晓磊，2016）。因此，“获得感”这一概念，必须放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共享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
“获得感”的含义、特征及相关概念。“获得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与“幸福感”“相对剥夺感”“失去感”“失落感”“参与感”等概念存在联系。就字面含义来讲，“获得感”是对“获得”的主观感受，它是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之上的，对“客观获得”的主观感觉（丁元竹，2016）。结合“获得感”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已有研究，“获得感”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就“客观获得”来说，“获得感”要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为基础，这体现在人民群众收入增长、能够享有充分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公共服务等。但“客观获得”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利益与经济利益上的“获得”，还包括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蒋永穆、张晓磊，2016；赵玉华、王梅苏，2016），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成果（赵玉华、王梅苏，2016；林怀艺、张鑫伟，2016）以及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林怀艺、张鑫伟，2016）。不仅如此，它还体现为人民群众能够获得实现自我价值、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机会（赵玉华、王梅苏，2016；周海涛、张墨涵、罗炜，2016；翟慎良，2016）。更重要的是，“客观获得”还包含了未来维度——在拥有“当下获得”的基础上，能够确认“获得”是可持续的、不断发展的，“当下获得”在未来不仅不会消失，还会更多、更好（秦国文，2016）。
其次，就“主观感觉”来说，“获得感”不能脱离其“客观获得”的基础而存在。一般认为，同样是主观感受，“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以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幸福感”往往更强调个体心理感受、更主观因此也更容易流于空泛（王斯敏、张进中，2015），“获得感”则更强调“实惠”，更具体也更有实际意义。同时，“获得感”不仅是对于“绝对获得”的感觉，还由“相对获得感”所决定：发展不均衡、改革红利分配不公、弱势群体不断被边缘化所导致的“失去感”（张航，2016）、“失落感”（张品，2016）以及“相对剥夺感”（蒋永穆、张晓磊，2016）会极大地降低甚至消解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因此，“获得感”内在的包含了两个特征：首先，“获得感”不是个别人的获得感，而是“所有人”的获得感，它必须具有公平公正的特征，保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公正地共享发展成果；其次，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获得感”格外重要，“获得感”必须具有包容性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以及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不让残疾人‘掉队’”，正是对这一特征的生动表述。
“获得感”提出的意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获得感”，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获得感”的提出明确了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落脚点和突破口。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解决了发展和改革“为了谁”的问题（赵玉华、王梅苏，2016；杨兴坤、张晓梅，2015），在规范意义上确定了发展和改革的价值取向，明确了发展和改革的目标和落脚点，也从方法论意义上指出了改革的突破口与着力点（杨兴坤、张晓梅，2015）。发展和改革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和落脚点，而如何让全民共享发展、改革积累的成果和红利，正是当下改革所要重点突破、重点发力的领域。
其次，“获得感”是衡量发展质量、检验改革成败的试金石（赵玉华、王梅苏，2016；陶文昭，2016；《领导决策信息》首席时政观察员，2015）。“获得感”的提出解决了发展质量、改革成败的评价标准问题。“获得感”可以具体化为一系列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财产和收入的多少、教育支出比例、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养老金数额、就业率高低等。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否提高作为衡量发展质量、检验改革成败的最终标准，明确了评价主体是人民群众、评价内容是“客观获得”、评价标准是“主观感受”（蒋永穆、张晓磊，2016），避免了只以GDP增长作为发展指标的片面性，弥补了只以投入产出作为民生指标的缺憾，纠正了评价主体“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偏失，可以更科学、合理、有效地检验发展成效、引导改革方向。
最后，“获得感”是发展、改革的动力源。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可以增强群众信心、凝聚改革力量（《领导决策信息》首席时政观察员，2015）。发展、改革最终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赵玉华、王梅苏，2016）、凝聚民智、汇聚民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并不意味着改革要单向地为人民群众输出利益，而是深刻地指出了发展、改革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机会，通过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实现。
“获得感”的主要内容与具体表现
“获得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获得感”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获得感”以发展为前提。发展是“获得感”的基础（陶文昭，2016），无发展成果，“获得”无从谈起。但发展并不一定必然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发展如果忽视了公平、公正，如果造成了行业间、区域间的不均衡、不全面，反而会降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因此，发展必须以“共享”理念为导向，在发展中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包容性发展”，让全体人民特别是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未能充分享有发展红利的人群共享发展成果、发展机遇。
其次，“获得感”以民生为重中之重。“民生”即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它既包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也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文化，以及“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建立在覆盖全面、高水平、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建立在高质量、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之上，建立在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绿水青山之上。
最后，“获得感”以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为保障。政治地位显著提高，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得到实现和保障，实现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内容（《领导决策信息》首席时政观察员，2015）。不仅如此，人民群众能够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能够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到发展与改革的时代浪潮中，能够真正在当家作主中实现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也是发展与改革能够始终不偏离“以人为本”、民生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国外提升公民获得感的经验
虽然“获得感”这一具有强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概念在国外理论与实践中并无直接对应，但在“获得感”的具体表现中，国外不乏可资借鉴的经验。国际社会在“共享”发展理念、包容性发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与经验教训。
推动包容性发展。正如联合国为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所作的《实现我们所有人期望的未来》（Realizing the Future We Want for All）报告中所指出的，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已经大幅度降低。但在包括高收入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收入及健康方面的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在加剧。为此，联合国在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提出了包容性社会发展、环境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发展、和平及安全等四项核心措施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不平等问题（UN SYSTEM TASK TEAM, 2012）。实际上，自从2007年亚洲发展银行发布了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报告之后（ALI I, ZHUANG J, 2007），“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就成为世界银行、OECD、IMF等国际组织持续推动的政策倡议。而“包容性发展”因其同时强调“收入”之外更为广泛的福祉，逐渐替代了“包容性增长”概念（KANBUR R, RAUNIYAR G, 2010）。
就提出背景来看，“包容性发展”主要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取得GDP增长成就的同时，积累了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经济增长并未能全面惠及所有人，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贫困、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在理论上，包容性发展的提出与人们对于贫困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的认识发展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扶贫实践中，人们倾向于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体原因导致的，个体的低收入或“贫困文化”本身导致了贫困的持续，因此解决贫困就要通过再分配手段，给予贫困人口直接的经济补偿及社会福利；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和欧洲对贫困的认识都深入到了“结构”层面，人们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无法参与到发展之中，结构化、制度化的社会排斥才是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因此，消除贫困就要从调整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及政策本身入手，消除社会排斥、设置包容性制度、实施包容性政策（ATKINSON R, SWANSTROM T, 2012）。
“包容性发展”在实践层面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包容性”制度设计及政策措施为弱势群体及边缘群体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及保障，从而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减轻社会不平等。现有的实践经验指出，政治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发展尤其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政治对于贫困的影响上，更体现在政治贯穿了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就业促进等各个方面（HICKEY S, SEN K, BUKENYA B, 2014）。不仅如此，世界银行在中东和北非（MENA）发展报告中指出，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责任性（Accountability）是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关键所在，包容性保证了社会所有成员平等的享有最基本权利，同时意味着所有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权利和利益都是政府关注的对象并受到保护（World Bank, 2003）。印度及美拉尼西亚地区的经验也表明，实施包容性治理、进行制度改革、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实施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政策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AIYAR M S, 2015; STOREY D, 2003）。
更进一步，由于各国经验表明城市中的不公平现象和贫富差距往往要比它所在的国家更为严重（UN-HABITAT,20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3年提出了亚太地区可持续、包容性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应对亚太地区城市化进程中面对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两极分化严重等挑战（HILDEBRAND M, KANALEY T, ROBERTS B, 2013）。世界银行则针对中国的情况提出了“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从国家战略及体制改革层面分析了包容性城市化的背景、意义、挑战，提出了以人口自由流动及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原则的包容性城市化及城乡整合策略和相关的政策建议（WORLD BANK, 2014）。
值得注意的是，“包容性发展”措施在一些国家也有“跑偏”的情况。例如，印度曾在城市更新中推动建设了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等一系列旨在促进包容性发展的大型项目，但这些项目却存在偏向大城市的问题，未能实现区域间的公平与均衡，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偏离了包容性发展的初衷（KUNDU D, SAMANTA D, 2011）。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特别是弱势群体、贫困地区能够获得均衡、公平的资源及发展机遇，是“包容性发展”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虽然国际上“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与提升公民“获得感”并未直接对应，但不论从理念的内涵还是从具体落实策略来看，“包容性发展”与“获得感”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其针对的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不公、贫困及两极分化问题，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发展进程之中，使发展成果能为每个人共享。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包容性发展”来提升公民“获得感”。
不仅如此，中国与“包容性发展”战略有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因为“包容性发展”的提出主要针对的是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因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包容性发展”这一理念。2011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主题，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年会上发表了《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的主题演讲，将包容性发展从一个理论框架上升为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中提出，要“坚持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新机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际上，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中国是“包容性发展”的引领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共享”的发展理念更是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对“包容性发展”的确认。
以印度、泰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通过改革破除体制及制度障碍，是中国实现“包容性发展”、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经之路。这既包括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制度体系，也包括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而对于“精准扶贫”，“包容性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则更多的集中在如何突破单纯以直接经济扶助为主的再分配式的扶贫模式，实施以赋权、赋能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包容性”扶贫战略，在权利保障、能力开发的基础上让贫困人口能够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在发展中实现“脱贫”，在“脱贫”中促进发展。
创新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民生是提升公民获得感的重中之重。在收入分配之外，民生质量的高低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等化程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等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减少贫困人口有重要意义：首先，基础设施影响了人们的谋生方式，它在教育和健康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就业的前置条件；其次，基础设施影响了工业部门机械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及人们获取工作的便捷性；最后，基础设施将货物与市场、求职者和工作岗位、公民与公共服务连接起来，也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连接起来（SHARMA D, 2010）。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不仅如此，基础设施对于提高社会包容性意义非凡，良好的公共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使得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信息和机遇，从而提高他们参与到社会发展中的可能性（LEIPZIGER D, FAY M, WODON Q T, 2003）。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对收入公平及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CALDERÓNC, SERVÉNL, 2004）。在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提高交通设施便利性及医疗卫生设施可及性对于减轻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ESTACHE A, FAY M, 1995）。
对于中国来说，“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在城市及农村仍然普遍存在，一些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是民生“短板”，而面对社会老龄化等趋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是当前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亟待解决的问题。以现有经验来看，传统的仅依靠公共部门、公共财政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公私伙伴关系”（PPP）成为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的必由之路。
以印度为例，其公私伙伴关系主要是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伙伴合作，公私伙伴关系的领域主要包括高速公路、地铁、机场等。印度实施公私伙伴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预算不能为基础设施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因而印度政府开始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尝试将私人资本引入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第二，低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促使政府创新供给方式及治理策略。如今，印度第一批PPP项目在提高服务供给质量方面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联邦和州政府已经逐渐开始相信PPP作为一种工具能够带来更多的资金、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专长并提升服务质量。印度95%以上的PPP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1998年以来，高速公路发展计划（the Highway Developing Project）建立了15000千米的高速公路网，连接印度四大都市；随之而来的道路、码头、电厂、市政公用设施（例如通往马德里机场的地铁、孟买的机场、马德里机场的维护等）都实施了PPP项目。
不仅如此，PPP在印度州政府和城市政府层面逐步普及。给排水和土壤废物管理方面已经引入PPP。例如，Chennai与法国Veolia公司在污水处理系统、道路清理等方面开展合作。许多小公司参与的PPP项目也开始在城市实施，如公园、公交中转站、医疗服务中心、技能提升项目等。其中，在技能提升项目中，私营机构和政府共同协作，帮助人们在纺织业或个体经营等方面实现就业。教育领域的PPP也有所发展，如有些项目致力于为农村辍学儿童提供初中教育等。与传统模式相比，印度的PPP实践实现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及效益（MICHELS A, VAN MONTFORT C, 2013）。
另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PPP应用上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英国于1992年首次提出私人融资计划（PFI），2012年英国财政部进一步提出了新型私人融资（PF2）。截至2012年3月，英国PFI存量项目总投资达547亿英镑，占英国全部基础设施融资建设的10～13%。加拿大在1991至2013年启动的PPP项目达206个，覆盖范围涉及交通、医疗、司法、教育、文化、住房、环境和国防等行业，项目总价值超过630亿美元。而澳大利亚的PPP市场则更是超过了920亿美元（联合资信，2015）。这些国家的PPP项目极大地缓解了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提高了建设和运营效率，实现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长期合作共赢，为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PPP模式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世界银行曾经指出，PPP框架的缺点在于：公共部门因预算不足而引入私营资本在理论上缺乏足够的依据、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缺乏对PPP项目事前事后的绩效评估等。同时，由于监管制度的滞后、责任主体的模糊，PPP项目中对私营部门的监管往往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些缺点并不能否认PPP模式的巨大价值，面对日益增长的对于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量与质的双重需求，借鉴国外经验，以PPP充分发掘市场潜力，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转型，是中国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然选择。
除了PPP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也非常流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在医疗和养老服务领域广泛吸纳社会团体参与改革和管理。例如，英国残疾人协会（BCODP）建于1981年，协会致力于回应公共服务需求，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以及加强对众多志愿者协会的管理。作为服务使用者组织起来的团体，残疾人协会不仅发挥着自我帮扶的作用，还起到政策倡导、消费者维权等方面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作为公共服务的使用者，残疾人协会在公共服务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极大地改善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BARNES M, 1999）。培育致力于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管理，可以实现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帮扶、自我服务，极大地减轻政府负担与管理难度。中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在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而提升公民“获得感”方面的经验。但与PPP模式类似，如何既保证社会组织的活力，又实现对其有效监管，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畅通参与渠道，以“参与感”提升“获得感”。坚持民主导向，实现与人的尊严相关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是“获得感”的重要内容（《领导决策信息》首席时政观察员，2015）。不论是对于推动包容性发展，还是对于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来改善民生，畅通的参与渠道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以国际经验来看，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通过实施包括参与式规划、参与式决策在内的一系列促进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措施来实现社会包容（UN-HABITAT, 2015）。英国威尔士地区包容性政策的实施经验指出，在政府与代表边缘化人群的志愿组织（少数派团体）合作的过程中，少数派团体有强烈的参与意愿，但少数派团体之间对信息掌握程度、参与渠道了解程度的差异以及政策上的一些阻碍对参与公平性及参与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CHANEY P, FEVRE R, 2001）；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等地区，人们发现城市政府相关部门在促进对于外来移民的包容性、满足外来移民需要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于非营利组织长期对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施压而产生的，在非营利组织的压力下，城市政府相关部门才会考虑英语能力有限的移民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时的便利性（DE GRAAUW E, 2015）；在印度的一些城市，由当地中产阶级或其他有实力的地方领袖主导设计出的公共服务供给更多地考虑了这些人的利益，忽视了贫困人群和弱势人群的利益，贫困人群和弱势人群的参与不足导致城市包容性下降，因此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必须充分吸纳贫困人群和弱势人群的意见（CHATTOPADHYAY S, 2015）。以上国外经验无不指出，“包容性”必须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而不是某些强势团体对弱势群体慈善式的、施舍式的话语（陈鹏、翟宁，2011）。没有基于权利平等的包容性制度安排，没有能让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表达意愿的畅通渠道，“包容性发展”不会凭空实现，“共享”也无从谈起。充分实现人的政治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是“包容性发展”的目的，也是“包容性发展”的逻辑起点。
在参与渠道方面，在世界各国广泛实施的参与式预算、参与式规划、公民陪审团等方案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提高当地居民参与感的重要途径。国内一些地区也试点性地实施了相关项目，但在参与广度、深度、频度等方面都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惠不在大，在乎当切”，畅通渠道，让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主观臆测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才能让“惠”真正落到人民群众的“当切”需要上，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国际经验更指出了畅通参与渠道、提高公民参与水平对于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性。首先，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公共服务供给本身应当以公共价值（Public Value）为导向。而公共价值的内容是经由包括选民代表、政府官员及公民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一定的协商过程集体建构出来的，公共价值的产生必须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STOKER G, 2006），而非某一小部分人为其他人“制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其次，就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来看，以往的“产品逻辑”将公共服务生产与公共服务消费视为两个分离过程的观点无法反映公共服务的真实面貌，公共服务的核心逻辑应该是“服务逻辑”。在“服务逻辑”中，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时发生的，人们对服务质量的评价与服务能否与需求紧密契合、对服务过程的感受密切相关（OSBORNE S P, RADNOR Z, NASI G, 2013）。以此来看，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不仅仅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用户、消费者，而且是“共同生产者”。公民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不仅仅是事前表达需求、事中被动接受服务、事后做出满意与否的评价，而且是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每一个步骤都亲身参与其中，成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一。
不论从公共服务所要实现的公共价值本身，还是从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来看，畅通的公民参与渠道、深入而有效的公民参与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英国新医疗服务改革为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经验。二战以后，英国实行福利国家体制，即国家有义务向全民提供经济和社会福利。自1945年到1979年，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中心（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s）一直推行以权利为基础的改革。“病人”作为个体在以往的医疗改革中常被理解为医疗服务的被动受体，即病人更希望别人为他做些什么，而非积极参与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这种关系更多地展现了以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权，而非以义务为核心的公民权。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越来越多的实践将公民与NHS的关系重新定义为一个合作模型（Cooperative Model）。在健康领域，医疗服务需要回应和调整公民的需求，并且平衡公民享有医疗服务的权利和履行对自身健康负责的义务之间的关系。过去15年内，NHS开始改变原有的控制、需求管理、限制选择和供给的模式，推崇以病人为中心、病人和公民积极参与以提高服务质量的模式。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公民能够积极参与个人健康管理，从而减少疾病发生的风险和对专业医疗服务的需求。NHS现有关于病患参与的主要趋势包括：增加患者的医疗专业知识、不断强调患者参与和患者选择、对病人开展系统化的咨询工作等。
总而言之，以国外经验来看，多样化的参与渠道、平等且“包容”的参与权利、高水平的参与是消除贫困、减轻贫富差距、改善民生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中国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根本保障。
小结
虽然“获得感”在国外尚不存在直接的概念对应，但其提出的背景、内涵、意义及现实表现与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为减少贫困、减轻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及改革措施有非常高的相似性。与“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国外经常使用的概念相比，“获得感”更强调公平公正的“客观获得”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实际作用，在理论上有更为扎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实现了主客观评价的统一，超越了一般生活质量评价的主观性偏向；在实践中，“获得感”不仅更深刻地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与改革方向相契合，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推动包容性发展、改善民生、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是提高公民“获得感”三个不同层面但又紧密相关的途径：发展是前提，改善民生是主要内容，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是“获得感”落实的保障。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同样拥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与需要注意的挫折、教训，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但通过搭建促进国际对话的概念框架，推动“获得感”领域的国际经验研究，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于提升我国人民群众“获得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获得感提升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共享”理念视域下的包容性城市治理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6ZDA080、16B22049；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烁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参考文献
秦国文，2016，《改革要致力于提高群众获得感》，《新湘评论》，第1期，第12～13页。
蒋永穆、张晓磊，2016，《共享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3期，第74～78页。
丁元竹，2016，《让居民拥有获得感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国家治理》，第2期，第18～23页。
赵玉华、王梅苏，2016，《“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金石》，《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第3期，第15～17页。
林怀艺、张鑫伟，2016，《论共享》，《东南学术》，第4期，第14～21页。
周海涛、张墨涵、罗炜，2016，《我国民办高校学生获得感的调查与分析》，《高等教育研究》，第9期，第54～59页。
翟慎良，2016，《重“获得感”，亦重“参与感”》，《新华日报》，3月11日。
王斯敏、张进中，2015，《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光明日报》，3月14日。
张航，2016，《浅析“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34～36页。
张品，2016，《浅议“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0～15页。
杨兴坤、张晓梅，2015，《获得感语境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第6期，第27～31页。
陶文昭，2016，《“获得感”是执政为民的标尺》，《理论导报》，第4期，第21～23页。
《领导决策信息》首席时政观察员，2015，《“十三五”规划要让人民更有获得感》，《领导决策信息》，第41期，第4～7页。
联合资信，2015，《知己知彼——国外PPP发展现状及对中国的借鉴》，和讯网，3月9日，(2015-03-09)[2017-01-15].http://bond.hexun.com/2015-03-09/173872960.html。
陈鹏、翟宁，2011，《包容性增长与城市规划范式转换》，《国际城市规划》，第1期。
UN SYSTEM TASKTEAM, 2012, Realizing the Future We Want for All, NewYork: the United Nations.
ALI I, ZHUANG J,2007, Inclusive growth toward a prosperous Asia: Policyimplications, ERD Working Paper Series.
KANBUR R, RAUNIYARG, 2010, "Conceptualiz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Journal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5(4): 437–454.
ATKINSON R,SWANSTROM T, 2012,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MOSSBERGER K,CLARKE S E, JOHN P, The Oxford handbook of urban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CKEY S, SEN K,BUKENYA B, 2014, "Exploring the Politics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Towardsa New Conceptual Approach", HICKEY S, SEN K, BUKENYA B, ThePolitics of InclusiveDevelopment: Interrogating theEvi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2003, Better governance for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enhancing inclusiveness and accountability.
AIYAR M S, 2015,"Inclusive Governance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FAGUET J-P, PÖSCHL C, IsDecentralization Good For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rom Academics and PolicyMak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OREY D, 2003,"The peri-urban Pacific: From exclusive to inclusive citie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4(3): 259–279.
UN-HABITAT,2015, Habitat III IssuePapers - 1: Inclusive Cities.
HILDEBRAND M,KANALEY T, ROBERTS B, 2013,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InclusiveUrbanization in Asia-Pacific, The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15.
WORLD BANK, 2014,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The World Bank.
KUNDU D, SAMANTAD, 2011, "Redefining the inclusive urban agenda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6(5): 55–63.
SHARMA D, 2010,"Inclusive urban development: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10(2): 91–102.
LEIPZIGER D, FAYM, WODON Q T, YEPES T, 2003, Achieving the millenniumdevelopment goals: the role of infrastructure, World Bank Policy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63.
CALDERÓN C, SERVÉN L, 2004, The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World Bank Publications.
ESTACHE A, FAY M,1995, Regional growth in Argentina and Brazil: Determinants andpolicy option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Mimeo.
MICHELS A, VANMONTFORT C, 2013, "Partnerships as a contribution to urban governance inIndia and China",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10(1): 26–38.
BARNES M, 1999,"Users as citize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local governance ofwelfar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3(1):73–90.
CHANEY P, FEVRE R,2001, "Inclusive Governance and 'Minority' Groups: The Role of the ThirdSector in Wal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2): 131–156.
DE GRAAUW E, 2015,"Polyglot Bureaucracies: Nonprofit Advocacy to Create Inclusive CityGovernments",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13(2): 156–178.
CHATTOPADHYAY S,2015, "Contesting inclusiveness:Policies,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participatory urban governance in Indiancities",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5(1): 22–36.
STOKER G , 2006,"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6(1): 41–57.
OSBORNE S P,RADNOR Z, NASI G, 2013, "A newtheory for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Toward a (public) service-dominantapproach", TheAmerican Review ofPublic Administration, 43(2): 135–158.
The Connotation of"Gain" and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Cao Xianqiang
Abstract:"Sense ofgain" is a new te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accuratelygrasp its connotation, we cannot simply interpret it as being synonymous with"sense of happiness",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or othersimilar exotic concepts, rather, we must understand it in the context of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and social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development that benefits everyone. Development isthe precondition of “sense of gain”, with the people’s livelihood being the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peopleis the guarantee. The “sense of gain” statement sets forth the goal of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development quality and the outcome of reform. It also fuels development andreform. Promot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realizing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citizens are three approaches atdifferent level yet closely connected to improving the public’s "sense ofgain": development is the premise,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is themain content, and realizing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citizens is the guarantee.
Keywords: sense of gain,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sharing, inclusivedevelopment
上一篇：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势 下一篇：在参与与共享中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