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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男女惊悚小说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


2017-09-13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杨璐璐

摘要:威尔基·柯林斯的《白衣女人》和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的《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是英国19世纪60年代惊悚小说的典型代表。这两部小说都涉及了性与犯罪和家庭谋杀的主题,但作为女性小说家,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修改并挑战了以威尔基·柯林斯为代表的男性惊悚作品的程式。本文通过对《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与《白衣女人》两部作品的对比分析,具体探讨两性作家笔下惊悚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惊悚小说;女性形象;《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白衣女人》;
  Abstract: the secrets of the ladies of white dress by wilkie Collins and Mary Elizabeth brendan is the epitome of British horror fiction in the 1860s. The two novels are involved in sex and crime and the theme of the family of murder, but as a woman novelist, Mary Elizabeth brayton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n wilkie Collins represented by male thriller.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of both sexes by comparing the secrets of lady audley and the women in white.
  Keywords: thrillers;Female image;The secret of lady audley;The woman in white;
  分类号:I561.074
 
  英国文学传统中,18世纪就流行过哥特式小说,其以紧凑的情节安排和恐怖的气氛渲染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并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描写下层社会黑暗与犯罪的“新门”小说一起被认为是惊悚小说的开端。与其他主题小说相比,惊悚小说更直接地表达了女性的愤怒,详实地描述了她们在婚姻生活中的苦闷,以及来自社会、性别、家庭的种种不公。19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惊悚小说家当推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和威尔基·柯林斯,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奥德利夫人的秘密》和《白衣女人》。两部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其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情节安排上均有异曲同工之处。两部小说的题材都涉及性与犯罪,小说描写中充斥着疯狂与暴力、冒名与谋杀,情节都围绕着某个秘密或某个疑案展开;小说的结局也大同小异,即秘密被揭开,疑案得以水落石出,善恶终有报,一切回归到正常的秩序。但是,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和威尔基·柯林斯关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和小说模式的设定则完全不同。柯林斯在对社会和两性的态度方面相对较为传统,其以男性的视角表达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性别角色观的认可,揭示了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布雷登则以女性的视角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被压抑的女性情感,激发了女性对不平等地位的反抗,用清晰的表达方式向读者传递了一种来自她们自身的强烈幻想技能。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柯林斯小说《白衣女人》的主人公劳拉·费尔利是个温柔的金发美人,她沉静、可爱、温柔,具备维多利亚时代要求女性该有的一切美好品质,可以说她在男人眼里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可是,在男性作家的笔下,温柔的言语、善良的个性、细腻的感情、高雅的生活品位,恰恰变成了女性软弱的代名词,女性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而是丈夫、家庭、家族的附属品。在小说中,就是这样一个明艳可爱、美丽无助的女子却受到了“残忍男人们”的迫害。她首先屈服于父权制家长的权威,出于对父亲的绝对服从,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珀西瓦尔爵士。父亲对她的影响,甚至在父亲死后都根植于劳拉的灵魂深处,她也没有勇气和胆量去挑战父亲的权威。其次,在劳拉生活的年代,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劳拉的祖父在世时就曾交代,家族的财产都归劳拉的父亲或劳拉父亲的儿子,可是劳拉的父亲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因此,珀西瓦尔爵士与她的结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娶她进门,进而攫取她的财产。
  作为劳拉的监护人,姑父却不肯保护劳拉的利益,与珀西瓦尔串通将劳拉同父异母的姐妹安妮迫害致死,错将安妮当作“爵士夫人劳拉”举行了公开的葬礼。与此同时,他又将“正常人劳拉”当作“精神病患安妮”关进了疯人院,劳拉成为那个年代的牺牲品,是典型的父权、夫权、族权的受害者。可见,似乎不管女性生活在怎样性质的社会,她们都始终改变不了“从属”地位,无法保持人格上的独立,这也是劳拉的悲剧成因。在《白衣女人》中,柯林斯重墨描写了劳拉同母异父的姐姐玛丽安。他将她写得不像女人,有“硕大坚毅的男性嘴巴和颌骨”“男性的身材”等,甚至她的名字玛丽安·哈尔库姆都极具男性色彩,与此同时,她还有着男性的勇敢和坚强。当玛丽安得知珀西瓦尔和福斯科的密谈会影响到劳拉的幸福时,她脱下了累赘的晚装,换上了黑裙和黑斗篷,在屋顶上偷听他们谈话。窃听途中,大雨倾盆而下,她为了详细记录自己所听到的一切,顾不得淋雨,顾不得休息,这一切都展示了她的勇气。可是,正是因为这场大雨,玛丽安病倒了,在这紧要的关头她只能靠更坚韧的男人去揭开谜题。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男权主导的年代,女性没有真正的地位,即使玛丽安拥有男性的外表和性格又能怎样?女性角色的限制使她只能躲在男性身后,始终无法摆脱“配角”的身份。与之前的男性作家一样,柯林斯的小说照例有一个温情的结局,有忍耐力的女人和有决断力的男人结婚了,而婚姻成功的标志就是男性后代的产生。其实,从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宣告了柯林斯对维多利亚时期性别角色观的认同:“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耐心能忍耐什么,而男人的果断能成就什么的故事。”其奠定了小说叙事的基调,即女人做的更多的是忍耐,等待果敢男人的救赎。显而易见,在柯林斯的男权思想中,男人仍然是征服世界的强者,而女人只能做温柔的“劳拉”。
  二、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与柯林斯小说的主人公不同,布雷登独辟蹊径,以反对感伤主义为准则,用犀利的语言讽刺女性的软弱、温情,用翻转的情节表达痛恨女性对悲剧激情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信念。在《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奥德利夫人这一女性形象恰恰挑战了男权社会的权威。布雷登笔下的女人是在情欲迸发时嫁给了新郎,在受到来自丈夫和家庭的敌意时,祈求“情人”带其逃离家庭的苦海。与众多惊悚小说一样,丈夫的死亡往往是解除女性痛苦的前提,而女性则通过生病、疯癫、离婚、逃亡甚至不惜犯谋杀罪而逃出家庭。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通过颠覆“家中天使”的形象,将用来描写“安琪儿”的特点放到奥德利夫人这样一个“女妖”“阴谋者”的身上,逆转了男性作家笔下总是受人侵犯柔弱的女性形象。主人公奥德利夫人,就是曾经的家庭教师露西·格雷厄姆。布雷登在小说中是这样描述露西的:“她所到之处和光辉似无不随行。在穷人的茅舍里,她白皙的脸庞像一缕阳光般闪烁……人人都爱她,羡慕她,赞美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连阳光都格外疼惜的女人竟然犯有重婚罪、杀人罪、纵火罪。在古老的奥德利庄园,奥德利夫人为所欲为、大施拳脚。在英国,庄园是历史、文化、正统的象征,所以,在以罗伯特为代表的男性正统眼里,她冒犯了整个英国社会,亵渎了文化、传统和尊严,她在向男权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宣战。因此,小说的主人公奥德利夫人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叛逆的女性形象。
  《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是女性惊悚作品的代表,其别出心裁地颠倒了维多利亚的多愁善感和家庭伦理小说的惯例。与柯林斯小说模式的构成不同,《白衣女人》中的恶棍在布雷登的笔下都成了受害者。《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女主人公是无害的家庭女教师,她的丈夫是上流社会的一员,梦想着去澳大利亚淘金,在遭到丈夫的抛弃之后,她将孩子丢给老父亲抚养,与一个身患重病的女子交换了身份,伪造了自己死亡的假象,并使用了露西·格雷厄姆这个假名,成为一名家庭教师,继而答应了年老的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求婚,摇身一变成为了奥德利夫人。布雷登对女性主人公所在社会的批评显而易见,她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矩,冲破了僵硬观念的阻挡,在自己的小说中刻意修正、改写了男性小说的传统,挑战了他们偏执的老夫少妻模式,摒弃了女性默默承受痛苦的自我牺牲。
  三、结语

  “劳拉”和“奥德利夫人”的人物设定展现了柯林斯和布雷登作为性别迥异的小说家在惊悚小说模式构成上的不同。劳拉的悲惨遭遇,是男权思想占主导社会的必然产物,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压制下,她成为男人眼中的“天使”。而奥德利夫人的复仇行为,让所有男性读者视其为“恶魔”,殊不知,这恰恰是女性女权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小说家对男性社会、男性文化进行的正面回击,是对女性传统的反叛。女性惊悚小说家用自己独特的写作视角,充分探索自己想象的世界,意在冲破维多利亚社会的习俗和僵硬观念的阻挡,帮助女性角色发声,获得自主。即使在小说最后,奥德利夫人的“阴谋”被拆穿,以“疯癫”结束了自己的生活,但至少她在与男权社会周旋的斗争中,冲击了庄严传统的男性世界,戏谑了男人们自以为聪明的男性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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